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陈独秀的无奈与困厄

1926年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國民革命處在轟轟烈烈的高潮，也進入了大失敗的前夜。即使在今天看來，當時的局面仍顯得撲朔迷離，難以把握。這是歷史上敏感而脆弱的時刻，各種矛盾和趨勢交織在一起，事態發展總處於十分微妙的情境中，瞬息萬變。因此，對那個年代的革命者而言，這是一個危險而困難的關口，或者說，是決定命運的時候。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便是在這個時候陷入了重圍。

一、進退兩難

20年代國民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錯綜複雜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複雜性從當時理論上的混亂狀況可以窺見一斑。

經過重新解釋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自然是國民革命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各派政治力量還擁有自己的理論和信仰：中共的理論指導來自共產國際，主要是列寧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的理論；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奉行的是戴季陶主義；列寧死後，斯大林又有一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此外，更有陳獨秀獨樹一幟的「二次革命論」。

創建中共時，他與他的戰友們，曾想在中國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共二大時，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分兩個階段進行，當前只能與資產階級聯合，進行民主革命性質的國民革命。在他心中，就是建立民主政治而奮鬥。但是，在這個革命中如何處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及國共關係，他既無思想準備，又無經驗可以借鑒。在如何革命問題上，他雖然修正了過去理想主義的目標，卻未能找到一條更客觀而切合實際的思路。更其困難的是，他必須顧及國民革命中並行的各種理論主張，尤其是第三國際的旨意。他只能在自己的見解與各種主張的摩擦和衝突中，尋找折中調和的辦法。因此，當1926年的形勢變得越來越複雜而嚴峻的時候，他的政治生涯也變得越來越艱苦、困頓。

1926年元旦，國民黨「二大」在廣州隆重開幕。在表象上，這次大會呈現出國共之間親密合作，團結奮鬥的樂觀局面；而實際上，兩黨關係已到了十分脆弱的境地。國民黨內除了頑固的反共分子之外，相當一部分贊成國共合作的人士，也不能容忍中共在它內部的活動。至於兩黨間的政見分歧，一方面已使雙方裂痕日深，另一方面與國民黨內的政治鬥爭糾纏在一起，引出無窮的紛擾。因此，對於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而言，國共關係已成為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他認為黨內合作這種形式不能再堅持下去了，因而數度提議中共退出國民黨。

當中共建立之初，共產國際的使者奔走於廣州、上海、桂林之間，極力說服國共兩黨進行黨內聯合時，陳獨秀就明確表示反對。他指出，兩黨的宗旨和和階級基礎不同，中共加入國民黨將會「混合了階級組織」，「在社會上信仰全失，永無發展之機會」；而國民黨「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1）。但共產國際認為，這些顧慮是沒有必要的。馬林極力開導說，國民黨並非單純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由工人、農民、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共同組成的階級聯盟。中共加入進去正可以獲得發展的機會。況且國民黨組織鬆散，幾乎是一個有領導沒群眾的空殼，中共的加入有利於改造國民黨，使其更富於革命性。

然而事實表明，一個政黨的階級性不是輕易就能改造過來的，國民黨也並不是一個可以隨意容納異己力量的空殼。在聯共的問題上，一部分國民黨人包括孫中山在內，一開始就有控制中共的意圖，他們對「容共」的理解就是合併共產黨。他們不能容忍中共在國民黨內保持獨立的政黨地位。有鑒於此，陳獨秀在1924年9月致函維經斯基，要求實行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聯合的路線，遭到拒絕。其後，國民黨內排共、反共的呼聲此伏彼起。陳獨秀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張繼甚至要求孫中山開除自己，即是說你不退出我退出。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這種帶感情色彩的摩擦很快上升為理論和政策上衝突。1925年夏季，戴季陶在上海拋出兩本小冊子，從理論上否定了國共合作的基礎。不少國民黨人對戴季陶的理論備極稱贊，並付諸實踐。

這樣，陳獨秀對改造國民黨便失去了信心。他現在擔心的是共產黨會被國民黨所控制和改造。此時正遭逢五卅運動的失敗，他已得出資產階級不革命的結論，對階級聯合的前途更不抱希望。因此，他認為無產階級不應該再與資產階級「混合」在一起，否則將無法執行獨立的政策。1925年10月，陳獨秀再一次提議退出國民黨。

