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四周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安庆人陈独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时期，风云人物中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对当时运动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推崇陈独秀为总司令，不是平白无故的随便说说，而是在党的重要的会议上慎重的发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而做出的评价。

“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称号，陈独秀当之无愧：

其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起，就高举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救国之道四面旗帜，号召以民主与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前后七年。其时，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而陈独秀所高举的四面旗帜，正是联合团结、启迪教育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曾告诉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恽代英当年写信给《新青年》杂志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有了《新青年》渐渐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曙光一样。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受到运动影响振奋起来的人，无例外地都受到了《新青年》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的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樊篱，开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观点来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陈独秀的功绩，就是把这一新的思潮，直接引导到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

其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他认为“五四”运动和以往的爱国运动均不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统治中国的北洋政府。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直接参加到运动的第一线，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与军阀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关心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从5月4日至6月上旬，用全部版面报道“五四”运动发展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提出“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口号，介绍青岛问题历史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报道北京学生被捕经过及遭受迫害的情况。一个月内陈独秀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他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应出来反对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陈独秀是言行一致的人，“不能袖手旁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他除了参加策划学生的一些集会外，6月9日，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胡适译成英文，10日连夜印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11日下午亲自到北京闹区“新世界”楼上散发。因此，被捕入狱，关押了98天。陈独秀被捕，舆论大震，国内外大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报道。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来营救陈独秀。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在上海约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质问许，你们逮捕了陈独秀，“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李大钊不分日夜到处奔波，为营救陈独秀竭尽全力。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三首诗，其中写道：“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坐牢的日子里，全国学界、教育界、政界、军界、工商界营救的洪流汇集成宣传陈独秀、宣传“五四”精神的波涛。真理战胜了暴政，爱国主义战胜了卖国主义。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其三、陈独秀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悟，特别表现在一批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寻找探索中国之出路。各种流派和学说兴起。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十月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发展的争论焦点。改良主义和冒牌的“社会主义”力争把中国引向邪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向社会宣战。第一个回合就是对胡适篡改《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办刊宗旨的论战。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期间接办《每周评论》，他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号中把《杜威讲演录》编辑成专号，散布实验主义，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中发表“实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带头反对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出狱后甚为不满。10月5日，《新青年》改组，陈独秀收回了编辑权，改轮流编辑为仲甫一人编辑。接着第二个回合，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双方文章集中起来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总标题。陈独秀在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后，在上海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深入社会，深入工厂做社会调查。他深感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先后于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寄送全国各地。从此，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其四、陈独秀把“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骨干带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五四”运动，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南陈北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永垂青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完成的。“五四”运动期间，列宁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革命形势。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1920年4月，列宁派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到中国来。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在中国建党，从社会影响、个人名望首推陈独秀。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经与陈独秀交谈，又召开了座谈会，认为在上海创建中国的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1920年5月，陈独秀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成立一个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名称问题，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李回信说，按共产国际的意思，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推陈独秀任书记，接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又将上海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要他负责北方京、津、唐山、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工作。上海则负责苏、皖、浙等省。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终于在上海召开。中国的历史开辟了新的篇章。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4周年了。“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至今仍应推为国粹。“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论他在以后犯过什么错误，仍应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多年来，“五四”运动策源地在纪念“五四”运动时，不提陈独秀，甚至把“五四”运动的旗手移为他人，是不能容忍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作者单位：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