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俄国共产党党纲》六版中译本的经过并试论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

        2002年1月是创建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设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在1922年1月印刷发行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初版本的八十周年。

        先父张西曼是老同盟会员，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更是一个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富于传奇色彩的毕生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曾任国府政治顾问、孙中山奉安专刊编辑主任、立法委员、蒙藏委员等职，在1949年7月10日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北平，倒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大门外，终年54岁。当时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李达、沈钧儒、李济深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阎宝航、黄鼎臣、赖亚力等均亲临医院告别，全国各大报纸均转载了消息（注1）。同年8月周恩来亲笔为“张西曼教授之墓”题写了“敬题”的墓碑，田汉作、李济深书写了墓志铭（注2），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田汉作的墓志铭情真意切，因为是并肩战斗的同时代战友，他详尽地介绍了张西曼可歌可泣的一生，其内容如下：

       “西曼，长沙人，生于一八九五年，适当甲午战后。西曼英年忧国就学海参崴，即已投身革命，尝在中俄边境招募反满骑兵。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西曼至深，一九一九年五四与李大钊等创社会主义研究会，竭力介绍苏联文物制度。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西曼实为建议者之一。及蒋介石背叛革命，西曼耻与合作，敝弃权位，专力教育著述，当时革命青年多得其救护。抗战军兴，汪精卫叛迹日著，西曼在武汉公开声讨，请诛逆贼，闻者服其胆识。蒋介石名为抗日，阴实反共，终于发动反革命内战，西曼在反动凶焰下，口诛笔伐，不忧不惧，先后主持中俄大学、中苏文化协会、民主与科学杂志、民主宪政促进会，尽力民主事业。一九四八年冬，西曼由金陵挈妇携雏，冒风雪险阻，渡江而北入解放区，目击新中国艰难创业规模，不胜其欢慰感动，复毅然参加民主东北参观团，遍历关外山河，访问努力生产支援解放前线的工农大众。正期不断再学习，尽展其平生抱负，为人民服务，贡献于新中国之光辉诞生。乃归平之后，忽因肺癌不治，赍志以殁。知与不知，无不为西曼叹息。西曼病床赋诗云：卌年革命为人民，绝未投机背此心。因为之铭曰：

          权位不动    威武不屈    反帝反封建    四十年如一日

          风雪万里    追自由之光芒    埋骨于此    山岳皆香

                                                              田汉作   李济深书(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1995年6月我将46年来各方面悼念张西曼的文字及张西曼本人部分著作加以搜集整理编辑、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书名、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文集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海鹏在1995年3月16日所写的跋，他以史学家的高瞻远瞩，叙述了张西曼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了张西曼在近代革命史中的重大历史作用，文字感人至深，张海鹏说：

    “………

        先生诞于百年前《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那是烽火连天、国难当头的岁月。年仅13岁，便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旗帜下一个革命小兵，为推翻封建帝制而奋斗。及长，留学俄国，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从所接触到的列宁著作和俄国革命党人身上学习和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在北京推动、组织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会中成员，终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又将苏俄革命中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经验贡献于孙中山先生，屡次向孙先生建言“联苏联共”，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

        先生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直到1948年被开除党籍前，他始终是忠诚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但他同时却宣传马列主义，是中国最早宣传并始终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之一。许多共产党人从他那里学习过马列主义。瞿秋白早年曾师从先生，学习俄文，以研究俄国革命经验。1922年1月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先生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于中国革命运动，贡献良多。1927年，他译出苏俄宪法，提供武汉国民政府参考。苏联1937年宪法，也是他首先在国内予以译介。

先生是教授，是学者，知识渊博，著述颇丰。但他始终投身于中国历史的前进事业，在革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在反内战反独裁中，他总是站在革命一边，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站在共产党一边。他是革命者的真正朋友，是共产党人的真正朋友。

………

值此西曼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西曼先生幼女小曼女史搜集乃父遗文、遗物及40多年来各界对西曼先生的悼念文字，编成《张西曼纪念文集》，即将付梓，索句于我。我乃后生，望西曼先生之项背而不可及，敬仰崇慕之情而不可抑，终于不敢辞，不能辞。想先生的人格及为人，想先生的信仰及追求，想先生的事功及影响，在在与近代中国历史行程的轨迹相关甚巨，我辈追思前贤，何其唏嘘。寄望执史笔者，展开对西曼教授的研究。并祈小曼女史继续努力，将西曼先生文集编辑出版，以确实的史料，证明先生的人格之伟，先生的事业之宏，先生的精神之不死！是为祝。（注3）”

