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

一、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还在青年时期，陈独秀就抱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先进分子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行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己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无遗，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五四运动前陈独秀虽主张以法、美为师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认为中国“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实行社会主义“似可缓于欧洲”^[1]，但也强调，为“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实行“社会政策”^[2]是必要的。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即以这个思想为武器，重新探索中国的出路，很快就得出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做出的，主张资本主义救中国的一方也讲社会主义，但提出了三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实行社会主义；二是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三是对发展大工业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何者优越。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就使一些人陷入困惑。

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迎接了挑战。

陈独秀当时己经觉察到，在中国不解决独立问题便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但经验告诉他，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没有使中国独立的能力，也没有这种勇气，有时还可能开门揖盗。所以指望中国资本主义“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3]。因此陈独秀明确地说: “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4]，中国不配讲资本主义。

那么，中国能不能讲社会主义呢？

陈独秀首先回答了在中国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感受资本主义“弊病”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立即树立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念。他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5]，“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6]。陈独秀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资本主义在欧美己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7]，在最近的将来，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8]；并且认为，幸而中国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有了更好的制度，中国何必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9]，何必去做“挖肉作疮”的“庸医”呢？

陈独秀接着回答了中国有没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回答它最重要的是回答是否有这种条件。陈独秀早在1917年就思考过这个问题，面对挑战他倍加关注。这时陈独秀己隐约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切产业社会化，中国经济落后，搞社会主义加倍困难。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10]。工业落后的国家，只要工人阶级有了一定的觉悟，就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靠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

陈独秀就是依据上述理由，改变了以往“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那种对“资本主义底迷信”^[11]。在论战中坚定地树立起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得出了中国革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

评价这个结论，首先应该肯定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所依据的理由相当部分是科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实质性的，便是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而初步认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个结论是探索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但是，陈独秀及其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对中国国情也知之不多，更不真正懂得怎样将二者相结合。比如，他们并不懂得民主革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中间站，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又如，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在认识上还夹杂着某些单纯的伦理观念，对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适当地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因而急于抄近路。此外，他们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也有错误，更不知道如何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大环境中去思考。有了这些错误认识，陈独秀便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全部看成了革命对象，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提出了这种主张，这种主张还被载入了一大党纲。于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成了没有解决的悬案。

二、将走社会主义道路分为两段路程

值得庆幸的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主张，很快就纠正了。

党的一大前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否定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就在这时他还说，民主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12]，我们承认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13]，“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14]，而中国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15]。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量，在陈独秀当时的认识上确实越来越重。陈独秀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不过正因当时就有这种矛盾，在做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之后，陈独秀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如何发展的思考。正如，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6]。5月陈独秀又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7]。陈独秀不仅是这种精神的提倡者，还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因而成为继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方案的代表。

不可否认，一大后的国际及国内形势也为党及陈独秀分析中国的乱源，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更好的方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更为党及陈独秀制定新的救国方案找到了理论依据。早在1920年7月列宁就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并指出：这些国家的革命，首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全面贯彻了列宁的上述理论。中国共产党出席会议的代表回国后，立即向党中央做了汇报，陈独秀的认识也立即有了新的飞跃。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段程途”。6月陈独秀正式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分析了世界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两段路程作了论述。

他说：“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第一段争斗，是中国人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上至急切要的工作”，“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18]。

陈独秀的意见很快形成了全党的共识。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宣布：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7月党的二大便在陈独秀主持下，在重申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党的二大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统治中国，使中国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共同工具”。因此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是中国的乱源，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讧的复杂基础”。据此二大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 (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二大认为，这样的革命就是“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党的二大在肯定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还改变了把中国资产阶级全部当作革命对象的错误认识，虽然仍旧没有将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区分，但已认为他们还没有发达起来，就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碍”，为要免除这种压迫，一定要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因此二大再次提出与民主派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主张，并且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做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段路程，制定出民主革命的纲领，是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第二个成果。它从步骤上为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大的方向；也为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可能。它是中国革命迅速走向高潮的首要保证。

陈独秀对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二大后陈独秀被捕时，中国十大团体为释放陈独秀发出的宣言中赞颂说，“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救护陈独秀就是“救护垂危的改造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

三、处理两段路程关系的三种设想

将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分为两段路程即两个革命阶段之后，如何处理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立即成为新的探索主题。陈独秀很快就把精力集中到思考这个问题上来，而且就在1922年内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提出了三种设想。这三种设想难免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论述，照搬现实生活中现成模式的痕迹，但仍不乏独立思考和不断探索真理的精神，不乏研究中国实际的精神。1922年8月陈独秀在《独秀文存》自序中曾说：我的观点“都是我的直觉”，“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我的文章确“有许多不同的论旨”，但可以把它看成“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19]。

