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

摘要：苏联与共产国际来中国的使命，主要不是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而是为了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作为共产国际下级，陈独秀在无奈地接受了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政策之后，不得不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与国民党的排挤之下，陈独秀才发表了被后人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作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次革命论”中所表露的对统一战线及武装力量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放弃，恰恰是来自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

关键词：陈独秀  共产国际  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

1923年，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农民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后才会发生；工人阶级数量、质量都幼稚，要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1]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2]于是乎人们就为陈独秀在这以后的所谓的三次“大退让”以及他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并逐步放弃了革命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形成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找到了勿庸质疑的证据。

对于“二次革命论”的表述，最早是瞿秋白于192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当时“党的正式意见”(陈独秀)是“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3]

而有关“二次革命论”与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之间，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那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在1923年的文章中，陈独秀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到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4]同时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国民党右派“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的逆流时。在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就不允许中共“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并说:“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5]孙中山还向共产国际代表表示:“共产党即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6]陈独秀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他所发表的文章未必不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且不论“二次革命论”的对与错，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这难道不是陈独秀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实行的策略？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普遍认为，正是由于“‘二次革命论’的指导，使陈独秀必然在大革命后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败。”并认为“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也不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错误的实质是中国革命在联合战线中是争取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还是国苏合作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统一起来的。

1923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苏俄政府代表时，就“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鲍罗廷在中国只能“与孙中山国民党通力合作，以发展中国的反帝势力，决不能有扩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企图”^[7]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认为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8]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充分的弱，数量也太少”^[9]，中国共产党不能“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但不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要“组织左派并与之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10]，而应该帮助支持国民党掌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在国民政府中，“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首先是左派分子加入本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工作”^[11]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才认为他们“应该同国民党合作”^[12]。就是后来罗易使华也“是奉命全面执行国际执委会七中全会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要中共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不能越权领导”^[13]。因此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共产国际来中国的使命，主要不是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而是为了国苏合作。

所以，国际才会认为“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共产党人只能是“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不过是为国民党“做嫁衣裳”。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14]所以“再过一百年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15]，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16]于是，“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它在全世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直接盟友。”而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17]因此，当中共中央一次要求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武装力量时，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国际和被鲍罗廷拒绝。

斯大林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问题上,把希望全部寄托给了国民党,“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 ^[18],对中共极其轻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说:“国民党是现在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19]。斯大林把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当作是反帝、反北洋军阀的主要力量,并希望凭这支力量完成其为中国革命所规定的战略,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他竟然还把从苏俄运来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也不愿拨出五千支步枪用来武装广州的农民,他甚至支持当时北方的冯玉祥,对农民武装抱轻视的态度。

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鲍罗廷企图依靠一个实际上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政权来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依靠共产党。共产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客观上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谁不要领导权

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20]这方面陈独秀也是认识到了的，他认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21]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及苏联的代表又不断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工作，^[22]不要与这个国民革命唯一重大的党发生冲突，不应在战线中过于突出自己和争夺权利。^[23]1929年12月被开除时，他写了《告全党同志书》，抖开了包括以上几大事件的大革命历史真相，说明在几个关键性的右倾事件上，他是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但是都被莫斯科否定了，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说：“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更早在1923年初陈独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之后，从莫斯科带回一个叫做《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文件，其中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认为，年轻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再加上当时的国共关系情况，试问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同一年写的那二篇文章能够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么？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的“幼稚”，倚重于与国民党的合作，大力支持和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轻视共产党，总是让共产党充当国民党的“苦力”和“轿夫”。即便是共产党人的正当要求和抗争压抑与拒绝。所以一再指令共产党“务必避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在国民革命中要“帮助支持国民党掌握政权”，“不要单独起领导作用”^[24]这其实才是真正的右倾主义，才是比陈独秀在1923年那两篇文章里所表述的更为妥协的“二次革命论”。因此因“二次革命论”而放弃领导权的事是有的，但恰恰不是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因为在举行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暴动时，陈独秀说：“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为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25]这就是第一、二次起义失败根本原因。从大量的史料来看，陈独秀讲的是事实，不是他在文过饰非。

