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在《唐山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论文《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陈独秀对中西文化认知之比较》,作者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和陈独秀置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下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下,来细究两人对于中西文化认知的异同点,重新认识激进论和调和论之间相互激荡的较量。 首先,两人关于中西文化认知的基础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集中体现在对孔子儒家学说的批判上,陈独秀更是以《新青年》杂志作为批孔的主要阵地,同时,两人都主张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对于中西文化的调和上,无疑,李大钊态度是相对温和的,陈独秀是比较激烈的。 其次,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对于中西文化认知上有着明显的异同,都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其缺乏活力和压制个性,但是两人批判传统文化的力度不一样,陈独秀的批判相较李大钊而言更为激烈,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范围广泛,而且相当严厉。李大钊更多的强调的是不要将孔子偶像化;两人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不完全一致,陈独秀对中西文化的认知中,展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褒西贬中”倾向,存在着相当的“崇西”情结,李大钊则强调中西文化各有短长,他更多强调的并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时代性差异而是民族性差异;两人对待调和论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两人在认知、评价中西文化方面存在上述差别,造成了两人对待中西文化调和论态度的迥然之别,陈独秀强调新旧之间的对立,李大钊并不希望激化中西文化之间、新旧之间的对立。 最后,作者认为李大钊、陈独秀对中西文化认知产生差异的根源原因是多方面的,两人个性上的差别,李大钊性格更为温和宽厚,而陈独秀在个性上则较为刚烈狷急;两人对文化演进的理解不同,陈独秀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自我救赎的能力,需要用外来文化尽量取代固有文化,李大钊更关注的是一个文明内部兴衰转承的不断循环,中国的自我救赎能力蕴含在固有文化之中;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彰显上,陈独秀在意识层面对民族主义情绪是有所保留的,李大钊在评论中西文化时却没有避讳这种情绪,反而是有意识地予以彰显。 基于此,作者认为,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在认知中西文化方面的这种温和与激进之别,其实也影响到了两人自身思想的发展。李大钊之所以比陈独秀更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与他主张调和中西文化的观念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而李、陈两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革新派的重要代表,两个人在看待中西文化问题上存在着上述差别,这再次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多歧性”与多重面向,激进论与调和论的相互激荡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认知中西文化的完整画面,两者在不断的较量与对话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传统。【通讯员 王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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