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唤醒国民魂——陈独秀创办报刊心路历程探索

内容摘要：

陈独秀从事学术文化活动，早年是从创办报刊开始的。开端发轫于《国民日日报》，继而创办《安徽俗话报》，而发扬光大于《新青年》，同时又为针砭时政创办《每周评论》。就其创办四种报刊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从康梁派，转变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而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他的创办报刊思想发展轨迹：

文倡大义字挟严霜  主编《国民日日报》

开通民智宣传革命  首创《安徽俗话报》

发动新文化运动    创办《新青年》

与时俱进针砭时政  创办《每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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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陈独秀，是近代新文化新思想的最早传播者，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其学术文章不失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当他步入社会崭露头角时，即知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可开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而影响一国的历史，而推动其发展进程。他深悉宣传革命，必须创办报刊，通过传媒而唤醒民众。他办报刊发轫开端于《国民日日报》，历经《安徽俗话报》，而发扬光大于《新青年》，并为针砭时政、急谋革新而致力于《每周评论》。显示出他宏伟的学术视野，并能够驾驭新闻媒体大场面卓越的学术论政才能。观其创办报刊心路历程的发展轨迹，从“惊钟适铎”、“开通民智”，以至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终结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文倡大义字挟严霜  编辑《国民日日报》

《国民日日报》是在清朝政府加强对言论的控制，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对《苏报》与“苏报案”的一干人进行迫害（1），和对国内新闻出版活动肆行摧残的紧锣密鼓声中，以迎战的姿态，在封建反动势力黑云压城的逆境中诞生的。它创刊于1903年8月7日，社址设在上海英租界二马路中市街，该报由革命党人谢小石出资，外国人高茂尔（A.Gomoll）的名义发行（2）。担任主编的是陈独秀（陈由己）、章士钊和张继，尚有何梅士、谢晓石、苏曼殊、陈去病、林犭解、金天翮等。这些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成员，如章士钊、张继、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其中章、何、张都参加过《苏报》的活动。另一方面是刚刚回国不久的学生，如陈独秀、谢晓石、苏曼殊。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的革命团体青年会的成员，和军国民教育会有关活动的参加者。当时陈独秀刚由日本回来，在故乡安庆进行革命活动，5月17日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被清廷巡抚聂缉规“令县首访扑陈某（独秀）”通缉而逃亡上海，协助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负责全部文稿的校对，帮办总理编辑工作，两人耳鬓厮磨经常工作到深夜，每每到次日清晨才离案休息。这是陈独秀司媒传、办报刊发轫的开端。

当时办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人手少物质条件差，陈独秀住在上海昌寿里一个小阁楼上，终日勤奋笔耕，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有一天早晨章士钊见他袒衣露服，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惊讶地问：“仲甫，是何物耶？”陈独秀看了看自己身上，漫不经意地答道：“虱耳。”由此可见，当时生活在颠沛流离艰苦环境中的陈独秀，为了唤醒民众，寻求光明，信念多么执着！办报多么认真！后来章士钊在回首这段往事时，赋诗赞道：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陛梁。

   《国民日日报》内容丰富多彩，有社论、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批评、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骘、南鸿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个人行为、说苑、文苑、小说、本埠日记等栏，还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它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主旨，版面篇幅取材较《苏报》新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之一。但是与《苏报》也有点不同，它在坚持革命立场的同时，比较注意宣传的策略，论调“较《苏报》之峻急有差”，吸收《苏报》被封的经验教训，不“为爆炸性之一击”，不作孤注一掷，使报纸尽可能站住脚跟，锲而不舍地“造国民之舆论”（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然而它毫不隐讳它的革命立场。它称清朝统治集团为：“独夫民贼”，为“北敌”；它指责清朝统治者所维护的政体，是“以民为畜类”“任凭作弄”的“专制政体”。在发刊词中，它公开标榜，它的办报目的，是为了“图国民之事业”；是由于“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它发表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公然摒弃清朝皇帝的帝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的办法纪年。“以发汉种民族之观念”，成为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革命派报纸。

陈独秀对《国民日日报》办报的指导思想、言论观点和总理编辑事宜的章士钊是共识认同的，他为《国民日日报》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当时由于正值清王朝强弩之末之际，在那黎明前黑暗的年月里，它所刊载的各类言论、诗文，大都不署名，以防作者遭受迫害。因此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于陈独秀之手，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

