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六大”决议评价“八·七”会议说：“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大道。”中共“五大”选出的总书记陈独秀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会上对陈独秀的批判和会后对陈独秀的处理都是不公正的。大革命失败了，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胜败乃军家常事”，胜了表功，败了总结经验。“八·七”会议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模式，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残酷斗争，一棍子打死的政策。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内几十年的左和右的路线斗争，留下了许多血和泪的教训，造成了大批的冤案。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
一、“八·七”会议是一次不合章法的会议
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中央委员31人，候补中央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人，共计55人为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
“八·七”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10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3人：毛泽东、陆沉、李震瀛；中央监察委员2人：王荷波、杨匏安；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地方代表2人：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政治秘书邓小平，共22人。不让中共“五大”选出的总书记陈独秀参加会议，由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外国人罗米纳兹作政治报告，起草告全党同志书。这是一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操作，不合章法的会议：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均未超过半数；二、中共最高层会议，决定中共重大决策的会议， 由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外国人作政治报告，而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不到半个月(罗米纳兹于7月23日到武汉)，又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任何实践，如何能作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报告来。唯一的理由，他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的，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三、违反中共“五大”党章规则。“五大”党章在第三章“党的中央机关”中明确规定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有权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同时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共“三大”党章还规定中央的会议由中央委员长主持。而“八七”会议从召开的合法性到决议的形成都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则。
二、“八·七”会议的决议中，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和谁应承担的责任的界定，是颠倒是非的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1）又说：“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2）还说：“共产国际的历史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3）在最后结论中说：“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的好的。”（4）这个文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5）
事实真是如此吗？非也。陈独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自斯大林掌权后即产生了机会主义，“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门雪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指导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6）
对于责任问题，陈独秀说：“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7）“万方有罪罪在一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自己不作检讨，反而一口咬定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及旧的中共领导机关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造成的。决策者、指挥者的错误一字不提，还为他歌功颂德，而执行错误决策的人们却要受到处分，并且不可饶恕，置之死地．这不是颠倒是非吗?
陈独秀从大革命失败中，悟出了道理，作了自我检讨。从以后他给中央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他是中共领导人中第一个从斯大林和共
产国际错误路线中觉悟出来的人．信中的一些意见，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情的，应该是可取的。可惜，当时的领导者们尚未觉悟出来，
把他的意见当作反对派的主张来批评，当作笑话来传，盲从、无知到了何等程度。
三、“八·七”会议决议中指出的右倾投降主义，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坚持的主张，而不是陈独秀的本意
“八·七”会议上，指出陈独秀与中共旧的领导机关的根本错误是向国民党妥协，放弃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在告全党党员书
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个月来中央行动的总的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8）
国共合作这个总的方针是对的，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
关于领导权及中共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上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蒋介石的起家及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是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手捧起来的。在中国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时，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右派
是不肯让出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党右派是要采取手段的。
在每个关键时刻，如广州“三·二O”事件后，上海“四·一二”事件后，“马日”事件后，陈独秀都提出过要退出国民党，独立地领导工农运动，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每次提出均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 只要右派一进攻，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共向国民党作出妥协和让步，以换取形式上的联合。当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之后，斯大林在4月21谈中国革命问题时，还说：“1926年3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 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9）“现在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10）武汉汪精卫开始“清党”前夕。到5月24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演说还说：“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1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是在1927年5月作出的，此时，决议案中认为不可轻视武汉政府的作用，要求中共要保持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认为汪精卫是左派的领袖．可以看出，支持汪精卫的主张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主 张，不是陈独秀的本意。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来自斯大林和和共产国际，陈独秀和中共领导只是执行者。
四、对“八·七”会议的研究要突破“三个凡是”
对于“八·七”会议的评价，周恩来同志曾说过：“八·七”会议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理论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缺点。”很长时期内，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过高评价“八·七”会议作用，认为共产国际是对的，夸大陈独秀的错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97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八·七’会议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把“八·七”会议说成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首座丰碑，有人把“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比较，说“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要完成的任务是相同的。有的文章不适当地夸大参加“八·七”会议某些人的历史作用，甚至夸大到无中生有。如有人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七次发言。“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只有一次发言。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瞿秋白、李维汉是起了作用的，其他人在当时不可能起到大作用。
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作出的“八·七”会议的决议，经过实践证明，并未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却产生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给革命带来了又一次的损失．其实瞿秋白也和除独秀一样不过是个执行者，其盲动主义根源，也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如果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问题，对“八·七”会议的评价，对陈独秀的评价，突破“两个凡是”还不够，还应该突破凡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不能更改的第三个凡是。苏联解体后，斯大林的像在俄罗斯巳经不挂了，而在中国许多公开场合仍然挂着。有人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我认为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还是要斯大林的刀子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选择真理而不是刀子。
注：1 2 3 4 5“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第252、261、288、289、290页
6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06页
7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93页
8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第276页
9 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六卷第79页
10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斯大林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第六卷第83页
11 同上 第225页
作者单位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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