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两个特性：连续性和交互性（或说开放性）。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陈独秀是 最好
的例证。研究陈独秀，非弄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的全部交往情形不可。因为 这
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和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说，既是内因也是
外因——中共中央是共产国际的下属。
（一）两类反帝理论
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论述较少。对之估计不足，视为随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而
自然解决。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贡献首先是主张由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统治者，由民族内 部
的革命发展到国际革命，以此结成社会主义联邦，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其另一贡献是他看
出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之成为反对
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共产国际的建立，是列宁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实现。从共产国际一大
通 过《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到二大根据列宁提出的初稿作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及 一系列相应决议，它代表了以共产主义反帝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其要旨是：
（1）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发展趋势，作出了过度的估计与评价，认为资本主义即 将灭
亡，“现在共产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 大
厦”1。“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将支援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以
促使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最后崩溃”2。实践证明，这种具体性估计是不准确、不适宜和 不
现实的。把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看成是总危机与总崩溃的结局，把虚假的世界革命形
势看成真正的实在的世界革命形势。
（２）关于世界革命的构想。《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宣称世界已经处于资本主义解体的 时
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共产国际以对整个人类社
会发展过程的意义估计不足为核心，超越了阶段。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都是虚伪
的，声称“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已”3，提出落后国家可以
超越资本主义，依靠苏维埃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长期内不顾国情用一
个 模式指导世界。把这种错误估计又机械的照搬于1923年及其以后的时期，给民族殖民地
革命 带来了严重后果。
（３）关于党制。按共产国际二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 个
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共产党”，并且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一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支部的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领导机关作出决议，这些决议就应当无条
件的贯彻执行，即使在一部分党员或地方党组织不同意决议的情况下，也应当如此”4。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是建立农民和工
人 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创立苏维埃共和国”5。“不战胜资本主义，
就 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6。一种国际组织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必然利少
弊 多。不加区别地以反帝重于反封建和一律以反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
明显 表现出共产国际不顾落后国家的国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后者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
义。
（４）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从实行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既定目标出发，共产国际二 大决
议说：“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 俄
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7，而“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 产
阶级斗争的利益”8。它指示各国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俄建 立
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但实际贯彻的是各国民族利益要服从苏俄的利益又服从其统一指挥
。
（5）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按上述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决议要求，既反对把落后国 家内
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又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当同殖民地 和
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当无产阶级运动尚属萌芽状态时 ，
”就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它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自觉代表
，实际上否定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使尚处宗法社会国家的共产党处于很难
操作的两难境地。
（6）对群众组织的政策。共产国际二大决议认为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的农民运动， “竭
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它认为群众性革命组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补充 手
段。在20年代第三国际取代第二国际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又特别号召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反
对第二国际领导人的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这种状况给群众组织和共产主义
运动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危害。既存在包办甚至取消群众运动的倾向，又按俄国经验取
代 各国的实际，导致群众组织的领导不断被更换而使群众运动受损害。
必须承认，在二十世纪20年代，正是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列宁派出了象维经斯基、马 林
、越飞等一批国际主义思想水平较高的革命家来华，邦助建立共产党，推动开展中国革命
运动。共产国际通过召开一系列有关远东国家革命问题的国际会议，作出了有关东方及中国