第一首《哭汪希颜》，见1903年8月9日《国民日日报》。这是陈独秀由信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革命派，用“由己”的笔名发表而公诸于世的第一首古体诗，诗的全文为：

凶耗传来不忍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自注：吴君茂良以事亡于上海，故兼悼之）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上述七绝据汪希颜哲嗣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内称：本诗原题为《无耻人草成七绝四首哭汪希颜》在《国民日日报》发表时漏掉了其一。原诗是：

   盛名久已播邯郸，客路崎岖未识韩。不及认亲先永别，徵声犹未对燕丹。

    以上七绝四首，从诗情、诗意上看，汪希颜是一个热血澎湃，思想激进的青年。他虽未与其萍水相逢，直接谋面订交，但从其亲属（汪孟邹、汪原放）的言传意会中，得知认识共同，心神契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进而成为相互“久仰”的知己。诗人痛惜友人英年早逝，未及能象三闾大夫屈原在〈国殇〉中所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保卫国家效命疆场而为国殇，又未能谋求“联邦新制度”，即“魂魄毅兮为鬼雄。”既富感情，又抒激愤，确是悼亡友、遣悲怀的诗中隽品，活脱脱反映了陈独秀早期学术文化革命思想能够与时俱进的写照。

第二首七律是《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见1903年8月17日《国民日日报》。全文为：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西乡隆盛在日本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公元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曾率武士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为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从而开创了日本新纪元。后来由于新政的进一步推行，难免不影响甚

至损害士族的利益。西乡从封建士族立场出发，和新政的矛盾，很快就在改行兵制的问题上爆发出来。兵制这一项改革，本来是日本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西乡知道，征兵令公布后，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部下和废藩置县的有功的近卫军不久就会被淘汰。他不能坐视他的“袍泽”们的失落甚至变成罪人，必须设法给他们找一条安稳的出路。于是西乡发现只有通过对外征战，才能对士族寻求出路和实行军事独裁的唯一途径。1873年，西乡拼命主张征韩，在攘外用兵问题上与执政发生分歧，愤而辞职。正当鹿儿岛武士称兵作乱，西乡即被拥戴为领袖，兵败身负重伤，命部下砍下头颅，英雄末路，大有楚霸王兵败鸟江，自刎将头颅赠予故人的悲壮气概（3）。西乡隆盛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前国人题咏甚多，陈独秀对西乡的悲剧，也为之忉怛感慨，诗中虽未明显表示惋惜与同情，只是写出一个“男儿本自重横行”自律坚强的形象。西乡最后兵败身死，是失败了，然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西乡所促成的明治维新大事业，使日本国人深受其惠，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成功。反顾陈独秀的一生，始而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启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总司令”开天辟地“建党有功”。继而蒙冤负屈，身背恶名。最后穷愁潦倒，颠沛流离，老死异乡，无往而不是与西乡隆盛的心路历程相契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诗人坚信英雄不能单以成败论，他在《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文中说到：“我平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果决坚强的论断，早在风华正茂的1903年，事业的曙光刚刚在冒出地平线时，就已显露而折射出朕兆了。所以诗中的结尾句：“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这既是对西乡隆盛的定评，又是他本人宏图抱负的思维定势。1903年冬，陈独秀回安庆度假，临行章士钊和刘师培为他饯行，他将此诗各书条幅馈赠章、刘。当章士钊接到这首饶有恢弘气度署名“陈由己”的手书，不禁为之感叹道：“诗标其人，仲甫就是这样一匹不羁之马啊！”刘师培也深为友人“忠于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所感动，当即在诗下题道：“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这段文字情缘加深了他们三人间的互识，引发了嘤鸣友声的佳话。同时也标志着陈独秀青春豪气，从而施及到他晚年清操自守晚节高风，萧然白发老书生气质的善始全终。

陈独秀早期在文学革命实践中，重要方面就是翻译介绍西方文艺思潮。1903年，他曾为苏曼殊译的雨果《惨社会》作了润饰修改工作，刊于《国民日日报》。小说贯穿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写一个思想激进，充满献身精神，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英雄男德，借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和政见，来表明反清的决心与鼓呼民主与科学的实现。全书共十四回，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至十一回的大半回时，因报纸被迫停刊，这部作品后经陈独秀补译，接续至十四回而结束，改名《惨世界》，署名“苏子谷、陈由己同译”，以书刊行于世。这是雨果《悲惨世界》一书在中国较早的译本。