    在张西曼逝世46年后，199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在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的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有一个长篇发言，郑重地代表中共中央对张西曼的生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两度到苏俄学习，1919年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过《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宪法》等著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但是国民党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王兆国在讲话中还概述了张西曼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事迹。他说“张西曼教授奋不顾身地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创立中苏文化协会，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张西曼教授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注4）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在发来的贺信中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

        先父逝世时我年仅1岁，1950年初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被仇恨张西曼的人向党中央、政务院诬陷成“特务”，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没有经过调查1952年初就遭到组织错误处理，年仅38岁失去公职，从此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开始了后半生的苦难，多年被公安机关当成“特务嫌疑”受到监视，至今已蒙冤半个世纪，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被迫解散，从此张西曼的英名在新中国被埋没三十多年。受母亲影响，为了完成1949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的父母彻底平反，我开始上下求索，从1970年22岁踏上搜寻张西曼生平事迹的道路，至今已艰苦奋斗了32年，对父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提高。兹将我在搜集先父张西曼教授史料时，寻找到先父1922年1月以“希曼”笔名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以及发现该书从1922年至1927年间曾被中国共产党连续印刷发行六版的有关经过记述如下，并试论《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给广大读者参考。

        由于过早失去父亲，我并不了解先父张西曼教授的历史，我几乎是在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开始寻找希望。首先我翻阅了家中父亲的遗稿，尝试接触父亲的生前战友和学生，努力搜集先父的生平资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在母亲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文稿里，我看到过父亲亲笔写下的简历，其中就有1908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1911年留学俄罗斯，1914年回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据现在查找到的资料，我发现先父在东北期间就开始传播马列主义），1917年在哈尔滨创办东华学校，十月革命后再度赴苏俄考察，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1919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曾先后三次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以及民九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民国十六年绝版等记载，在父亲的遗著《历史回忆》中也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希曼”笔名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记录，可是我的家中并没有留下《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的原件。

        九十年代初，我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周新民研究馆员的书架上看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一书，发现上面记载着父亲的笔名之一是“张西望——见于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广州人民出版社20年代出版。”另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上，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出版时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我觉得这些有关出版该书情况的记载比较模糊，与先父张西曼自己撰写的简历不符，而我遍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史图书馆等很多单位的图书目录，均未见到馆藏有民九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原书的痕迹，这就使我产生了一定要找到先父张西曼早年翻译出版的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原版本的强烈愿望。

        1992年7月,在俄罗斯保卫和平委员会、俄罗斯驻华使馆、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外交部、民盟中央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踏着先父张西曼教授的足迹，我乘火车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在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苦苦搜寻先父的著作和生平资料，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里，在好心的中文专家玛拉索娃女士的热诚帮助下，我迅速找到了先父张西曼以“希曼”笔名于1922年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初版本，以及父亲以“张西曼”的本名在1923年编著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一批原始文献。手捧这些珍贵的书籍资料，我惊喜万分、如获至宝，立刻全部复印下来带回国内。

        这本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书名是用毛笔分为两行竖写的，看来是父亲的手迹，署名是在右侧与书名并排的“希曼译”三个小字，下面有一方盖着“曾净吾印”四个字的红色印章，看来是第一位保存者的名字，书皮最上方有一排从右到左的横排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在该书封底从右至左，用繁体字竖写着以下几行字：

“公历一九二二年一月初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

                             定价大洋一角

        原著者             俄国共产党

        译  者             希      曼

                               广州昌兴新街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人民出版社”

        看来，“广州昌兴新街”是当时“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地址，在以前写文章时我还误以为这个地址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迷惑敌人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经查陈独秀年谱，才知道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底就抵达广州，1921年1月中旬担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暗中从事组建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此后才有“南陈北李”建党之说。据此看来我觉得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应该是在广州由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刷出版的。

在该书的封三上刊登了《广东群报》的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本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界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底下奋斗的一线曙光。诸君有关心文化消息、世界趋势和社会问题的吗？请看

        文化运动的中心

        世界消息的总汇

        改造社会的先驱”

        这则启事登在该书上，我认为足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本书的政治倾向了。

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专家尤拉先生对先父张西曼也颇有研究，他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三集第8页的《一九二一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考证，这是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国焘执笔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曾提到“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译文尚未印出。”而在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事综录》中提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写道“我们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尤拉还告诉我，他发现我的父亲张西曼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而又在当前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他的话更引起我钻研先父张西曼鲜为人知的生平以填补历史空白的兴趣，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中看到“康民尼斯特”的意义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指的都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不仅为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供了“以仿效苏俄改造国民党”的借鉴，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参考，更直接为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9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告诉我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原中法大学藏书中有1926年先父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再版本，但因没有见到复印件，不清楚是第几版， 4年来我曾从多个角度想方设法，希望能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复印到这本书的封面及有关内容，却由于不通法语、渠道不畅等原因一直未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方面联系上。

