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研究的五大理论突破

       2002年5月於南京大學舉行的全國第七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會，被稱為自陳研開禁23年來“新觀點最多，研究水平最高，硬體最好的一次學術盛會”。就學術而言，在總計76篇論文中，有五大理論突破，主要是：

（1）聯繫實際加深了對陳獨秀的科學、民主精神的理解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丁守和研究員《陳獨秀與德賽兩先生》一文中指出：一、陳獨秀把民主概括為：“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人格獨立，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言論自由，”及“經濟上之財產獨立”。認為這是世界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中國也只有這樣才能“出黑暗而入光明”。二、著重批判了以儒家三綱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倫理道德，認為這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核心和基礎。陳獨秀稱封建道德是“奴隸道德”，魯迅斥封建禮教是“吃人禮教”，吳虞說儒家教忠教孝就是要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封建專制及其綱常禮教摧殘人格、扼制人權、束縛個性、限制自由，阻礙社會進步。故欲建設現代民主國家，樹立平等自由之新信仰，則對於“與此不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三、反對定儒學於一尊的文化專制主義。陳獨秀並不否認儒學在其本分以內的價值。但我國經濟和科技有了相當大的發展，而政治制度、組織制度的改革卻遲遲難以進行，造成隨經濟發展貪污腐敗越發嚴重，且都與官權有關。輿論監督很重要，我們則強調輿論導向和“朋友式的監督”；我們發展科學技術，而對馬克思講的”不怕入地獄“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注意不夠：我們說要代表先進文化，但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而無“民主的”，在文化問題上不講民主的，那如何先進呢？

（2）解放思想，敢於從理論與思維格局上突破。黑龍江大學郭立田在《大革命“失敗”與陳獨秀的“錯誤”》一文中，對傳統理論模式和理論格局提出了挑戰。認為“應當跳出黨派鬥爭的格局”。他質疑並否定認為大革命“失敗”說和陳獨秀犯“錯誤”之說。以新的視角提出歷史學家應避免的是“不要為了政治需要而褻讀我們的民族語言”——即無主語判斷。”如說“指導思想的失誤”，是誰的指導思想？“大革命失敗”是指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大革命的主體（領導者）是國民黨，那就很難說失敗了。而陳獨秀所犯“錯誤”，與其說是右傾，不如說是“左”傾，因為自共產國際創立就“左”—列寧的世界革命論，到史達林，托洛茨基都制訂了對中國革命的不同的“左“的策略，而托洛茨基更左。此文所列陳在領導大革命時期中共時犯有多處 “左”的錯誤表現，如一再主張退出國共合作及對過火的工農運動阻止不力等，是招致統一戰線破裂的主要原因。還認為“歷史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的”。文章列出了陳的六大高貴品格，他比當時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要更加令人敬佩。” 最後，作者認定：“改革開放政策與三個代表思想對在何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之所以取得了輝煌成就，根本原因是徹底克服了長期統治中共的‘左’的錯誤，如果我們用鄧小平的政策衡量一下中共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的政策，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當時的政策是“左”的，是錯誤的，正是“左”的錯誤給自己招來了橫禍。鄧小平說：‘‘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這一論斷恐怕也適合於中共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吧！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思想，將進一步把中國引向世界，引向繁榮，這一思想同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路線是不能相容的。如果我們用三個代表的思想來衡量一下過去的路線，那就更能看出它的謬誤來。”

（3）正本清源，去偽存真。內蒙古大學阿明布和在論文中認為：陳獨秀晚年用“無產階級獨裁制”去表述史達林領導的蘇聯國家政權，而不用“無產階級專政”，是認為“根本沒有這樣東西”，他認為這個政權滅了民主，用獨載代替了民主。也就不是無產階級政權了，並認為它“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反之，陳獨秀認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權，既要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更要給廣大人民群眾以真實的民主。他說：”筆者曾以為陳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其實這是對陳晚年思想的一個誤解”。昆明師專徐波與雲南師大沈衛在論文《後期陳獨秀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探索及其貢獻》中，針對大量史述中的觀點，如認為陳後期重新還回到五四時代，成為一個“超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提出相反意見。認為從1929年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至1942年5月病死止，是陳思想的一個活躍時期。他所指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和全民民主制”實際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制，是對史達林的俄式社會主義弊病的揭露，並在機制、理論兩大層面上對之痛加反思和揚棄的基礎上重新界定了新的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正是他後期的追求。據此，陳獨秀又是中共和國際共運史上最早提出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關係，以及明確主張不應拒絕、而應全面、理直氣壯地繼承資本主義成果的人。這在數十年之後為蘇聯與東歐劇變和鄧小平改革所分別印證。陳獨秀也毫無疑義地成為鄧小平改革的偉大前驅者。溫州學者陳鏡林《論陳獨秀看蘇聯》的論文，論述了陳早在20世紀三十年代對蘇聯的預見，認為它發人深省。蘇聯七十年的興衰歷史證明，陳獨秀所揭穿的是史達林及其後的統治拋棄民主破壞法制的機制與本質。這種把為人民大眾做主的工農國家轉變為個人獨裁的專制國家的問題，其結果必然走向崩潰。後來的歷史事實有力說明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民族矛盾尖銳，對外浮誇對內封鎖，高度鎮壓，造成後期經濟停滯，通貨膨脹，文化倒退。正如陳獨秀指出的：人類追求的社會主義與民主息息相關。