《国民日日报》经章士钊、陈独秀惨淡经营只三个月即停刊，停刊原因主要是当报纸出版时，就引起清廷反动政府的极大不满，创刊不久就遭到两江总督魏光焘下禁报令，并通知所属府州县厅，严禁“寄售”和“买看”。在北京的外务部也行文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把持下的总税务司，要它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同时堡垒易从内部攻破，报纸出版不久，内部的经理、编辑两部，因权限问题发生分歧，大起争执，导致对簿公堂，虽经调解，元气大伤，终于在1903年的12月1日停刊，前后只出版了三个月零二十三天。

              开通民智鼓吹革命  首创《安徽俗话报》

20世纪初，安徽的革命志士开始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以期唤起民众，共同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展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创办报刊。陈独秀主持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是当时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俗话（白话）报刊之一，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此前不久，安徽革命志士，曾开演说会于安庆藏书楼，陈独秀（当时署名陈仲甫）发起组织爱国会，在1903年5月他与潘晋华两度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都因清政府的压制而未能实现。1904年初，陈独秀因年前《国民日日报》停刊，由上海回到安庆，他一回到家乡，每天都到桐城学堂，日与房秩五（宗岳）、吴汝澄（守一）等纵谈时事，议论之中，他们共同感到开拓风气，唤起民众之重要，于是商定筹办《安徽俗话报》，宣扬民主、自由思想。据房秩五回忆当时情况：“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忆余在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交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壬寅秋，先师吴挚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安庆，创办桐城学堂，自任堂长，命余与吴守一诸人任学长。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嬉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余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每期各稿汇齐，仲甫则寄至芜湖科学图书馆印行。计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册，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4）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经陈独秀荜路蓝缕，募集经费，草创经营在安庆创办。发行业务则委托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5）。陈独秀自任主编，也是主要撰搞人。房秩五负责教育方面的编辑，吴汝澄负责小说的编撰。以后芜湖科学图书社也有人参加撰搞，如汪孟邹负责新闻栏的编撰，章谷士、曹复生撰写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因芜湖没有印刷厂，搞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交由章士钊主办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再寄回芜湖向各地发行。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迁回桐城，吴汝澄随校回桐城，房秩五东渡日本留学，人员分散，《安徽俗话报》在安庆难以寄生，于是陈独秀把报社迁到芜湖，设在科学图书社内。据汪原放以后回忆：“1904年，他（指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不久，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背了一个包袱，带了一把雨伞，就住到科学图书社来办报了。”这时陈独秀不仅独力编稿，每当报纸印成从上海寄来后，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工作。生活相当清苦，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陈独秀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裳，亦不自觉。”

正当陈独秀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的时候，曾引起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注视，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提到：“我对于陈君（指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师培）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说明陈独秀当时创办《安徽俗话报》的艰苦努力和良苦用心的献身精神。由于蔡元培对陈独秀在安徽戮力办白话报的经过，留下相当深刻的良好印象，以后在1917年蔡先生礼聘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这是原因之一。

《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32开本，每期42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设计新颖，饶有趣味，极具规模，而且言论激烈。其宗旨，概括地说是为了批评时事，“开通民智”内容主要着重在三个方面，以理性的批评，配合事实的揭露；谴责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指斥满清政权的专制和黑暗以及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的不合理化。旗帜鲜明，文字生动，栏目设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要件、来文等十三项。全部以白话行文，办得非常出色，既富有革命性、战斗性，又具有知识性、趣味性，与同时期出版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宁

波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相比较，的确是箇中佼佼，不愧为鸡群鹤立的出类拔萃者。它是安徽地区最

早的鼓吹反帝、反清革命的报纸，以开通民智，宣传爱国、民主和科学思想，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对其时“万马齐瘖”、风气未开、封闭性浓的安徽冲击很大，影响深远，不到半年每期行销量在3000分以上，上至湘鄂，下及宁沪，在全国九个省市里都设有代办处，发行网络遍大江南北，为安徽的革命

运动的发展作了有力的开拓。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以长点见识。主旨是“开风气，倡革命“。内容集中在：抨击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揭露满清的黑暗，改革社会上种种不良传统恶习。