        199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朱宗震研究员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1949年8月20日黄炎培曾应我母亲魏希昭之属，为《张西曼永念集》题词：“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盛赞了张西曼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和他毕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只可惜《张西曼永念集》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不知流落何方。但如今能够找到这份题词的线索，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2001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记实》一书，在封三部分的扉页上发现有“人民出版社通告”，内容如下：

       “近年来新主义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项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通告之后分为：

        “马克思全书”（包括《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等共15种书）；

         “列宁全书”（包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文集》等共14种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包括《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入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妇女》等共12种书）；

“其他”（包括《李卜克内西纪念》、《马克思学说体系》、《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11种书）

        以上四部分共52本书的全部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列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第二种，可见出版者对该书的重视，书名后有“（印刷中）”三个字，由此可见《俄国革命记实》与《俄国共产党党纲》虽然同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出版，但《俄国革命记实》出版的时间应该略微在前；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译者的署名是“张西望译”，我估计是正式出版时才改为“希曼译”吧！

        同时我又发现在中国文化部由先父挚友田汉之子田大畏任总编、历时十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套大厚本的丛书中，记载了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珍藏有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6、1927年再版，还存有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重要情况，由于《俄国共产党党纲》这部书的各个版本是我在读者阅览室书目中没有找到过的，所以我开始求助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内部寻找。令人振奋和惊喜的是，200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郭满旭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在普通读者查不到的新善本图书中存放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的第五版和1927年3月的第六版。虽然至今还没有在国家图书馆找到1922年1月初版（即第一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踪影，但能找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五版和第六版已经是感觉非常珍贵的。过去我一直以为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1922年初版后，只是在1927年再版过，做梦都没有想到从1922年到1927年的六年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竟然不间断地先后连续印了六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第五版的封面与1922年1月初版的封面基本相同，最上面的一行字都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而在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部的横字从右至左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名仍是分为“俄国共产党”和“党纲”两排，左侧下角只有竖写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没有前五版封面左下角竖写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几个字，我想这本一九二七年三月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应该是移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印刷发行的，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也就是错误地以第六版的发行时间作为《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发行时间的依据吧！

         2001年是先父诞辰106周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肩负人民的期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7月4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我写的《张西曼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虽然由于版面限制，未能发表我写的全文，但能在《人民日报》这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党报上发表哪怕是很短的文章，我已经非常高兴了。巧的是就在7月10日先父逝世五十二周年的这一天，我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消息告诉在党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副主任，而谢荫明则告诉我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肩负人民的期望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时，发现在第一个展柜的展品中就有先父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小册子，他经过仔细查看，确信无疑，特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我，使我倍感兴奋。

        7月16日下午4点多钟，当我从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顾不上旅途的劳累，急急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时，却已经超过了售票时间，买不到门票了，可是当我向守卫大门的警卫战士说明来意，他们立刻友好地放行，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路畅通无阻地走进展览大厅，当我走过大厅一转弯，在正式展区的左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大幅照片和说明文字，而在右手第一个高大的玻璃展柜的底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刊物”白底黑字的标签下面，摆放着一排已经陈旧发黄的小册子，我第一眼就看到，从右侧起第三本书就是先父张西曼教授以”希曼“笔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书名上方有一行从右向左的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这本书上红色竖写的书名分外鲜明，那是父亲的亲笔笔迹，岁月的流逝使书页发黄变脆，可是却永远磨灭不掉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革命者起到的启蒙作用。没有想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竟然有我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四处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却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早期的版本，这种喜悦难于言表。经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曹欣欣、胡惠强等同志联系，才知道在展柜中摆放的是个惟妙惟肖的仿制品，原件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已经作为珍本收藏，需要有关领导批准才能见到呢！

         党的纲领是一个党的旗帜，由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处在秘密状态下，环境非常险恶，在白色恐怖下要想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党纲》是极端困难和不现实的。根据谢荫明撰写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党纲的研究资料来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参照《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国际上其他各国共产党党纲所制定的，而《俄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这两本书除了一个是“俄”、一个是“中”名字不同以外，其中有关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组织路线、奋斗目标等等内容基本一致。谢荫明同志告诉我，他在研究中至今没有发现过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鉴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至今竟然已经发现先后曾有过六个中文版本，我考虑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连续六年的反复再版发行代替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我把这个设想告诉谢荫明同志，他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2001年12月18日，当我再次与谢荫明联系时，他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1957年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归还共产国际（1919-1943）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时，其中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俄文本；另外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公博在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到美国留学，毕业时所作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后有几个附件，其中就有一份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英文版。对照俄文版和英文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意思基本一样，证明是可信的，一共是十五条，叙述非常简略。可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八十年来，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者都还没有找到过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谢荫明还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其中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参考或完全引用《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完全隶属同一个系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按照老大哥的方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更显出当时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是很宝贵的。中国共产党用《俄国共产党党纲》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有回旋余地，讲究斗争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而且联共（布）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比《中国共产党党纲》要细致得多，无论对于会议程序、工作方法、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方式等都有详尽的解释。