（4）論文重視陳獨秀思想淵源及其發展軌跡的深層研究。南京大學閻小波在《論世之交陳獨秀的思想來源與文化選擇》一文中，論述了其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日的革命和知識份子走辦報、結社、演說的革命之路的深刻影響，又直接受梁啟超《清議報》的影響；但不能由此得出他僅是梁的信徒的結論。從青年陳獨秀在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看來，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無鄒容、章士釗那種與滿人不共戴天之仇的激烈情緒；他是民主主義者，辦報目的是要喚醒最廣大的百姓；他推崇梁啟超，但終未成為反對革命的君主立憲主義者……“凡此表明，陳獨秀在政治人生之途上正日趨成熟，他註定要走一條特立獨行之路”。上海社科院任建樹的讀書劄記《梁啟超與陳獨秀》一文，指出“康、梁儼然是陳的啟蒙教師”。但從1896年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到1915年陳獨秀辦《青年雜誌》這期間相隔不過是19年，在青年毛澤東眼裡，陳獨秀已取代了康、梁，由學生而成為老師了。任文認為：“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精英們所著重批判的是孔儒之道，而梁啟超不反孔。孫中山以‘驅逐撻虜、恢復中華’的三民主義為時代最強音，但啟蒙任務被擠到了歷史舞臺的背後。“以梁為代表所進行的啟蒙運動”為後來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掀起的一場以科學民主為旗幟的，堅決徹底批判孔教、舊文化為主要任務的，以個性解放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播殖下了種子。南京大學李書有、伍玲玲在《陳獨秀倫理革命評析》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皆以倫理革命為核心。從倫理革命引發出民主與科學。”安慶市政協黃河的《報刊喚醒國民魂——陳獨秀辦報刊心路歷程探索》一文,論述了陳獨秀早年從創辦報刊始，發軔於1903年8月7日的《國民日日報》，繼而於1904年3月31日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其發揚光大於1915年9月所辦的《青年雜誌》（即《新青年》），及針砭時弊的《每週評論》（1918年）。從這四種報刊可見其從康梁派轉變為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倡導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最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發展軌跡。

         上海華師大齊衛平的《五四時期中國社會變動中的陳獨秀文化思想》一文，較系統地概括出急劇變動的五四時期社會思潮凸現的文化變革中陳獨秀的文化主導與主帥地位。他的革命思想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文字、文學、道德價值乃至對傳統文化的評判等領域，促進了方方面面的巨大進步與變革，且始終是代表著先進文化的。主要概括為四個方面。其中尤其是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搖撼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他在中西文化衝突中的勇猛衝殺，與對舊傳統孔孟道統的徹底批判與堅決否定，力主將中國文化朝近代化（即西化）發展，這一切足以表明陳獨秀為核心的五四精英們代表著中國社會的前進方向。其存在的問題是形式主義、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蘇州大學尤小立《晚年陳獨秀學術與思想內在統一和分裂—以〈孔子與中國〉為例》的論文指出：晚年陳獨秀思想的大趨勢是向五四新文化基本理念回歸並有所提升與發展變化。他的《孔子與中國》發表於1934年11月，是其晚年學術思想代表作之一。與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極端激進的文化批判態度相比，已部分調整為：肯定孔子的“非宗教迷信態度”和“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孔教”這兩個價值。目的是以傳統指導現代，顯得十分理性。這是他思想的一種深化—在歷史與時代二個價值間滑動，又實際存在“內在取向上的矛盾”：孔教既一文不值又在其立教時“有相當的價值”。其在歷史與時代價值兩者間滑動的問題，作者認為這“實質上是瞄準自身近代以來的現實”。他比較從容地把他所認識到的孔子與孔教的歷史價值闡述出來，這樣就完成了其個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認識的提升。說明他仍在堅守“科學”、“民主”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理念。安徽大學沈素珍的《略論陳獨秀文化創新的特點》一文，總括了其三個特點：“一、時代性，即順應歷史潮流而興起；二、自主性，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改造國民性，主張人格獨立；三、開放性，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而工業文明，他提出‘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即今天所說的對外開放。”