《安徽俗话报》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题为《瓜分中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便大声疾呼：“唉嗟！这是怎么好呢？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啊！“接着，他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和他们还要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从头数来，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照他们的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意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而中国的官府害怕洋人，“活象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老百性怎么办呢？“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闻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

从第八期起，还连续刊登陈独秀的《亡国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列举中国的土地被割占。铁山、矿山、货物权利被掠夺。司法审判、内河航运、关税、货币、国防、设官主权被剥夺。在第九期上以《扬子江之危机！安徽之致命伤！！！》为标题，刊登了对英商凯约翰夺铜官山矿的“警告”号召收回矿山权利。《安徽俗话报》就这样如实地向人们展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国家危亡的景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主张：要拯救中国必须反对封建王权。认为现在的国家大事，就是依靠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班封建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7）。”恰好“又遇着中国有这班好总督、好抚台、好总办、好绅士们替洋人出力，黑着良心，将本国四千年来祖传的金银财宝，你一处，我一家，私下里送了外人。”须知中国“是一国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上至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在抨击封建王权的同时，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明确提出了“民主政体”等概念。此外，第六期还刊登了《汤武革命》的历史论述文章，称赞推翻昏庸的王权政治的国民革命。其意是借古喻今，针对腐败的清王朝而呼唤国民起来革命。鼓吹呐喊富国强兵。

《安徽俗话报》猛烈抨击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旧的传统恶习，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压迫妇女，提倡男女平等。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连续好几期刊登了《恶俗篇》，对传统婚姻制度痛加针砭。他认为传统的婚姻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合情理”，为受害的女性大发不平之鸣。他尖锐地举出“等郎媳”的恶俗，即使等到孩子的，“十八岁大姐周岁郎”赔进青春，要守十几年活寡。等不到孩子的，如果再嫁则更是“人老珠黄”青春永逝了。这种“惨烈”的习俗，无疑将是五四时期鲁迅“吃人的礼教”的张本。反复强调女性应该要有自由离婚和不守节改嫁的权利。

《安徽俗话报》还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振作自强”。陈独秀在第七期《敬菩萨》一文中曾慨叹：“唉！人生在世，弄钱是不容易的，辛辛苦苦弄的几文钱，除了衣食而外，完纳国税，教育子弟，倒是正经。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穷富老幼，都要白费银钱，办些无益的事，好象把钱丢在水里响都不响。你道是什么事呢？就是敬菩萨了。”进而调侃说：“那佛教的道理，像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但是叫我去拜那泥塑木雕的佛像，我却不肯。因为那佛像是人做成的，并不是真佛，真佛在经上，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像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接着语重心长地道：“我们中国人专喜欢烧香敬菩萨，菩萨并不保佑，我们中国人，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凌辱。那西洋人不信有什菩萨，象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过来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照这样看来，菩萨是断断敬不得的了，不如将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或是办些开垦、工艺、矿务诸样有益于国，有利于己的事，都比敬菩萨有效验多了。”

   《安徽俗话报》提倡文学改革，陈独秀在开始办报时就注意到文学革命对社会革命的作用。第十期《叹十声，仿烟花调》提出了“欲新中国先要新民”。先要新民，就是先要有冲击旧传统、旧道德观念、旧文化的思想领域里的解放运动，而文学艺术革命则是思想革命的先声。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一期上，填了一首《醉东江·愤时俗也》的自度曲：“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把亡国危机，内政窳败，人心不古，“暗对时事”，挥洒得淋漓尽致，以体现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方向；他主张戏曲改革，封建的旧中国，轻视戏子，把演戏看成贱业，“优”同娼、吏、卒同等，朝廷规定不许戏子参加科举考试晋身为官。社会上普遍轻视“忘八戏子吹鼓手”。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大声疾呼为戏子正名，为戏曲向旧的伦理纲常挑战，将戏曲与戏子在社会底层推上地平线踏上高雅的台阶。多排新戏，因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还主张改良国民教育；练习格致的学问（8），学习现代科学等。