關於中共在國民黨內的獨立性問題，首先是共產國際提出來的。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一份關於國共關係的決議中指出，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2）陳獨秀關於退出國民黨的要求，便是依據國際指示，融匯了自己的見解後提出來的，然而莫斯科再一次駁回了陳的提議。至於中共「獨立性」的危機，它要求，通過聯合國民黨左派，共同孤立、反對右派，來推行反映共產黨主張的革命政策，解決這一難題。

不妙的是右派似乎越反越多。1925年11月，西山會議派在北京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國民黨，致使廣州的國民黨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都難以湊足法定人數。更加不妙的是，致命的懮患並非來自右派而是「左派」。1926年3月20日，一向為中共及蘇俄顧問所倚重的「左派」領袖蔣介石悍然發動了以反共排俄逼汪精衛為目的的「中山艦事件」，將國共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5月15日，國民黨中央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對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范圍及方式作了嚴格的限定。這是一次通過「合法」程序而進行的大規模的排共行動，它使中共在幾乎無從抵抗的情形下挨了一記悶棍。陳獨秀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他認為在此情形下要求中共在國民黨內執行獨立的政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堅持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於是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就這一問題引起了一場爭論。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論文，「最嚴厲的批評」中共中央的意見，共產國際則派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來華，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傾向。陳獨秀再次「痛陳必須退出國民黨」的理由之後，表示服從國際決定。

後來陳獨秀在反省這一段歷史時後悔自己「主張不堅決」。其實，他當初之不堅決也是不得已。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只有在廣東政權的範圍內，中共才能有比較自由的空間，廣東區委是當時中共地方組織中唯一能公開存在的機構。另外，留在國民黨固然處處掣肘，難道退出之後國民黨就能更寬容地允許中共的發展和壯大？這是黨內同志反對退出國民黨的關鍵理由。總書記無法在這一點上說服他的同志們，尤其不能說服廣東的同志。他只好在留在國民黨與退出國民黨之間尋找折中的方案，以力求不退出國民黨又不被國民黨所左右。

二、滬粵之爭

由於總書記陳獨秀始終不願意將中共中央機關遷往廣州，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共廣東區委便處在國民革命的最前沿陣地，在許多方面走在中共中央的前頭。區委書記陳延年乃陳獨秀長子，他精力充沛，才能卓越，自1924年夏天赴任廣州後，就將廣東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其他領導人如周恩來、羅亦農、張太雷、惲代英、彭湃、阮嘯仙等都是血氣方剛，才華出眾的革命者，在艱難的1924和1925年當中，他們發動了60多萬農民起來參加國民革命，組織了長達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幫助國民黨平定商團叛亂，征討陳炯明，驅逐楊、劉，為廣東的統一作出了卓著的貢獻。蔣介石說：「十個國民黨人也不及一個共產黨人的力量。」

在認識上，廣東區委年輕的領導者們也沒有陳獨秀老頭子那樣的苦惱和顧慮。他們對革命懷著神聖而純潔的使命感，對社會主義的蘇聯由衷地向往。他們一開始就不相信國民黨那些爭權奪利的昏朽官僚能領導國民革命，而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因此，他們在國民黨內有種強烈的主體意識，比較能夠接受鮑羅廷「革命專政」的思想和共產國際關於領導權問題的指示。他們與國民黨左派合攏在一起，強迫推行左傾政策，並力圖將右派驅逐出革命陣營，以實現政權的「革命化」。對於中共中央以客卿自居，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退出國民黨的做法，廣東區委堅決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自動放棄爭奪領導權的陣地，是要不得的退讓政策。

在上海方面，陳獨秀自五卅運動後就認定了無產階級不能夠領導資產階級，即使中共有力支配國民黨，也沒有實力作後盾，如果按照廣東的「進攻」政策硬干下去，包辦國民黨機關，爭奪政權，則連國民黨左派也會群起反對，中共必陷於形單勢孤；而強迫推行左傾政策，勢必會將「不革命」的資產階級逼出革命陣營，給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以可乘之機。因此，他批評廣東區委政策左傾，在國民黨內以左派自居直接與右派衝突，致使統一戰線中一切分歧都演變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爭，並且使國民黨左派放棄責任。他主張退出左、右派鬥爭的漩渦，讓國民黨左派同右派自己去鬥，中共只在外圍支持、贊助左派。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四屆三次擴大會議對此作了全面闡述，並制定了一個左派政策，即「擴大左派，與左派密切的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攻右派。」（3）也就是說，在國民黨內扶起一個強有力的左派集團，作為中共的同盟軍。