        南京大學包忠文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長倔佑造教授都寫了陳獨秀與魯迅，代表了兩國對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與主將的認識與評價。張洪波（安慶師院）的《陳獨秀對於儒、佛、道思想的評析》，論述的是針對理論界的陳獨秀“全盤反傳統”觀點而作的否定，論述了他對於儒學孔道是“持辯證的揚棄態度”的。此文對陳的理論缺陷的分析為四：一、由於陳獨秀的哲學理論不系統、武器不精良，他在考察十分複雜的傳統文化時，就難以從理性的角度做出科學和精當的分析；二、他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卻對文化的民族性有所忽視。三、其思想理論具有介紹性和鼓動性，而缺乏系統性和深刻性；四、是其偏激的特點。

        安徽大學徐國利的論文《從實用主義史觀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五四運動後陳獨秀的歷史觀的轉變》，認為陳獨秀五四運動後歷史觀的轉變中，經過了一個從實用主義史觀的短暫而重要的環節。這一過程是從五四運動到1920年下半年間。到1921年下半年後，才較系統和深入地把握唯物史觀，這時陳的歷史觀中仍存有不少非唯物史觀因素，體現出其“變”又“不變“的思想軌跡。

（5）講究研究方法，大興學術創新之舉。關於陳獨秀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共5篇文章。代表了四種研究方法。

        1．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李新教授在《代序》中提出，歷史人物尤其是陳獨秀研究方法可概括為歷史哲學研究法。要點為：A、要歷史地看，實事求是地研究陳獨秀；B、要區分歷史現象與事物的本質。要從歷史事實出發看結果，不能從原始現象出發去看歷史；C、要客觀研究分析，即對當年的力量對比的“合力”作研究。他以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為例，指出應“回顧敵我力量對比之懸殊，冷靜地、客觀地作歷史研究分析”，這是由於多方面條件造成的，是種（合力）的結果。“只說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是不公正的。”D、要摒棄現象看文本及歷史事實的本質。他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例，指出“它不是歷史書，而是參與雙方論戰的文章，它針對當時另一種意見即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的觀點而作，也可說是雙方吵架的產物”。

        2．陳研會會長陳鐵健以《追求科學、拒絕盲從》為題的閉幕式講話中關於研究陳獨秀的態度與方法論的意見。他認為：①以陳獨秀學術、文化、思想為主題，表現了陳獨秀研究領域的拓寬和深化，並不意味著陳研方向的轉折，不是微觀向宏觀的轉折，而是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宏觀研究始終以微觀研究為基礎，必須做大量的細緻的實證工作，否則一切都是空的。②但是就陳的一生而言，他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是開一代政治文化風氣之先的文化宗師，他一生“幾乎沒有什麼純學術文化思想，離開政治去研究純學術的陳獨秀幾乎是不可能的”。③強調“以清醒、信念、良知和純正學風來研究之，追求科學鄙視教條，拒絕盲從，質疑權威，敢於應對非學術因素干預下的種種挑戰。”

  　3．南京大學奚金芳在大會報告的以《關於陳獨秀文化研究的幾點思考》為題，提出的是這次學術研討會經籌委會專家們論證倡導的文化研究法。即將人物所處的時代、思想、活動的源（從他文化思想的大背景大視野上著眼），與流（研究其學術、思想、文化等全部活動及其軌跡），加以站在今天21世紀時代高度的深入的思〈反思〉熔於一爐。反思即提倡真正的歷史精神—由現在以反溯過去。面對古今之變，沿源溯流加以理性的再認識，以達到科學化的階段，即對歷史有真正的、本質的、規律性的瞭解。可說這是歷史精神本質之所在。這三者的統一本身就是科學態度與求真求實精神的統一。

  　4．實證研究法。這是日本學者及我國學者們幾乎一致採用的對陳獨秀研究的科學方法。即重史實判斷。弄清陳獨秀所涉的許多方面的歷史事件與相關人物的事實真假。早在1990年日本《東方學報》第62冊上，時在京都大學任教的江田憲治就發表《陳獨秀與“二次革命論”的形成》一文，對陳的文章語境予以貼切理解。最早提出了對二次革命論的肯定見解。這次他的論文又以新挖掘的一則史料證實了以往對陳獨秀在二七慘案後，忽視中國工人階級作用之不確，他引證了當年中國廣州的《勞動週報》雜誌（1923年4月14日廣東勞動週報社出版的陳的演說）。這是歷來中共黨史界所未發現的新實證，足以否定舊說。

 　唐寶林等多數國內陳獨秀研究學者，長期來對陳獨秀被誣戴的九頂政治帽子，逐一予以事實判斷，一個又一個被否定，此項可稱為政治實證研究法（詳見本次會上唐寶林發言所寫《中國學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一文）。

       以上方法互有交叉。只就其主導方面分類而已。見仁見智互為補充。此會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倡學術民主和自由探討，博採眾長，同資相質，轉益相師。

　這次學術研討會之成果，上述挂一漏萬，難於包括。此研討會對我國史學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出現與人文精神的提升，對於中共黨史和聯共黨史，乃至共產主義運動史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2003年5月28日星期三於南大鎖金公寓15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