革命一系列决议，极大地启发了中国革命者，包括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从1922年至1923年两年内，陈独秀以其特有的明快犀利和充满睿智的笔调，以他为中 共中
央写的几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为代表，连同一 系
列署名与未署名文章，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据此形成了我国进
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理论—国民革命论。其要点是：（1）中国国情的分析，他说 中
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
国家。中国封建军阀时代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政治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复灭，一方面又
回向封建。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
民 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
分开 ，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2）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经
验教 训，指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
辛 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
僚阶级 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
”9 ；历陈北洋军阀势力与列强相互勾结之自然结果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历数
国民党与 袁世凯妥协而上 当，现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而与北洋派再次妥协
；呼吁农、工、学各界奋起 打倒军阀。尤其强调民主势力的不集中是军阀政治得以存在之
唯一原因。（3）制订并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
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然后进一步创造条件 ，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
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 会。但“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
劳农革命”10。（4）对中国社会各阶 级作科学分析，为中国 国民革命提供
理论根据。他说：（A）“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 碍不能 充分
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 存
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称“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
在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
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11。（Ｂ）他动态地
将中国资 产阶级的三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
对之分别作 出经济与历史的阶级估量：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
义妨碍大规模 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官僚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
军阀政府，利用 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是反革命的，是工商阶级发展的障碍
，如新旧交通系； 半和平半革命的工商资产阶级，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这些都不是他
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 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他认为中国这种经济文化落
后的国家，“ 却不是受 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
”。（Ｃ）小资产阶级的中国 ，知识阶 级特别发达，从历史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
其中的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 然不可轻视，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Ｄ）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分析，他指出其 所处的客观环境使然，其中的不同阶层对革
命的不同态度说，“中国农民运动，必 需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
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 革命之可能与需要”。（Ｅ）客观
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他说中国工人是重要 的革命力量。但在 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只
是极少数，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而他们之参加对外要 求民族独立，对内要
求政治自由的国民革命，这种一般的政治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 至急的需要。（5）
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资产阶级掌权与俄国由二月 革命到十月革命的
转变，无产阶级掌权。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前途，“这要视工人阶级的努力 至何程度及世界
的形势而定”12。（6）主张仍应采取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 的资产阶的 经
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 合
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需要与可能” 1
3。上述关于中国国情及革命性质的论证，就不啻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 相当强大，
足以战胜专制统治者”14等错误论点的正面批评。实际也可理解为他对上 述列宁领
导下的共产国际在中 国的前 期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上所持的保留与批评态度。中共一大没
有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就是组 织上对其保持距离的证明。
孙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的理论反帝。三民主义是其代表。它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旗 帜。
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则为实行三民主义之方案。到二十世纪20年代，世界 革
命风雷激荡，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尚未强大的无产阶级把自身的利益和资
产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又看到了中国革命模式转变的新曙光—国共两党都实行
与俄国结盟的政策。中共一大以共产主义反帝理论为纲领，由于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远
较国民党短，在国人中的影响小，显然无法与国民党相比拟。但是她在陈独秀和中央执行
委 员会领导下，仅仅一年，就迅速调整为革命的两阶段纲领（已如上述）；她以反帝、反
封建 军阀的坚决革命者代表的姿态出现于国人面前，令人刮目相看。孙中山发出感叹，认
为近二 、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党成功的机会该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后，又再失败，原因
是什么地 方呢？“依我看起来，就是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15。他明确指出欧美的