下面就让我们分别看一下陈独秀的三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的提出与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是同步的。1922年4月中国第一次出现两阶段论，5月陈独秀便明确地说，劳动者在力量未充足的时期，“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20]。6月陈独秀正式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同时就正式说明：第一阶段只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革命胜利虽只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机会”。中国“劳苦群众”仍然“应该加入”到这个革命中去，以便在革命过程中“使自己由幼稚而到强壮”^[21]。《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明确地说，“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党的二大接受了上述设想并作了如下的表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民主主义成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才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但是，无产阶级应该“援助”、“扶助”、“帮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保证其成功。因为它是“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是“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

上述设想可以看作二次革命论的萌芽，起码可以说已经有了二次革命论的某些因素。对这种说法目前仍有不同意见，关键是对什么叫二次革命论众说纷纭，甚至将其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列宁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的“两步走”的理论相混淆。所谓二次革命论其内涵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完全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的基本特点，不仅在于要进行两次夺取政权的革命，而且在两个革命之间插上一个资本主义时代，把二者完全分隔为毫不衔接的两个阶段。1927年的《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就说明了上述特点。《解释》说：我们党有过一个“根本错误”，那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截然划分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陈独秀及二大的第一个设想，虽尚未形成完整形态的二次革命论，却具有这个特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德国的状况，虽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仍然要求德国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22]，它可以使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统治下取得更多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23]。后来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搁置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会很快到来，继续要求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以争取自由和“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24]，逐步地耐心地准备未来的战斗。陈独秀此时萌发的二次革命论，显然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以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的痕迹。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二次革命论与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有关论述还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仍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要独立作自己阶级的运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而且陈独秀此时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同时还有其他设想与之并存。

陈独秀的第二个设想是在党的二大正式出现的。二大关于民主革命如何发展，即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论述，除了萌发二次革命论之外，还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第二步可以“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据此二大强调无产阶级要“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并把“民主革命的奋斗”，看成“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

实际上在建党前陈独秀就有过这种想法。他1920年10月就讲过，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一定“必须经过共和时代”，“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5]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紧跟民主革命之后即刻成功，乃是陈独秀上述想法的再现。不同的是，二大已较前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即刻成功的条件，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

陈独秀的第二个设想，属于不断革命论范畴。1905年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恩格斯搁置起来的不断革命口号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列宁指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26]。列宁还从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比以往欧洲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更软弱，无产阶级更强大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的主张，认为这种革命胜利后可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以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917年二月革命进一步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列宁立即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诚”。^[27]当然“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28]。陈独秀及二大的第二种设想，还没有完整地运用列宁的上述理论，但以阶级力量对比为条件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不能不说己带有列宁发展了的不断革命理论和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模式的痕迹。

陈独秀仍然没有满足他所提出的两种设想，于是二大后不久，陈独秀又提出了具有点滴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因素的第三种设想。

陈独秀对前两种设想思考的问题，仍旧是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

首先，陈独秀仍然认为，走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再次明确表示，“真的民治主义的政制能否在中国完全实现”，实乃“万分怀疑”^[29]。因为，“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30]。而且我们也“不能赞成”中国再走这条道路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31]。此外“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也“是一个问题”^[32]。

陈独秀紧接着想到的仍然是在中国是否有条件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陈独秀在 《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再度说明：“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这个认识使陈独秀改变了二大提出的以无产阶级组织力及战斗力是否强固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虽然国民革命成功后，“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不能免的境界”^[33]，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决非建设在现状之上”^[34]。

基于以上思考，1922年9月陈独秀在《答张东荪》和《造国论》两文中指出，在中国企图革命胜利之后，马上就“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是不现实的。他设想在中国实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也要有个过程，“其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

给予陈独秀提出上述设想以启示作用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段时间党的刊物连续发表过介绍新经济政策的译文与著述，其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可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大企业归国家，小企业可以租给私人经营。陈独秀的上述设想发表后，高君宇、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有与之相呼应的文字，可见新经济政策影响之广泛。也可见这个设想虽然还处于朦胧状态，但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某些方面和后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相吻合，可以看作在对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个成果。1922年陈独秀就能提出这种闪光的设想，既可以说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创造，也可以说是他将刚刚介绍到中国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之于中国的初步尝试。

1922年陈独秀提出的上述三种设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此后关于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无不是这三种设想的较量和发展。