         根据谢荫明的介绍，2001年12月20日，我在近代史图书馆查阅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上下册），在上册227页上，我看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下面有一个小注，写的是“原文无时间，此时间是编者判定的”，文后标明该文的出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 15-20页），在这份报告中“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

        仔细琢磨“印刷所受到监视”和“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这两句话，就不难明了为什么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会连续六次再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中译本、而至今却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党纲》中文单行本的原因了。

事实说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不仅为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提供了参考，为确立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更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八十年前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社会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中有一篇《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文，谈到：

       “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而在另一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更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漠克拉西”的状况。（陈独秀语）。”

        我认为，上述两篇文章的分析是切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也十分符合先父张西曼教授思想发展的脉络。张西曼不愧是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盗到中国大地，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7月，张西曼再次赴苏俄学习考察十月革命的情况后应蔡元培等电召回到北京，随即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开始实施他在苏俄考察期间向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的积极主张发起（科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建议，接受十月革命的经验，在适应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充实我国革命的领导组织、青年干部和民众基础，以补救以前同盟会仅仅利用会党新军策略的不足，同时兼任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教员。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张西曼联络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百数十人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分会也分布于全国各大都会。此后又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研究会等昙花一现的组织应运而生，到了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因鉴于声势日趋浩大，北洋军阀未敢横加干涉，也进一步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注5）。张西曼1920年更在北京大学积极推动创立俄文系，此后又在冯玉祥的学兵团、中国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俄大学等创办了一系列的俄文班，以培养沟通中国和苏俄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专门人才，矢志不渝地毕生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促进中苏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1935年张西曼排除万难，联合徐悲鸿、兄张仲钧等创办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使该会成为革命的据点，在唤起民众、联苏制日、推动陪都进步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张西曼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化战线的突出贡献，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褒扬抗战有功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时，张西曼荣获了“胜利勋章”(注6)。

2001年12月25日，我找出因机关装修放入纸箱中的1992年我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复印回来的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详细翻阅后发现，该书从“总纲”以下共十五条，全文从右及左用繁体字竖行印刷，开篇写的是“俄国共产党（多数党）党纲”，第二行写的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第八次会议时可决案）。全书连封面共四十七页，涉及党纲部分就有四十页，“俄国共产党党纲目录”如下：

    一、总纲

    二、普通政治范围

    三、民族关系的范围

    四、军事范围

    五、裁判范围

    六、人民教育范围

    七、宗教的关系范围

    八、经济范围

    九、乡村经济范围

十、分配范围

    十一、货币和银行事业范围

    十二、财政范围

    十三、居住问题的范围

    十四、社会安全劳动保护的范围

十五、人民康健的保护范围

        在“总纲”部分说明俄国共产党原名是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党纲》全文后面还有三页，分别印有“人民出版社通告”，以及“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及“其他”9种四部分共49种书的目录。比《俄国革命记实》书后的目录少了“其他”部分的《李卜克内西纪念》和《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两种标着“（已出版非卖品）”的书以及“康民尼斯特丛书”中的《共产主义与妇女》一书 。

        12月26日，我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上网查询，发现敲击“中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无论在近代史、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图书总库，还是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书目库中，都没有任何记载，而在北图书目库中，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出现以下内容：

    1、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人民出版社     1922

    2、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长江书店       _

在第二条的最后，没有出版时间，只有一个短的下划线。我对照一九二七年三月印刷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看到这一版的最后写着：

     印刷者     竞新印刷所

     总发行所   长江书店

     分发行所   长沙真理图书馆

                广东国光书店

     分售处     全国各大书局

        可见“长江书店”就是1927年3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的单位，而且此书是可以公开在全国各大书局出售的。

        12月27日，我向谢荫明请教，他告诉我从俄文本和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虽然也是十五条，但总共只有三页纸，约1000来字，相比之下，《俄国共产党党纲》四十页的内容就丰富厚重得多了。而且从二大到五大，《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版本也只是在有关资料的合订本中发现，却没有公开印刷过单行本。