自由平等新 思想是 中国革命失败之源。他强调说：“（列宁）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
革命党要有自由，不 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
自由，都贡献到党内， 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的这种
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 模范”16。他多次号召“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
断无成就”17。由此 可见，上世纪 20年代，国共两党均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摸索出同
一条救国之路——以列宁为榜样，建立集中 制的党，以党救国，以党治国，以实行社会公
正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所以两党能一度合作。
但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思想在十月革命前后是截然不同的。稍加考察可见，在十月 革命
前，他了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必然会有蓬勃的反对一 切
民族压迫的斗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以他指出：“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 底
战胜封 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
品生产获 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
域用国家形 式统一起来”18。他进而指出无论是全体先进文明人类的、巴尔
干、亚洲的 实例都证明“民 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从民族关
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 主义发展的最好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充分肯定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 命所产生 的思想的社会意义说：“孙中山纲领的每
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但是也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孙中山是“中国民粹
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而决不是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思想改变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世界苏
维埃革命。共产国际二大虽承认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却强调“领导权
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和绝不能“交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19。这
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排除了民族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斯大林则强调民
族殖民地 革命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属思
想体系不同 的问题，已经越出了传统所说它们是革命理论体系、思想和目标等的不同与分
歧的范畴，而 是根本上否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或民族革命的政纲集中体现的，中国资产阶
级建立独立的民 族国家的要求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大问题。这不得不说是列宁主义本身的
一种理论断裂。其 实践表现就是以共产国际上述共产主义反帝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如1920
年9月设在上海的共 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给国际执委会报告所说的那
样：“1919年8月我 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
当即得到政治局的赞 同，并成了给我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基础。”给他的指
示他归纳为四，“1 、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
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 种冲突。2、我们对待中国、蒙古和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是唤起广大
人民群众争取摆脱外 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3、实际上，我们应努力支持东亚各国人民
的革命运动。4、必须 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20。他还述数了其领导的
中国科（科长张太雷） 的四方 面工作纲要，首先是在中国建立党的工作，第二是在军队中
开展共产主义宣传，三。对工会 建设施加影响，四、组织出版工作。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的
民族民主革命和民主联合战线。只 有苏俄利益与“共产主义”！当年被列宁肯定过的孙中
山所代表的中国民族革命主义的正确 性 与革命性，在共产国际的日程里被虚化，又被共产
主义的纲领取消或取代了。所以共产国际 从远东局到东方部在中国推行的是一整套脱离中
国实际的理论与政策。到卅年代出现王明那 样的部长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说明，在是否
认为中国应该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 根本问题上列宁与孙中山存在原则性的分歧
。故是为两大类反帝理论。
陈独秀上述国民革命论，与国际路线贯彻的矛盾也是十分明显又是不可避免的。笔者把 他
们作为论述重点，又从其实际出发，故属同类的两种理论。因为它们都主张在中国实现社
会主义。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导关系而言，它们是一家。
这两大类三种革命理论，围绕国共合作问题，各自在深度与广度上消长变化，构成了整 个
第一次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实力较量与权力消长的理论基础。虽然最后以蒋介石采取军阀
手段取胜而告一段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不应只以成败论英雄。正是陈独秀紧密结合中
国社会实际，阐述其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论，才使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
面 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找到了与三民主义反帝理论的共同点。进
而推 动并帮助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尤其是在共产党员、青年
团员全 部加入国民党后，共同以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党纲，建立了各级（从省、县到区）
国民党组 织，才使国民党员数量激增，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得以实施。例如国民党北方支部
，原来只二 十几个国民党员。国共合作后，在中共北方区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何孟
雄等的领导下 ，以建立在北京大学内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为中心，培养骨干，分布到北方
各省后，很快就 建立起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仅以山西省为例，1925年10月以前只太原有
高君宇等几个跨党 党员，至1926年10月增加至116名国民党员。1927年3月发展到420名，国
民党支部有24个。 其中工人党员占50%。士兵10%。学生35%。21北方的13个省（市）
都建立了国民党组 织。至1 926年已有1300名国民党员。南方则在广东政府范围内，迅速建
立并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 在其影响下的各省都在国民革命的大旗下，动员了中国广大的