為了督促粵區切實執行上述左派政策，7月擴大會議之後，中共中央特地發出了一封給粵區的信，指示不可包辦國民黨，要盡量地讓左派自己起來負責任，要讓左派也有群眾，有力量。粵區的反應迅速而激烈，他們在給中央的復信中表示異議。於是，滬粵之間由進攻和退讓的爭論又引出了一場關於國民黨內究竟有沒有左派的爭論。這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專門就左派問題進行了兩次討論，得出的結論是：第一，只有左派的群眾，沒有左派的領袖，將國民黨上層某人某人當作左派領袖是滑稽不可靠的；第二，國民黨內的所謂左派只是由於利害關係暫時地親近共產黨，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軟弱動搖，我們若將革命的責任放在這些左派身上，是要大上其當的；第三，我們如果指望左派而自己不去積極領導群眾，是於國民革命有危險的。

粵區討論的結果，實際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左派政策的可行性。陳獨秀深感苦惱，他抱怨粵區受鮑羅廷錯誤觀念的影響，自行其是，乃至有了鮑羅廷的意見就不尊重中央的意見了。他批評粵區的見解「非常危險」，認為其錯誤在於對左派領袖要求過高，以共產派的觀點來要求他們。

這樣的解釋並不能說服粵區的同志，他們認為中央不了解具體情況，政策脫離實際。當時廣東的政治形勢已日趨惡化，在反擊右派的進攻中，一向被認為是最好的左派領袖甘乃光態度曖昧，一般左派也發揮不了實際作用。因此廣東區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堅持否認左派的存在，說：「至於左派呢，也沒有這回事。」（4）

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否認左派的存在，按照廣東的這種「謬誤理論」發展下去，勢必造成國共兩黨的直接對峙，其出路只有兩條：「一是與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國民黨而領導群眾和國民黨衝突，」（5）也就是說，要麼被控制，要麼鬧翻。因此，中共中央在12月的特別會議上又通過了一個關於左派問題的決議案，「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群眾。」（6）

滬粵之間的爭論，歸根到底是領導權問題的爭論。中共中央所推行的退讓、以及左派政策，旨在從資產階級爭取小資產階級，形成聯合的左派力量，並避免革命陣營內的階級衝突。這一政策有其現實的意義。然而放棄政權，以在野黨自居，將希望寄托於各有懷抱的左派，顯然是於自身有害的。粵區的一再質疑無非是說，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寄希望於他人。

當滬粵之間在領導權問題上爭論不休的同時，國民革命軍已出師北伐，革命重心已由廣東推進到長江流域。這期間政治形勢的戲劇性變化給陳獨秀實踐其民主理想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與此同時，上海與廣東的分歧開始演變為總書記與全黨同志間的分歧。

三、倒蔣？扶蔣？

1926年7月，廣州政局經過幾個月的動蕩之後又漸趨平靜，國民黨內的權力紛爭已告一段落，蔣介石取得了黨、政、軍大權，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號令一切。此刻，蔣總司令大權在握，躊躇滿志。在控制了廣東的局面之後，他大張旗鼓，號令北伐，欲建立以他個人為中心的中國革命的局面。

北伐的軍事行動帶來了形勢的急劇變化，給3月20日以後剛剛形成還未穩固的新秩序以巨大衝擊。首先，蔣介石的總司令威信由於其嫡系第一軍的惡劣表現而「一落千丈」；其次，左派要求恢復政治上的指導權發起了「迎汪運動」；同時又有軍事實力派唐生智在迅速崛起。蔣介石因此十分不安，深恐中共依恃民眾力量，擁汪聯唐以報3月20日之仇，乃於9月中旬，派胡公冕到上海見陳獨秀請幫助維持他總司令的地位，同時在政治上極力表現左傾。由此可見，在北伐出師後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中，中共一時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中共自身的力量也在北伐中得到充實發展，處於比3月20日之前更為有利的形勢。如若乘勢倒蔣，是有機會的。

陳獨秀在倒不倒蔣的問題上拿不定主意。以他對蔣介石軍事獨裁的防範以及他在中山艦事件後的部署看，他未嘗不想倒蔣。但他認為在北伐途中倒蔣是十分危險的。權衡利弊之後，陳獨秀決定擁汪聯唐以制蔣，也就是使汪精衛的黨權制裁蔣介石的軍權；使蔣、唐之間的軍權相互制衡；同時，以民眾力量牽制蔣的獨裁傾向。於是，中共中央先是作出了一系列關於汪、蔣問題的決定，指示廣東區委積極地與國民黨左派一起進行迎汪復職運動。同時，指示湖南區委幫助唐生智發展軍隊，取得兩湖政權，不可抑唐。

