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静声在《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发表论文《陈独秀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价——决绝·矛盾·无奈》,作者认为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领导者,其语言文学观又与其革命思想始终胶着,表现出根植传统又割裂传统的深刻矛盾,为达革命目的推翻文言文的同时无奈地放弃其所重视的文学本体性和艺术性。作者从陈独秀在文化传统与革命立场间表现出的双向理论矛盾和思想特征入手,以期重新审视陈独秀与白话文运动。作者主要从三个部分论述: 一、作为一位革命家,陈独秀参与语言和文学革新的起因是满足政治思想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倡白话文是陈独秀进行思想革命、向民众普及“民主”“科学”启蒙思想的语言工具。在文学革命的对象上,以文言文“反民主”和“反科学”的内容为核心。发起白话文运动是陈独秀进行政治思想革命的子集。 二、为了彻底“革命”文言文,陈独秀将白话文推至书面语正宗地位,支持“废汉字”,提倡拼音文字和世界语计划。在极力促使新青年派由改良转向革命,以营造彻底的革命氛围同时,陈独秀甚至不惜与反对白话文运动的友人反目。从革命语言形式的“表”到文学内容的“里”,陈独秀表现出决绝至无情的革命气势。 三、在决绝地废除文言书面语的同时,陈独秀交织于割裂传统又根植传统的矛盾中。陈独秀深受传统文学影响,欣赏文言文学且喜爱创作旧诗,重视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但是为了推行革命只能无奈地舍弃。 因此,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内在矛盾性从侧面折射出中国现代转型期语言革新实践的“宿命”。白话文运动既有其特殊历史需求的必要性,陈独秀要想在民间快速的传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白话文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不可替代的语言工具。然而文言文学中也不乏表现新思想的作品,文言文的阶级性并不存在,激进的语言革新主张深刻影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命运。 身处民族危亡历史情境中的革命家和启蒙知识分子陈独秀,选择背负起“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重担,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理论的内在矛盾性。【通讯员 王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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