《安徽俗话报》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一班老辈已经认为是洪水猛兽了”，颇多訾议。而进步青年却非常欢迎，“桐城崇实学堂同学诸君，集资月购本报百余份，以分送其乡人”。进步教师把这作为开导学生思想的教科书。当时的青年学生，如安徽巡警学堂的朱蕴山，安徽高等学堂的高一涵，与陈独秀共同发起藏书楼演说后又同时留学日本的潘赞化等，后来在追忆往事时，一致认为这个报刊“对青年界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着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9）

《安徽俗话报》出版到1905年秋，以言论激烈，被地方政府勒令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一年半，停刊原因说法不一。房秩五回忆：“未几因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汪原放回忆：“汪孟邹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说教书，是到李光炯先

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10）当时李光炯创办的旅湘公学迁来芜湖后，更名安徽公学，该校云集了许多革命志士，共唱排满革命。陈独秀在这时候，志也不在办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组织革命活动上了。也正是这个时候，陈独秀等组织了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偕同柏文蔚等串连革命力量访游淮上去了。一度辉煌的《安徽俗话报》终告结束。新中国成立后，房秩五寓居安庆，捡得《安徽俗话报》残册，翻阅一过，感慨系之，回忆前尘，追悼何及！为赋七绝二首，以志当年共同办报经过情形。诗云：

君是降龙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诸天。苍茫五十年前事，贝叶重翻益惘然。

季子音容犹仿佛，诸孙头角各峥嵘。藏书楼址依稀认，忍过山阳听笛声。

                     发动新文化运动  创办《新青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增强，他们不甘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要求继续斗争，变革政治。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逐渐兴起了一场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军号角。它的历史意义及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上，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的刊物，可与之比拟的。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赴日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此时开始认识了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皖籍同乡六安人高一涵。同时又以文会友结识了河北乐亭人李大钊和湖南长沙人易白沙。陈独秀去日本，妻子高君曼留在上海，据陈故交汪孟邹在其所记《梦舟日记》中称：1945年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日又发。”24日，汪孟邹“至同仁医院视志孟（即陈独秀，志孟这个名字仅限给汪氏通信才使用）夫人病，詧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一时凄凉之状，令人心悸。”于是汪孟邹即给陈独秀“写信促返”。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这是第五次从日本回国重返上海，寓住于嵩山路吉谊里21号和阔别一年的妻子团聚。此时他反顾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繁荣富强的影响，审视国内袁世凯卖国求荣、复古倒退的滚滚浊流迎面扑来，目睹时艰，痛心不已，心情矛盾已极，清醒地意识到当时中华民国不过只是一块形式上的招牌，难经风雨，不要多久这块招牌将不复存在，还得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要进行这场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适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宴为他洗尘，觥筹交错之余，他即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胸有成竹的思维定势表示出来，并将意欲办刊的举措向汪孟邹求助。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无力承诺陈独秀提出的意向。但是，汪孟邹是个热心人，经多次奔走、协商，终于联系上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介绍给陈独秀应允承担，双方商定每月出版一本杂志，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杂志便是日后蜚声华夏的启蒙火炬《新青年》，它喻示着一个崭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本杂志开一个时代的风气，进而影响国家进化的历程。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一开始就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点燃了启蒙的火炬，发动了一个强大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在历数了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之后，便向青年大声急呼：“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的而不容置留于脑里，利刃斩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大义，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

学的而非想象的。文中所陈“六义”，实际上已把“德、赛二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张明较著的揭示出来了。〈新青年〉一出世，即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哺育了一代青年，指引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这篇反传统以启蒙《敬告青年》的檄文，影响所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除非少数具有“冬烘”头脑的青年外，普遍成为绝大多数有血性、有朝气青年的必读教科书。

《新青年》一发行，当时便引起国人的关注。陈独秀那些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宏言谠论，如春雷初动，惊蛰雨而拂春风，使沉寂的五千年古国睡狮，从昏睡中骇然惊起。一时有识之士都投书《新青年》