然而，不論是擁汪，還是聯唐，陳獨秀都做得小心翼翼，要求以不倒蔣，不逼蔣離開北伐為前提。他一方面對蔣已不存幻想，認為其左傾表現「絕不是他已有絲毫覺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敵將士及後方民眾的反蔣空氣，再加以軍事的失敗逼他不能不如此」。（7）另一方面，他又主張維持蔣介石的總司令地位。他似乎想通過權力制衡，使老蔣永遠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左傾。這樣，他的抑蔣舉措實際上成了一面制裁一面姑息。尤為不得已的是，當蔣介石在江西戰場四面楚歌之際，陳獨秀為了北伐大局，還不得不扶了他一把。

這一扶，蔣介石便萬分僥幸地逃過了滅頂之災，陳獨秀的麻煩則接踵而至。江西克服後，蔣介石在軍事上站穩了腳跟，頓時揚眉吐氣，從此結束了被迫左傾的歷史。對於中共幾個月以來擁汪聯唐的制裁舉措，他表面上陪著小心，心裡痛恨不已，因此，在經歷了一番倒運的體驗之後，蔣介石反共和獨裁的決心更其堅定。

陳獨秀對蔣介石的無奈，說到底是對資產階級的無奈。他明明知道蔣介石要反共，要軍事獨裁，但他還是眼睜睜地放過了一個倒蔣的良機，姑息了最危險的敵人，陷自己於被動。

不過話說回來，策略的失誤畢竟不是最主要的。就算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倒了蔣，也未必能從此擺脫實力派的控制。而倒蔣之後北伐的前途，則無法預測。因此，問題的要害始終在於中共自身的沒有實力，需要依靠別人，請求別人來革命，便只好時時處處陪著小心，以維持脆弱的合作關係。

四、「左」「右」失措

民眾運動，是中共在國民革命中唯一能掌握的比較實在的力量，也是中共作為無產階政黨參與領導國民革命所做的主要工作。可是，這一工作的開展，馬上就引出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成為國共關係中解不開的死結，常使中共處於受打擊、被防範的境地，兩黨不同的主義信仰也集中在這裡交鋒。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態度，也像對待其他問題一樣，左右為難，又一心想在其中貫徹民主原則，結果陷自己於孤立。在黨內看來是放棄領導權，討好國民黨；在國民黨看來是煸動階級鬥爭，破壞國民革命。

對於來自國民黨的攻擊，陳獨秀歷來針鋒相對，同反對階級鬥爭的新老右派纏鬥不休。他強調，民眾運動是使國民革命成就為一個民主革命而不只是民族革命的唯一保証，因此，他極力督促國民政府支持和保護工農運動，乃至於為此向「敬愛的國民黨涕泣垂淚而道之」。

然而，陳獨秀對民眾運動又多有限制，時時注意糾正其中的過火行為，力圖將階級鬥爭局限於國民革命的範疇內。他說：「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8）他始終主張階級鬥爭的宗旨在於「用強力發揮民主政治的精神」（9）。因此，在北伐出師後蓬勃發展的民眾運動中，陳獨秀沒有擁民眾力量以自重的打算。他的注意力放在提倡民權，防止軍事獨裁的問題上。他號召國民會議，號召民眾直接參與地方政治的奮鬥，並指示中共地方組織全力以赴開展這一運動。9月份中央局的政治報告說：「北伐軍佔領湘、鄂後，我們便乘此機會愈加迅速地擴大民眾運動，發表當地民眾對於政治的總要求，進行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權力。」（10）這就是說，首先造成人民管理政權的事實，然後中共「以在野黨的資格代表民眾利益向政府發表主張」（11），從而迫使國民黨政權所及之地與民權合作，實行民主政治。

這就是陳獨秀為了實現武力與民眾相結合而設計的方案，只要參照一下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以及民眾運動的具體情形就知道，這種書生氣的政治主張是斷然行不通的。北伐開始後，國民政府在民眾運動上的態度已急劇右傾。他們雖然還需要北伐道上的民眾，在後方卻已日行其高壓政策。蔣介石打下南昌後，江西的工農也慘遭迫害。事實証明，政權始終是在軍事勢力的掌握下，通過民眾運動使人民參與政權的管理和牽制軍事獨裁的傾向只能是一廂情願。