     同一天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报，民国史研究室负责《中国报刊史》编辑的杨光辉副研究员在图书阅览室翻阅我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复印回来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时，看到了1922年1月初版封皮上刻着“曾净吾印”4个字的图章印记，他告诉我，他知道“曾净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党员，可以在广东建党时期的材料中寻找这个同志的线索；另外杨光辉清楚地记得，以前他查阅报纸时曾看到过1925年的广东报纸上有再版《俄国共产党党纲》的文字记载，我非常高兴，这真是又一个大好消息，现在1925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四版也有了线索，那么寻找第二版、第三版也就有了希望，今后应该更努力寻找1923、1924、1925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二、三、四版这三种版本的情况；而且杨光辉还说，由于1925和1926年中国国民党曾先后两批选送了240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推测这本珍藏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带到苏联去的。杨光辉建议我找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教师寻找查阅过《广东群报》的同志。下午回到办公室，我就开始打电话到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通过办公室找到邱捷教授时，他告诉我，可以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黄修荣主任联系，看是否有新的线索，并推荐了80多岁的通过广东早期报纸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坚教授，李坚教授告诉我，他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但是他对我父亲的名字很熟悉、印象很深，原来李坚教授是父亲1935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时的生前好友盛成教授的学生，我从他那里终于得知《广东群报》原来在北京就有存本，而广东中山大学、省党史办、省档案馆等单位如今只存有缩微胶卷。

        2001年12月28日，我在机关门口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向他谈起最近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新发现，并告诉他至今我还没有找到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李长莉主任明年初要到法国作访问学者，可以请她帮忙，经与李长莉联系，她说2002年2、3月之间她肯定要到里昂市立图书馆去，她答应帮助我，我非常高兴，相信找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1926年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这天我与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联系，感谢国家图书馆对我的支持，并汇报了我对《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任馆长称赞我的发现“很有文献价值”，我备受鼓舞，更坚定了继续深入钻研的决心。晚上我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办公室高颖的帮助下，兴奋地看到谢荫明为我找到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的俄文译稿（注7）和英文译稿（注8），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内容果然非常简略，虽说是一共十五条，但两份材料都不约而同地缺少第十一条，估计是当时遗漏了，实际应该说是共十四条内容。这两份译稿均收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中，都是仅仅三页纸。从这两份材料的注释中，我得知了一大党纲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的确切来源。

        2001年12月30日，我的好友葛纪娥向我推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高放教授，因为高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经人大党史系彦奇教授的帮助，我与高放教授取得了联系，果然素有研究、不同凡响，他告诉我，俄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党纲，分别是1903、1919和1961年通过的，我就提出既然《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19年才通过的，为什么我父亲在简历中说是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呢？2002年1月4日高放教授经查阅资料后进一步告诉我，他认为我父亲张西曼自己撰写的简历中提到1918年开始着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是有道理和根据的，早在1903年《俄国共产党（原名社会民主党）党纲》就决定了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帝制，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的统治，已经实现了最低纲领，所以1917年4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就提出要重新决定新党纲，同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的七大通过重新拟订新党纲的决定，列宁在1918年就开始着手起草了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可参考《列宁全集》中文本27卷），并且在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八大上正式通过。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幼年时期，对党的纲领有研究的人很少，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还不知道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时尚不具备写出有份量和详尽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条件，只能“以俄为师”，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历史作用应运而生。

        2001年12月31日，我收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寄来的一份重要党史资料，标题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研究员尤拉所说的时间“七月”只差一天，其内容如下：

   “（1）现在状况………

   B  政治宣传………，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二种………

   列宁全书五种………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wisk（9）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注10）

”

        2002年1月4日，我与黄修荣通电话感谢他给我寄来这份重要资料时，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27年的一大到五大期间，由于党是处于秘密状态下，肯定不能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党纲》，否则会对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带来不必要的打击。他的解答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弥补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缺憾，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战斗武器。当我亲眼看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后，原来产生的一些疑问和部分错误信息全都得到解答和纠正，这份报告使我确切了解了在1922年7月以前，中国共产党实际印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不是书目中介绍的52种，而是12种。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可以得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仅初版就印刷发行了3000份，加上其他五版发行的份数，我相信该书印刷发行的总数应该在数万本以上，直接受惠的革命青年不计其数，对最早一代共产党人起到深刻的启蒙作用，我相信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必会引起中共党史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2002年1月4日晚上7点多钟，当我在办公室基本完成了这篇稿子的全文时，再次拿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详细对照比较其内容有什么不同之点时，才发现我竟然忽略了在两篇译文的第六条中不约而同地有一句至为关键的话：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英文译稿）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俄文译稿）

             一切答案尽在不言中，我认为，党的纲领就是党的主张，既然“党的主张”或“党的重要主张”都是“应保守秘密”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党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保守秘密”当然就根本不可能公开出版发行，因而更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连续六版印刷发行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重要意义。

        2002年1月6日，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咨询部张清允的帮助下，得知该馆藏有1921年至1922年的《广东群报》；我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孙振清副馆长的帮助下，与中央档案馆保管部的贺德海主任取得联系，得知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再版本以及父亲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悼念李公朴的诗和怀念“四·八”烈士纪念册上的文章，真是太高兴了。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向广大读者汇报。