在指导大革命中，莫斯科是不准中共独立成立武装的。所有军队、枪支、物资都由国民党支配。成立黄埔军校，组建军队，派司令员和党代表都由共产国际、联共、国民党说了算。这是既定方针。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中第3条指出：“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26]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中，还是明确的写着“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国民党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因为国民党不成为执政党就不能领导广州政府。”^[27]

大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是二次革命论吗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坚决要求同蒋介石进行斗争,并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认和拒绝，依然极力武装支持蒋介石。^[28]更可笑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还肯定了“整理党务案”,并说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权,苏共中央政治局还通过决议,“禁止中共干扰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由鲍罗廷和蒋介石重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反对同国民党决裂”。通过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不仅屈从了共产国际的指挥,也向蒋介石的意志屈服了”。^[29]中共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自我,生存权已完全交给了国民党。直到中共“八七”会议前,共产国际仍指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这是一个多荒唐的做法。

1927年2月17日，联共政治局指示鲍罗廷：“不要把事态发展到决裂的地步。”3月22日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要到上海摘取胜利果实，这时中共中央陈独秀准备针锋相对。可是共产国际怕与蒋分裂，怕得罪蒋，便指示中共“暂时不进行公开作战”，“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四月十二日政变前，即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还说，“蒋介石还是服从纪律的”。“中国革命任务是战胜北方军阀，过早与右派决裂意味着毁灭革命”。鲍罗廷也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30]

孙中山曾向共产国际代表表示:“共产党即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31]马林的意见是“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32]。已把年轻的中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国共的“党内合作”的形式也决定了国共合作的短暂性,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33]

因为“党内联合”是一条右倾路线的产物。“党内联合”规定了大革命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中。凡加入国民党，就是服从国民党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可能获得总领导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的总领导权。领导权决定路线性质，革命性质。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大革命领导权，共产党怎么可以在统一战线中另搞一条路线呢？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都由领导权决定。领导权既然归资产阶级国民党，国民党就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大革命的前途。这些，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很自然的规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领导权时，特别是即将争得领导权时，统一战线就破裂了，而且资产阶级右派总是首先用暴力屠杀同盟者。这样的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就意味着失败。

万方有罪予一人

在资产阶级的相继叛变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大革命终于失败了。而承担其责任的本应是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陈独秀却成了他们错误行为的“牺牲品”。

美国学者海尔莫·格鲁勃指出:“国共合作,共产党受到很大束缚,而国民党则享有很大的追求一党私利的自由。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拴在国民党身上,使中共处于名义上是自己的一个伙伴而实际上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支配之下,最后成为牺牲品。因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由此而引起了其他一系列的错误,但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从来不承认这是个政策性错误。”^[34]十分客观公正的说出了中共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经斯基指出：“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35]鲍罗廷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致命的错误”。^[36]张国焘回忆说“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待。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 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负责，中共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败责任推给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37]

从以上这些中外大革命亲历者的回忆看，不难判断，大革命的右倾路线和失败责任主要应由共产国际承担。陈独秀是在人家的诡计下被抓当替罪羊的。如果现在仍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源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显然是有悖史实的。

注释：

[1][6][18][25][28][31] 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91页。

[2] 胡 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C]，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3] 《瞿秋白选集》[C]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402页。

[4][2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C]，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62-63页。

[5] 孙中山全集(第8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

[7][11][17] 唐宝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233，236页。

[8][10][13]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34、388，345页。

[9]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2][15][20][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502，95，695页。

[1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460页。

[1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19][29][34]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C]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9，80，35页。

[22]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187、344页。

[23]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34、608、613、695、703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C]，第436、462、463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C]，第152、163－190、210、217、564页。

[24] 《中国现代史》[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6年第4期，第49页。

[27][30][3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86，118、167、169、220，501页。

[32]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33] 苗体君 窦春芳《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载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0年第20卷第2期

[35]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3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