人民大众，投身于打倒列强除 军阀的革命洪流。所以，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群众的作用一向
为孙中山所看重。两相对照，诚 如有文章所说的，国民党的组织“原本无党，乃一团体及
赞成孙文主义之各个人均无所联络 ，既无党规又无党纲，所有党员均极迷信。当入党之时
所行礼节极为繁重，无革命之目标。 入党之先向孙总理宣誓，按捺手迹为其最大之礼节…
…，由此可证明彼非政党，实一教派耳 。中国共产党与孙博士缔结同盟，以为达到群众运
动唯一之途径”22。正因为此，孙 中山能 容纳之。但只是接纳其个人而决不容在其
党中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陈独秀虽受共产主义 反帝理论指导，中共二大决定加入世界共
产党组织，为其下属支部。这时的这种隶属关系， 与中共一大时已经大为不同。中共已有
了自己党的党纲。但正因此决定了他的国民革命论， 既具有其时代的光辉，也存在无法避
免的局限。
（二）理论变化
从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吴廷康信》提出六条理由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至1923年写 出《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陈独秀在 一
年另八个月内，由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转变为主张党内合作的国民革命论的首创者与领导实
行者。中共三大召开，是这种理论转变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开始付诸实践，直接为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准备。考察他一年又八个月的这个转变过程，尤其
是 其前后的理论变化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还 因为这直接代表了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即国民革命论的形成史，及其与上述共产主
义反帝 的理论碰撞与交融史。两种理论的走向又成为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
命关系史 等学科的重要内容。乃至关系到中国革命及陈独秀的政治命运。
陈独秀是我国二十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理论宣传 家
和政治活动家。他的这个理论发展与转变过程，大致以他于1922年11月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七个月他提出并阐明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建设民主革
命的党的大胆主张及相关理论。后一年另一个月，以他在国际四大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
的 报告》和他向大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为代表，成为以他为
首的 中国共产党，持中国的民族革命理论即国民革命论与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反帝理论的
争论与 补充期。也是两者不同又互补的有力证明。从内容上说分别以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民主革 命纲领和国共合作中的适度独立性为特色。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写给吴廷康的信中申述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中， 第
一条就是国共两党“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以下依次是“外交政策内政政策与共产主
义太不相同”“国民党政纲不同”“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孙派不容”及“各地反对而无加
入之可能”23。这六条理由中前三条都是以共产主义反帝理论的复述，尤以第一条
为主导。 其所称两党的宗旨、阶级基础、政策与纲领不同则是实质性的不同处。后三条则
指的是不能 合作的事实情况。六条申明只字未提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致反帝反封建，实
现中国民族独 立与自由的共同点，正是其脱离中国实际的局限所致。陈独秀这种态度是他
遵从中共一大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的规定：“
对现有其他政党， 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
立的立场上，只维护 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4的必然。共
产国际从二大到四大提 出了世 界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其实施正如列宁在其著名的《民
族殖民地提纲初稿》中所阐明的 是有前提条件与原则的，不是无条件的。他说：“共产国
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 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
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 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经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
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 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
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 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
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 也应如此”25。据此，共产国际四大的
《东方问题总提纲》着重指出反帝统一战线策 略在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实现，首先工人
运动应在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只 有承认工人运动的这种独立作用，
并保持它们在政治上的完全自主，才可能而且必要同资产 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妥协。陈
独秀上述信中的态度应该说是符合国际二大民族殖民提纲及 国际四大总决议的精神的。
有三个原因，促使陈独秀改变了上述观点。
一，诚如他后来所说，“1922年（民国1
1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1922年）遂决议了
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决议发表对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
国 ，向国民党提出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
年 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26。
二、马林在同年8 月12日第二次来华，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签发的委任状和已批准的
“斯内夫立特（马林本名— 作者）战略”—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党内合作策略。
后者一开始就 受到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们的抵制。主要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担忧。马
林推 动中共中央于8月底在杭州举行了中共二届二中全会。会上他一方面针对大家的顾虑作
了解 释和让步。一方面拿出国际二大的民族殖民地提纲决议和纪律要大家服从之。解释主
要指前 述关于国民党的非资产阶级性，让步主要在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上。他以自己早先
在荷属殖 民地爪哇的实际经验说：“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
。在爪哇实 现了这一点。至于 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 爪哇则还没有。一切决定于我们的同志是否有能力保持他
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报纸”27 。 他分析了这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的三个因素即：
爪哇经验、国际二大的提纲和国民党的组 织松懈而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处