与陈独秀切磋讨论，更有许多被促使觉醒的进步青年尊陈独秀为走向新时代引路的导师，并将为《新青年》撰稿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他本人誉为当时的四大支笔。一致认为《新青年》激发了青年们的心声，而发出具有前进走向生命火化的理想与憧憬。当时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的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击了封建的堡垒。”（11）恽代英代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 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省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周恩来早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13）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美国友人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4）毛泽东还回忆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5）关怀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其《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对《新青年》亦曾提及，说朱德常在枕头下放了一本《新青年》，感慨它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如此种种，通过不同对象的观感；不言而喻，《新青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使文化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刊物、不可磨灭的传媒。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首卷6期刚完刊即有易名的提议，经停刊半年后正式作了决定。事缘上海青年会曾写信给杂志发行人即群益书社陈子寿，责备该杂志与他们出版的《上海青年》雷同，要求及早改名。陈子寿商得主编陈独秀同意，遂自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陈独秀1916年8月13日致胡适之书信中也曾提及此事，说：“《青年》以战事延刊时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该刊一至五卷陈独秀主编，六卷改组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八卷起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编辑。十卷以后改为季刊，为纯粹的政治刊物。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一开始就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传统以启蒙，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攻击。启蒙运动可以有不同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启蒙运动采取何种形式，不能离开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又都必须和应该致力于改造传统和开创新的时代精神。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武装起义的方式，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挂上了民主共和国的新招牌。但是，它从基本上没有触动两千年来专制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心理结构。当时尽管孙中山当选为总统，但不久即为袁世凯

所代替，进而又要筹安会拥戴他复辟帝制，社会在倒退。同时与此相呼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泛起一股尊经复古的逆流。陈独秀以其超前意识的哲人睿智，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清了新的制度难以建立在陈旧过时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他立足于思想文化的高度，点燃新文化运动之火，发动思想革命，力图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从提高国民的觉悟入手，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目的，实现救国的根本意图。于是从上海发轫成为反传统以启蒙的契机，点燃了启蒙的火炬，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开始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也是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对封建文学营垒，从内容到形式都展开了凌厉的攻势。而冲锋陷阵决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还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主义者---陈独秀。正当1917年《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号召，胡适首先倡议“文学改良”，紧接着陈独秀号召文学革命，钱玄同、刘半农继起响应，鲁迅则以他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小说和犀利的杂文等文学创作加入运动的行列，显示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辉煌成就。文学革命的内容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在文学方面的反映，而形式则是反对僵死的八股文言文，提倡活泼的白话文。但那毕竟是一个群众运动勃起的时代，白话文当时正因时代的需要，经由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很快传遍全国各大都市。鲁迅曾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16）陈独和就是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第一人。

《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是从白话诗最先开始实践的，这在文学革命中具有拓荒的意义。当时有人通过《国民公报》载文称道：“近来《新青年》杂志中，提倡这种自由白话诗，真是中国诗歌的大革命。”1918年元月，改版后《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即全都采用白话文，显示了文学革命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这一期刊登了九首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发表的白话诗，它标志着中国新诗跨出了坚定的第一步，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九首诗包括胡适的《鸽子》、《一念》、《景不徙》、《人力车夫》，沈尹默的《鸽子》、《月夜》、《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周岁日造像》，一开始就表明了新诗鲜明的社会功能和时代精神的某种折射以及新诗人对现实主义的追求。1932年，刘半农编辑了一本《初期白话诗稿》。集印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胡适、陈衡哲等八位作者的白话诗26首。在《序言》里，刘半农讲：“仲甫先生的白话诗作得很好，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里所说的“《陈夕》，原题是《丁巳徐夕歌》，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另外，陈独秀还有一首《答半农的D—诗》的白话诗，刊登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这许多早期的白话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直为人们称道，并具有深远的影响，充分证明《新青年》及其编者，对中国新诗的倡导和推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在提倡文学革命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已经从政治制度层面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着重操作注意翻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艺思潮和作家。他创办《青年杂志》一开始就注意到立足于中土，放眼全世界。从一卷一号起即有“世界说苑“栏目的设置和外文释译作品的刊载，并且“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的取向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同时又作郑重《社告》：“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们青年虽处蛰状研求之时，然不可放眼以