        2002年1月22日，我与近代史所李长莉博士见了面，送给她两本《张西曼纪念文集》，其中一本托她带到法国赠给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请她帮助代查法国保存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等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资料。

       1月23日我到近代史所还书时，偶然看到东方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所闻少华副编审所著的《陈公博传》，在该书47页上，记载了陈公博于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完成了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书中谈到陈公博在美国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因此我查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不是陈公博的“博士论文”、而是“硕士论文”的题目，终于找到了历史原貌，避免了误传。书中谈到在该篇论文的附录中，“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六个文件的英文译本，特别是其中的四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等，上述文件长时期以来不被人们所知，直至1960年才被发掘出来，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2002年2月22日，受到办公室同事的启发，我开始查阅国际互联网，当我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惊喜地发现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1922年的重要文物中，有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该书刊登在网上的照片非常清晰，虽然已经陈旧不堪，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但封皮上从右及左横印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和竖排的两行字组成的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些字的字体分外鲜红，紧挨着“俄国共产党的”的“党”字右边有用英文写的“Wang”4个英文字母,估计是第一个持有者的姓氏，不知道是中共创始人中的“王烬美”还是“王荷波”，或者其他哪位姓“Wang”的同志 ，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另外我更高兴地从网上查到，在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也保存有一本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这本书的封面上，在“俄国共产党”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两行竖写的字中间，靠近左侧“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一边有一方端端正正的印章，但上面的篆字比较模糊，经过仔细辨认，看来象是“高林中印”四个字，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请教，还可以继续深入寻找“高林中”的进一步情况。

        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启程赴法国里昂市访问，我已拜托她帮助我把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等资料全部复印回国，多年来寻找法国里昂市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3月4日，我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和保管部主任陆米强取得联系，陆米强告诉我，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该书是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钱志喜在五十年代捐赠的，但该同志估计如今已不在世，真是太遗憾了。

        3月5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邢淑霞答复说，该馆没有人对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进行过研究。但是她爽快地答应我，尽快帮助复印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及有关出处给我寄来。

        3月15日，我看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14日发给我的Emile，告知李长莉博士已经到了他们图书馆，说该馆保存有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感谢我赠给该馆的《张西曼纪念文集》是“很珍贵的”，但是看信时我忽略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出版时间，直到19日我才注意到，原来在该馆保存的竟然是“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就是“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初版本，而不是我从1997年以来一直认为保存有的1926年的版本。

        3月18日，我收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主任寄来该馆保存的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复印件，与互连网上的封面照片是同一本书，字体却清晰多了，可上面的印章并不是我猜想的“高林中印”四个字，该书的来源是“广东古籍书店购入”。我又打电话给邢淑霞主任时，惊喜地得知在该馆保存的并不是仅仅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而是有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我大喜过望，邢淑霞答应立即将两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全部复印寄给我。

        3月20日，我请机关群言出版社刘亚华编辑帮助辨认印章，得知广东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的印章最后两个字是小篆体的“之印”两个字，又经书法家寒石老师指点，初步确认印章上前两个字是“水竹”，综合来看这枚印章上刻的是“水竹之印”四个字，我认为“水竹”这个名字恐怕不是持有者的真名，可能是字，也可能是号，更可能是书斋的名字，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3月21日我惊喜地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0日发给我的E-mail，把该馆珍藏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版权页传给了我，封面左上方有一枚圆形的兰色图章，经辨认是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在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一个“党”字左侧，也有一个钢笔字体的签名，象是一个姓氏。我给溥力主任回信，告诉他我为了寻找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版本情况的艰辛历程，我曾经找过外交部欧洲司法国处，也曾与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代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以及一些法籍华人联系过，都没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联系上，经过多年的寻觅之后这次终于如愿以偿，真是太兴奋了。我随即与周永珍联系，才知道1996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曾有两位同志赴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带回一本该馆1921-1949年的中文书目，约有一寸多厚，是由两位台湾留学法国的青年学生六十年代整理的。1997年周永珍在翻阅时偶然发现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记载，就及时转告了我，估计是整理书目中出现了误差。同时她告诉我，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建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建校，当时北京中法大学曾源源不断地把国内的图书资料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22年6月正好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在法国组建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22年底李维汉回国，1923年才通知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将少年中国共产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这本书肯定是中国学生用的，书上的签名可对照用汉字、法文和当时的汉语拼音整理的同学录名册查出该学生的名字。而据我分析推测，由于这本书上有持有人的签名，不可能一开始就珍藏在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很有可能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直接从国内带到法国的，可见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对远涉重洋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确立共产主义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

