玄同先生：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文中符号，到不得已的时候，自然用得。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的时候，自然当用虚点做符号，方能清楚。就是引用古书，或他人的话，中间不关紧要的，也可以省略，用虚点代之。本名旁加符号，往时本有此法。但是人名地名，要用单画双画分别不用，还要讨论一番。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 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钞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许多作者，供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形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此时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那能算是国语呢？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话中常用的文话(像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应当尽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才做得到“文言一致”的地步。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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