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他同“五四”前后一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把介绍境外进步的文艺思潮和作家，看作是传播民主思想，改革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他翻译介绍西方文艺思潮，贯穿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他很了解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在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包揽在《新青年》中，这种介绍工作，成了他积极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侧重。他在《新青年》一卷二号第一个用文言翻译了泰戈尔（原作达噶尔）的《赞歌》四章，是要人们学习泰戈尔“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这种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他称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同时他又翻译了美国国歌《亚美利加》，是为了向中国青年传播“爱吾土兮自由乡”、“自由之歌声抑扬”，这种自由和爱国的声音。他是在想用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唤起中国青年的觉醒，这在当时是具有革命的积极意义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是从《新青年》开始的。1919年5月，《新青年》六卷五号推出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当时在知识界引起了对这个学说广泛注意。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从此开始，《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19年12月，《新青年》七卷一号，陈独秀执笔发表《本志宣言》（即《独秀文存》中《新青年》宣言），表现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1920年5月1日，《新青年》七卷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较平时增加一倍多，其中主要文章有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这一期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1920年9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八卷一号，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从这一号起《新青年》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和建设的资料，并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列宁传略和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新青年》在出完九卷以后，曾经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仅出四期。1925年4月2日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新青年》季刊一直由瞿秋白主编，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时俱进针砭时政  创办《每周评论》

启蒙的火炬----《新青年》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前高高举起反封建思想斗争的帅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它始终是意在不谈政治而以理论斗争为主大型月刊。当时曾有人写信给陈独秀对筹安会变更国体，进行封建复辟问题著文警告国人。陈回答以“本志的天职在‘改造青年的思想---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隔两年多，在五四革命风暴酝酿成熟时期，《新青年》的形式和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了。《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积极主张国民对于“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急谋改革”的觉悟，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此时的陈独秀的理性从提倡科学与民主，进展到直接干预时政的高度。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外受制于强权，内祸患

于国贼。在第一次大战后期，继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卖国求荣，投靠日、美帝国主义，于1917年宣布对德作战，十月革命以后，又和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参加了帝国主义干涉苏俄的战争，导致列强环伺，虎视鹰瞵；对内扩张势力，进行内战，灾祸频仍，民不聊生，思想身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几年来的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及世界革命高潮的初步影响，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开始表现为政治行动，从而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每周评论》就是在这一高潮和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起重要作用的大环境背景下产生的。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发起者和编者是著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只眼）和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常、明明），他们两人在反对封建军阀，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经常撰稿人有胡适、周作人（仲密）、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张申府（张赤、赤）等，他们都执笔写过一些社论，这种情况说明了“每周评论”的统一战线性质。原来《新青年》杂志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文章，普及程度差，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普遍性作用。《每周评论》的创刊，完全是个针砭时政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其具体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来论、新刊批语和选论以及名著等十三个专栏，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四开一张，分四版，有时增刊“特别附录”。从1918年12月创刊到1919年8月停刊，共出了37期。在26期以前，《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人是陈独秀。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说，遭北洋政府军警镇压的六三运动以后，陈独秀因6月11日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于是《每周评论》自26期起由胡适接办。陈独秀先后在该刊共发表了140多篇评论和随感录，在其遗世的文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每周评论》创刊后，《新青年》曾给刊登出版的广告，标题是“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其中说明：《新青年》都是长篇文章，一月一次，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重在批评事实，七天一次。《每周评论》的出版，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文化，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适时报导世界革命的动态。这个每周出张四版的小型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广泛的影响，它的明晰强悍的版型，不久就为雨后春笋般继起兴办的许多报刊所采用，冠名“评论”的报纸为数不少，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以及其它许多周刊、旬刊或半月刊，都模仿它的版式，大体采用了类似的分栏，一时形成了报界的规范。其中突出的一是《湘江评论》，五四时期的革命周报，毛泽东主编，1919年7月14日创刊，8月上旬被军阀政府查封，共出五期，第二期附有《临时增刊》，第五期未发行。再是《星期评论》，它与北京的《每周评论》同被誉为当时的“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1919年6月8日在沪创刊，是一份时事政治性评论周刊，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起初每期四开一张，后增至八开四张，它除单独发行外，还随上海《民国日报》免费附送。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施存统、邵力子、刘大白、朱执信等参加撰稿。该刊曾用许多版面分析社会现状，对社会改造问题、劳动问题等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配合《新青年》出版“《星期评论》劳动节纪念号”，集中发表了李大钊《五一运动史》，李汉俊译的《五一》和施存统的《工读互助团底经验和教训》等文章。《星期评论》除发表许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章外，还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相关而有渊源，陈望道谈及早年翻译《共产党宣