        3月24日，我收到从北京商务印书馆人事处宋丽荣那里查找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馆史研究的钱普齐同志的来信，谈到没有钱志喜的线索，我随即又找到北京102岁的商务印书馆的老人戴孝侯老先生的亲属，确定上海商务印书馆确实有过钱志喜这个人。3月26日，我又打电话给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的陆米强，请帮助查找捐赠《俄国共产党党纲》的钱志喜的下落和身份。

       3月27日下午，我再次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联系，得知该馆保存的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1922年的版本，但是持有者的名字不同，都是从广州古籍书店购入的，我告诉她第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封皮上的印章是“水竹之印”，请她帮助查找广东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没有此名的线索。

        3月28日，我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张建伟的电话，说保管部陆米强主任让他转告我，已查清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钱志喜捐赠的。该馆另外还保存有一本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者是一个叫张人亚的上海金银业党的早期负责人，30年代就失踪了，是张人亚的父亲捐赠的，详情让我再向陆米强了解。我立即拨通了陆米强的电话，才惊喜地获悉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竟然保存有1922年和1926年两个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钱志喜曾捐赠过的是其他资料。1926年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持有人叫张人亚，又名张静泉，1922年是上海党组织的成员之一，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30年代在赴革命根据地的途中半路失踪，我估计是早已遇害了。其父亲在宁波将儿子遗留下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藏在山洞里，才完整地保存到解放以后，大约在1959年由张静泉的兄弟张静茂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直到4月12日我才弄明白，原来该馆保存的1922年的那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国家一级文物，而1926年的这本是国家三级文物。看来，每一条线索都需要我们不厌其烦地下苦功夫一追到底，而这每一本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保存至今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都有着一段生动曲折、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3月29日，我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3日的E-mail,信中说：

       “至于 " 俄国共产党党纲 "封面上的钢笔签名 ‘Sia’ 三个拉丁字母, 我估计很可能是前拥有这一册的人名。 当时中国留学生常将’Sia’ 作为’夏’字的拼音。 这一本书是从前里昂中法大学传过来的 ; (里昂中法大学图书资料室的整个中外文藏书70年代搬过来我们馆的。) 所以, 想这本书的前拥有者应该是姓夏的中法大学学生之一 。 当时姓夏的学生有4位 : 夏亢农, 夏敬隆,夏晋熊,夏隆台。 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不是中法大学买的, 我认为是姓夏的一位中国学生离开学校时期就把它送给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或一个同学 那么, 封面上左边的印章是中法大学图书馆的。 中间这个字表示 " 里大 " (里昂中法大学)。”

        溥力主任的回信与我的推断不谋而合，法国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不是北京中法大学直接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而是中国留学生远涉重洋带到法国的。

我立即打电话请教一直从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周永珍同志，她立刻翻出资料，告诉我这四个姓“夏”的留学生的情况：夏亢农,1921年赴法； 夏敬隆,1922年7月赴法；夏晋熊,1931年赴法，获博士学位；夏隆台，1935-1937年赴法，回国后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中。

        而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因此四个人中极有可能是夏敬隆带去的，相信今后会有更确切的史料发现。

        4月9日，我见到近代史所杨光辉副研究员，他提醒我应该拓宽思路，无论是“姓”还是“名”，只要是名字中有“夏”字的都应去寻找，使我茅塞顿开。

        4月26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陆米强主任把该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封底复印件寄给我，使我的收藏更趋完善。

        4月30日，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回到国内，给我带回了珍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全本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复印件，以及1923年辑录了1920年3月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先父撰写的《俄国诗豪普希硁传》的《新文化史料》等珍贵材料，我仿佛看到游离海外八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今连法国的资料也千里迢迢寻找到了，令我激动不已，经过多年来的苦苦寻觅，我手中保存的这些资料是经过多少好心人的帮助才能得到的啊！

        这样我从世界各地找到的1922年1月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系列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年初版中译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找到的或有文字记载的就有7本，这就是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分别各有一本，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两本。而1926年6月的第五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各保存有一本。1927年3月的第六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档案馆各保存有一本。据此统计，目前我所知道的从1922年1月至1927年3月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系列的先父以“希曼”笔名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六个版本中，在全世界发现已经有11本存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相信肯定还会有更多新的版本发现。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国际互联网上我还看到，据广东新会市的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广东新会的早期共产党人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中，就赫然写着《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的名字，文章中说“1922年初，由陈日光倡议，新会协作主义同志研究会在会城象山脚绿云洞正式成立。会长陈日光，会员37人。研究会成立后，围绕着发展协作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等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研究会设立通信图书馆，收集进步书刊陈列其中。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共产党礼拜六》、《共产党月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广泛借售给会员和群众阅读研究。通信图书馆也因此成为新会历史上最早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可见《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的历史作用。