四、三种设想在继续探索中交织出现

正确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三种设想虽然有生命力，但陈独秀不可能就此便将这种点滴的设想发展下去。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一面有所发展以及第一次工运高潮走向低落，1923年4月至12月，陈独秀又连续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将他初步萌发的二次革命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加理论化。所以如此说，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仅仅抓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样一句话做文章，而是根据以上两文所做的阶级分析、对革命转变条件的认识、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判断做出的结论。

陈独秀的文章虽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早地作了阶级分析，而且不乏亮点，但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陈独秀不懂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具有的革命和软弱这种两面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35]的一种特殊的阶级本性。竟把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成长的公式搬到了中国，认为其软弱性只是资本初步积累时期暂时出现的一种“懦弱心理”，这种心理必然随着资本积累的完成而消失，所以不当以此“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陈独秀也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们“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36]。而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套到中国工人阶级身上，认为中国工人队伍也单纯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仅仅“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中国工人阶级必然幼稚，中国工人阶级无论物质力量还是阶级觉悟都不及资产阶级。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出了如上分析，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上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阶级的力量”，即使能够打倒现在的统治阶级，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有了这样的结论，陈独秀不仅从此前重视工人阶级转而重视资产阶级，实际上肯定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以资产阶级为主力；而且很容易因为害怕吓跑资产阶级而使革命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便对资产阶级实行退让政策。

两文对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有直接论述，却有两段表明了陈独秀此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段是说：“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国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另一段是说：“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陈独秀仍然关心革命转变的经济条件，再次放弃了第二种设想提出的依据无产阶级组织力和战斗力是否强固来决定转变时间的观点。然而他同时放弃了第三种设想中萌发的合理因素，事实上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当作转变的条件。

在阶级分析和对革命转变条件认识的基础上，陈独秀对民主革命前途的判断虽然仍旧没有离开二大的两种设想，但二者的地位已有变化。二大虽认为党所面临的现实可能性还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第一种设想，但二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与觉悟是充满信心的，甚至预见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景，所以二大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即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种设想是力争的。而此时陈独秀的文章己强调：“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能“参加”国民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文章也说，“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但是又说，“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上述判断充分说明，陈独秀己将第一种设想上升到“一心不乱”的主导地位，对第二种设想已没有了力争的积极态度。其实陈独秀的上述两文早已开门见山地做出了这种判断，他说，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最大的是由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各国进化的时间可以不同，但“进化的历程恒次弟不爽”。就是说社会进化是不能跳过“资产阶级时代”，即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的。

但是陈独秀并没有顽固地坚持二次革命论。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不但遭到事实的撞击，还受到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批评。彭述之认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不是暂时的，陈独秀的分析是“机会主义”的^[37]。邓中夏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因此“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38]。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述种种促使陈独秀很快从重视资产阶级再度转向重视无产阶级。四大前夕陈独秀已觉悟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39]。不久，党的四大在陈独秀主持下，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现实领导权，再次强调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五卅运动后，1925年9月，陈独秀又进一步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中国“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40]。至此，陈独秀又一次否定了他的第一种设想二次革命论。

不过与此同时，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革命转变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及陈独秀的影响在不断加强。

共产国际除了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外，还强调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点自然无可非议。但是他们又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比1905年期间俄国的资产阶级还软弱，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从革命走向反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只能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的政权。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加上五卅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充分暴露，陈独秀提出的第二种设想便取代二次革命论以更加完备的姿态占据了主导地位。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就指出，“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只要工人阶级“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11月陈独秀在文章中进一步说，中国资产阶级原则上“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41]甚至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即使最激进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也是反对革命的”^[42]。

然而，随着北伐出师，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正阴谋篡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并未走向反动，而且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一方面北方的革命运动因遭到镇压而走向低落，北洋军阀各派系开始组成反革命联合阵线，准备进行反革命的南伐。在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在坚持上述理论即第二种设想的同时，再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1926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在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隐约表示：中国革命的目标应是“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会后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将这种表示更加明朗化。文中说，民主革命的结果是由国民党左派掌握政权，“自由发展”“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43]，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44]。并且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45]。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显然是变态的，但变态的二次革命论此时己与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的退让政策相联系，故拉狄克曾讲，中共四届三中全会有“半孟什维主义论调”^[46]。

从理论上说第二种设想显然与二次革命论相悖，但两种理论此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却殊途同归。因为第二种设想虽然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由革命走向反动，政策上应该是只斗争不联合。但又因这种设想认为此时这个阶级还处在过渡阶段，尚未完全走向反动，还可以“利用”，因此暂时还应实行只联合不斗争的退让政策。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陈独秀虽然在理论上摇摆，政策上却不变，所以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竟可以在陈独秀思想上交织甚至同时存在。