言》时曾说：“这本是《星期评论》约我翻译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邵力子回忆也证实：“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前，已有该书的稿译。《星期评论》约陈望道译这书，准备刊登，也说明《星期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指出“早期全国进步报刊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的刊物销路最广，销刊十几万份。”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出版第53期，被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扼杀破坏停刊，先后存在仅仅只一周年。（1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世界革命运动蓬勃地开展，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也随之日益迫切，猛烈的政治风暴雨即将降临。正当这个时候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三国际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的召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五四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国内外这些风云迭起的大事，展示了当时突出的社会现象，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激励着陈独秀思想进化与飞跃。他在这之前，一直是法国式的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崇拜者，对于十月革命还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然而他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为首同盟国的失败，协约国获得胜利而告终，是公理战胜了强权，给人类的和平民主带来了新希望，他将“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规定为《每周评论》的宗旨。他在发刊词里写道：“简单的说来，凡是合乎自由平等的，就是公理；凡是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自由平等的，就是强权。”“我们发行这个《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也就是：“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思想，虽然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他提出要用公理战胜强权，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害，对内反对军阀压迫，这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他的政治思想境界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此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也是沿着与时俱进的轨迹，由渐进而走向激进的。《每周评论》创刊后，对俄国十月革命、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导。他在宣传中，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他在第11期《过激派引线》一文中说：“社会上一切不满意的事体太多，是产生过激主义的种子……一切不平等、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是它的肥料；有了种子，又有肥料，要他不生长，那是办不到的。”不难看出，陈独秀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思想意识急剧转变，为他以后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革命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焦点，面对政治斗争激烈时，必然会反过来加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配合着封建势力对人民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压迫，反动的文人必将开始对新文化展开垂死挣扎猛烈的反攻。陈独秀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的宣传作了总结，并凌厉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对于“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mce)两位先生，才犯了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上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大义凛然的气慨，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和坚贞不渝的决心。

自《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和《每周评论》的创刊。更加引起思想界的震动和顽固派的反对，相继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早在1913年3月，古文学家林纾先后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骂蔡元培是乌龟，期求恶势力杀死他们，诋毁白话文为“引车卖桨之徒，所操之语。”恶毒地诬蔑新文化宣传是“禽兽自语，干人胡涉，”并且假托一个卫道的“伟丈夫”荆生，反映封建顽固派对陈、胡、钱等人恨之入骨，“留尔以俟鬼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决，表示想借军阀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反帝反封建新文化宣传的企图。面对封建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毫不畏惧。《每周评论》为了发动群众起来反击，特地在12期上转载了这篇对人身攻击诬蔑性的文章，在按语中指出它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并且连续发表了文章痛加驳斥，他在4月18日和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刊《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汇集了京、沪、浙、川4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27篇文章，其主要内容：（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四）鼓励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战斗。这些言论的汇集，不仅是对封建顽固派有力的斥责，更重要是对《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传播。

《每周评论》在报导国际事件的同时，对国内政局的变化也十分关注。在第一期上陈独秀就写了四则《随感录》，把矛头直接指向北洋政府。其中在《两团政治》一文中，他以调侃的语言，揭露帝国主义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行为，和北洋政府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进而在《公仆变了家长》一文中，揭露北洋政府的总统与专制的皇帝没有两样：“古时专制国，皇帝就是家长，百性就是弟子。”现在名为共和国，总统是公仆，国民是主人，可是事实上，公仆变成了家长，常以命令的口吻训斥主人。欧战后，世界各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都在大大的改变，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在这种大变革中，他热切期盼国人要提高觉悟，才能适应这样大变的潮流。他在《每周评论》第2期《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大胆而切中时弊地认为：“最要紧的是对内对外两件大事，对外是要欧美抛弃偏见，求得人类平等，对内是要抛弃军阀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关于军阀政权他呼吁人民应该觉悟起来把它铲除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陈独秀认为中国的种种祸乱的根子是军人、官僚、政客三害。那么怎样除三害呢？他提出两条根本性措施，“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第二，社会中坚分子，”“组织有政见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狗党”。陈独秀的这篇《除三害》发表于《每周评论》第五号，时为1919年1月29日，距四五运动只有3个多月，充分表现较强的政治煽动性。这一时期，《每周评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对国内政治问题坚决果敢，毫不妥协的态度。他在五四运动前7天，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贫民的哭声》，更是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非法攫取的所有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陈独秀所提出有：“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的“相当的示威运动”已成为令国内外反动势力胆战心惊的事实。轰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