        另外我从网络和《中国共产党大典》（上卷）中又查到，所谓“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实际地址是办在上海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现在的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主要负责人是李达，确实是为了迷惑敌人而与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协商好，才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而当时的广东正处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代，反动势力想查封《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网上的介绍说“这些出版物都是早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较恶劣，这些读物不便在上海公开出版和发行。为了避免敌人注意，经中央局和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研究，决定在广州设立广州人民出版社，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其它读物，封面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发行地点也印上“广州昌兴街２６号”的字样，以掩敌人耳目。”事实真相可以明白无误了。

       1987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周谷城为张西曼题词“民主战士，奋斗终身，典型尚在，启迪后生。一九八七年夏，怀念张西曼教授。……”；1991年5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著名法学家、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张友渔为张西曼题词：“宣传马列主义  支持革命运动  回忆西曼先生”；1992年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写下“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张西曼精神不朽”的题词；同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从台湾写来题词“爱其所同  敬其所异  忍小异而持大同则无争  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  小曼贤侄雅属”；1994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楚图南题词“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  纪念张西曼教授”；1995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题字“张西曼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正义追求进步的一生”；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1995年4月的题字是“高风亮节垂青史”；同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的宋平题写了“深切怀念张西曼同志”的题字；199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的张西曼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称颂“张西曼教授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发表记者安德列的文章，称颂张西曼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1998年11月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为张西曼题词：“张西曼先生为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两次国共合作和加强中苏友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张西曼教授做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和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杰出贡献永垂青史！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先父张西曼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法估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陈昊苏会长在看了《张西曼纪念文集》后写信给我，他由衷地表示“………对先生身后遗属遭遇的磨难叹息不已！在我看来，你没有在困境中沉沦，而是顽强奋斗，不断进取，走向成熟，为弘扬先烈的事迹始终不懈，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又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同样值得我们大家钦敬！”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的李禾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小曼，你是党的好女儿，你搜集的这些资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的孙振清副馆长也诚恳地告诉我：“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张西曼先生的名字，但是我们无论谁，也不可能花费你这么大的精力去搜集张先生的资料，感谢你帮助我们填写了中共党史中的空白。”而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的严景秋同志则真诚地说：“搜集张西曼史料这件事本来该我们党来干，现在你们家属替我们干了，你对国家尽了忠，对父母尽了孝，做到了忠孝两全。”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胡治安副局长看了我提供的全部资料后，由衷地评价：“你为张西曼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说：“孝顺女儿，感天动地。”………面对着这么多颗真诚、善良的心，我所受的无论什么挫折苦难都不在话下了。我将继续努力，矢志不渝地艰苦奋斗，力争早日出版《张西曼年谱》、《张西曼文集》、《中苏文化协会大事记》、《张西曼传》等著作，以报答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朋友对我的厚爱。

    回首往事，我认为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好心人的理解和帮助，我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力量，也绝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的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如果没有各位专家学者的指点帮助，更是不可能顺利形成并敢于公布于世的。为寻找《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我经历了一条自讨苦吃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我想，只有不畏艰苦、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才能有所发现和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忍之副院长说我的观点是“重大发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黄修荣主任说我做的是“沙里淘金”和“蜜蜂采蜜”的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李瑗教授说我的发现填补了中共党史中的“一个大空白”，解开了中共党史中的“大谜”，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老先生更是热情地鼓励我说：“太好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你的工作是重大的贡献，你不只是对你父亲有功，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功，更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功”。其实我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在探索之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我想只有淡薄名利、不辞辛苦、广征博引、努力挖掘原始资料，才能对得起大家的鼓励，不断发现新的成果。

因为仅是业余研究中的一得之见，现做为抛砖引玉提出来，尚请广大读者和近代史及党史专家们批评指正。目前我找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的初版本，但除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系列印行的六个版本外，还应该接着寻找父亲回忆中谈到民九年（1920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版本，我认为民九年（1920年）的版本很有可能是父亲自费印刷出版的，是《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最早的版本，仍需要我不断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今后需要钻研的工作还很多，我将继续以更高的标准鞭策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下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单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注1）见1949年7月11、12、13日《人民日报》

（注2）见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位于土区洪组的张西曼教授之墓

（注3）见《张西曼纪念文集》张小曼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421-423页

（注4）见《人民日报》1995年6月30日第4版

（注5）《历史回忆》张西曼著  1949年  东方书社发行

  (注6)   见 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

（注7）见《一大前后》6至8页，原书注“本文译自一九二四年陈公博用英文写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二年英文版，C。M。维尔巴编。”

（注8）见《一大前后》9至11页，原书注：“一九二一年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有俄、英两种文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均收入本书，以便于研究。俄文译稿译自原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

（注9）即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又名《俄国革命纪实》。

（注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