另一方面，在軍事力量比較左傾的地區，工農運動得到充份的發展後，也不可能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共造民主，工農群眾必將提出比參政更為徹底的經濟解放的要求。一場由下而上的革命風暴不可能通過任何主觀的努力被限制在一個嚴格的範疇內。北伐道上的民眾運動，尤其是湖南農民運動很快就衝破了國民革命的界限，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的問題已上升為國民革命與土地革命的問題。如果說前者還能在民生主義的基礎上含糊並存的話，後者則無論如何難以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所接受。總之，局面在失去控制，國共矛盾已到了最後解決的時候，中共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

陳獨秀所堅持的國民會議在野黨之類的主張，開始被黨內同志所拋棄。他們提出了遠為現實和急進的方案。廣東區委在11月份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組織民眾與政府對抗。他們認為，李濟深轄下的廣東是新軍閥的政權，中共要及時改變以前與國民黨的關係，站在民眾方面與政府對抗並預備暴動。繼廣東之後，湖南區委從另一角度提出了急進的主張。他們建議迅速滿足農民的一切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將國民革命推向新的階段。這同樣意味要衝破聯合戰線的一切束縛，由中共領導農民向一切反赤力量包括國民黨宣戰。

陳獨秀清醒地看到形勢已到了十分危急的關頭，但他沒有接受湘區和粵區的意見，仍想盡一切努力將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繼續下去。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又一次向大家說明：「中國目前的爭鬥是要繼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和反軍閥地主劣紳土豪的民主運動」。他要求大家不要忽略了這個當前的主要目標，不要過早地陷自己於孤立。針對已經出現的危險局勢，他提出「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12）。他認為，只有防右反左，使雙方都作出妥協讓步，才能拉近左右之間越跑越遠的距離，防止革命陣營的崩裂。

漢口會議之後，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傳到了中國。這個決議貫徹的是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最新理論。他要求中國共產黨：（一）不能退出國民黨；（二）要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這樣，陳獨秀防右反左的努力在遭到徹底失敗前已宣告破產，他的一切理論、政策、實踐至此也已宣告破產。1926年的歷史是陳獨秀政治生涯失敗的總記錄。當不幸的1927年到來之後，他除了在混亂當中，在更加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重復1926年的錯誤和失敗之外，並不可能有更多的作為。

結語

在本世紀民主革命的潮流中，陳獨秀是以領袖群倫的雄姿登上歷史舞台的。他披荊斬棘、勇猛無畏的精神世無其匹。然而，在20年代國民革命中，他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優柔寡斷軟弱無能的機會主義者形象，一個似乎不太光彩的失敗者形象。他倡導了一場革命卻被這場革命所淘汰，他締造了一個黨，最後被自己的黨拋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僅僅是陳獨秀個人的不幸，只有那個時代以及那場革命可以解釋這樣的命運。

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中，陳獨秀充當了一個艱難而別扭的角色。他是一個肩負重任四面受敵而沒有力量的總書記，在無法避免的困境中作著力不從心的努力。他大刀闊斧不計成敗利鈍的作風在這種力不從心的努力中表現為少謀難斷，顧此失彼，或一意孤行。他嘔心瀝血夙夜勤勞最終功不抵過。

　　作為一個思想者，陳獨秀始終是孤獨的。他不顧當時「世界革命」的要求，固執地將國民革命的前途定格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然而他那套既放棄無產階級眼前利益，又不利於資產階級的二次革命學說不為任何現實的社會階級所需要。他於是在危機和挫折面前作著越來越主觀的努力。他並非完全地無視現實，很多時候他能對現實作出極清醒客觀的判斷，但是為了理想，他所制定的決策就摻進了太多主觀的成分。他不願徹底依靠某種現實的社會力量，也不與外來力量合作，欲以一介書生之耿介與率真，在那樣複雜的局面和血腥的糾紛中貫徹其民主政治的理念，這幾乎是一開始就註定了要失敗的。

註釋

（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5、94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3）（5）（6）（10）（11）（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17、120、385、393、250、309、381-38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

（4）（7）《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471頁。

（8）陳獨秀：《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1926年9月23日《向導》第172期。

（9）陳獨秀：《說東問題與國民黨覺悟》，1919年5月26日《每週評論》第2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