不过二次革命论在陈独秀思想上仍然只是一时闪现。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陈独秀主持下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二次革命论，强调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此后中共中央和陈独秀都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应建立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走向社会主义。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民族资产阶级正式走向反动的标志，中国革命进入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开始，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这个联盟的体现，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继续实行妥协让步政策。陈独秀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叛变表示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虽还不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也是走向此专政的途径，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构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五大后陈独秀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又说，中国革命之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

这期间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的是，陈独秀经过一、二两种设想反复较量最终放弃了第一种设想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第二种设想的怀疑和对第三种设想的思考。1927年4月陈独秀发表了《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此文虽仍然认为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实现“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但第一次提出了如此就可以不“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并且在再次强调必须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第一次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解释，提出了四种经济并存的主张。陈独秀认为，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说它是“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不是说只采用这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依国家的性质而定，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设想既有了某些革命转变论的因素，又把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成份具体化。可见此时陈独秀不仅没有放弃第三种设想，还将其向新民主主义方向推进了一步。虽然这一步也只是昙花一现，仍然可以看作自建党至此，陈独秀多年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亮点。

五、最后的归宿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仍然关注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策略，仍然在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思想之起伏较前更为频繁和复杂。

大革命失败后相当一段时间，陈独秀还是认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行向社会主义。1928年1月陈独秀撰文仍称：“共产党的金箍棒”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47]。接受托洛斯基派的观点之后，陈独秀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的看法才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他在1929年8月5日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大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失败了，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说，现阶段是没有革命形势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参加国民会议，提出自己的要求，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不过上述看法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此后他多次在上诉、辩诉状上表明，不反帝反军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属梦呓，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只有工农苏维埃成立“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独秀被释放。陈独秀拥护抗日，但其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他通过对抗日前途的论述表达了这种变化。他认为，抗战胜利虽然要发动民众，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器，他说以为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等于用符咒治病。据此，他不仅反复说明抗日要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要依靠外援，向外国获得武器；还明确主张抗日胜利应由国民党领导建国，他的思想也逐渐向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转化。1938年4月至8月陈独秀在相继发表的《抗战与建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中指出：“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48]。陈独秀对这两种制度再度做了比较。他一方面默认社会主义国家己由红变黑^[49]。一方面强调，“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便“万象一新”了^[50]；因此陈独秀不但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全部欧化”^[51]。陈独秀还再次分析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所谓政治上的成熟是要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这“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52]。他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资本主义“未有高度的发展”，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53]，可见中国并不具备跳跃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据以上看法，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54]。

既然陈独秀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战场对日作战的不断失败，他的看法也自然随之向消极转化。1940年至1942年陈独秀写了不少文章，逐渐认为，此次大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55]，他当时认为前者战胜的可能性更大些。不过他又认为，无论胜利属于谁，“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56]，只是世界将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 (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不会“得到胜利”^[57]，“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58]，“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59]。中国也是一样，中国自己“没有力量”将日本赶出去，其结果乃是：胜利属于美国，“我们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60]。

陈独秀最后的探索告诉我们，他是以终于抛弃甚至批判了具有某些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因素的第三种设想，第三次拾起了具有二次革命论因素的第一种设想为归宿的。他的所谓目前世界没有第三种制度是最明白的表达。而且对中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其思想己悲观到把两次革命都看成遥远未来的事。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陈独秀一生在探索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探索如此重大问题正确答案，有曲折和反复是带有一定必然性的。

注释：

[1]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0页、第81页。

[3]—[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页、第34页、第87页、第32页。

[7]—[1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第92页、第52页、第57-58页、第32页。

[12]—[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2页、第31页、第67页、第33页

[16]《“一大”前后》(一)，第80页。

[17]—[2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178页、第185-188页、第200页、第175页、第18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86-87页。

[2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3页。

[26]《列宁文选》第一卷，第634页。

[27]《列宁文选》第四卷，第565页。

[28]《列宁文选》第三卷，第689页。

[29]—[3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6页、第208-209页、第208页。

[32]—[34]《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6页、第209页、第20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7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7页。

[37]《新青年》季刊第4期。

[38]《邓中夏文集》第99页。

[3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620页。

[40] [4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87页、第120页。

[42]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7页。

[43]—[45]《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页、第273页、第264页。

[4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卷，第568页。

[47]— [50]《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483页、第621页、第599页、第609页。

[51] —[54]《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0页、第617-618页、第617页、第618页。

[55]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三封信》

[56]《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46页。

[57]—[59]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60]《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49-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