于有利地位。这些说服了陈独秀和中央执行 委员们。中共二届二中全会虽然作出了相应决
定，思想认识还有待提高。中共二大原来决议 的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显然已经不适合了
。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而言，是找到了实现 的必要途径即策略，而决不是理论断裂。
三、就在这时—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又 一次遭法租界当局逮捕了。这是他第三次
入狱。经过国内各界各团体和社会名流蔡元培、胡 适、李石曾等的营救，于8月18日出狱。
8月12日才到上海的孙中山，则因刚遭陈迥明叛乱的 沉重打击而处于孤立之困境。陈独秀、
孙中山亲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压迫，更促 使他们产生谋求合作的愿望，而国际
代表马林对双方分别交流的思想，有力地促使他们走到 一起。1922年夏，陈独秀、李大钊
在上海前往拜访孙中山，这无疑是向孙伸出了援助之手。 陈独秀和孙中山所谈国民革命的
共同话题开始转向了改组国民党。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 分别先后就由孙中山亲自主盟
，张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同年9月4日陈独秀就参加了孙中山 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的首次
改进计划会议。经会议提名，孙中山批准，陈独秀又参加了由9 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改进案
起草委员会为委员。
上述三个原因是互相联系的，主要是第二点,即国际代表马林的策略为国际执委会采纳 并授
予全权，委以重任。他说服了国共双方,两边都同意采用其策略的结果。当然，这对组 成党
内联合来说，这还只是外因。孙中山与陈独秀为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基本立场 ，
与长期从事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历史这个内因，才是他们迅速接受马林策
略的主要原因。内外因的结合才使国共双方走向了一起。
陈独秀之接受马林策略，还必须重视其有一个建党理论变化与发展的重要过程—他 从原来
主张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与理论，从走俄国劳农革命之路，转变为主张走“
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28之路了。这个过程
包括前后两个阶段： 从1922 年8月至1923年4月为他从策略上建党而接受马林策略的阶段。
主要从理论上解决建设切合实 际的民主革命党的问题。后一阶段从1923年4月至12月，主要
是解决全党取得共识，召开中 共三大，制定党的行动路线问题。直接为国民党一大的举行
作组织准备。为了弄清其变化， 有必要分别考察之：
对前一个变化，他后来在中共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曾回顾说：“党在第一次代表
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 表
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路 ”
29。也正 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在中共二大后（确切的说是二届二中全会后），
围绕党内合作策略 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党中央委员会分成了两派，多数人对他的意见不
理解（一与四之比） ，他曾经写了一信给马林，提出过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
马林的参与下才得到了 解决。马林认为“使陈独秀恢复任职（他是唯一有领导能力的同志
）”30是他在中国 的一大 成绩。陈独秀早在写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
议决案》中就说过：“我 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后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
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 ”31。为了踏实 地开展民主革命，他以自己独特
的笔墨，向国人诠释中共二届二中全会决议—建造民主革 命党的建党思想与理论。
1922年8～9月，陈独秀先后在《向导》《东方杂志》、《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对于现 在
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造国论》《国民党是什么》等多篇文章，阐明他的建立民主革命
党的五个新观点是：（1）从分析世界和中国经济政治历史状况入手，指出中国在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统治下，还没有代表幼稚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缩
。（2）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段路程”。民主主义斗争
是为使中国取得和平自由与独立，这对资产阶级和无产级来说，都是发展和壮大自身，
“
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到强壮的唯一道路”32。（3）提出建
设民主革命 党的政 党政治 论。他认为用如何方法达到民主革命的标的乃是一个重要问题
，（A）因为一切国家都建立 在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的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
国家无政治之可言。而直接具 体表现政治的只有政党。政党是人民干预政治的最大工具。
（B）要以人民权力代替军阀权 力，所以他说：“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
党二个以上不可。”他强调只有 这样，“才可以”达到五个目的：有这么多党员才可以支
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支配全国的 选举；实施刷新政治；制裁武人；“才可以实现政党政
治来代替武人政治”。（C）他强调 “我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
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反帝反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
府，“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 一方法”33。（ 4）论 述国民党。
着重从分析两个复杂性入手以统一认识。一个是国民党的复杂性，一个是中国思 想界的复
杂性。他用自己亲聆的孙中山讲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党纲和他对国民党成员的调查分 析所得
，说明它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知识者占该党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 占十
分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占十分之一。他认为凡研究一个党派，必须看它的党纲和党员。 在
上述分析后，他得出了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并非一阶级的党。他指出这有两个原
因使然：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代表一阶级的政
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同 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
34，（5）提出造国论。他主张由民主革命的党，组织各阶级大联合的国民军
，开 展国民革命为第一步； 第二步以民主革命解除国内外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
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 主义开发实业，这些也是他与胡适等主张的联省自治（即增
加地方权力，实行省自治的联邦 制，组织好人政府）问题的争论中加以阐明的。当然也是
对胡适的观点所作的争辩与答复。
上述所指当时“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话，这是事实。他这么说主要是指中国 无
产阶级幼稚，还没有以独立阶级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而言。也指当时仅有中共二
大在纲领上建立了党，还不知道如何实现。尤其是党员很少（195人），又大都是知识分子
（工人21人）。后来托洛茨基说“陈独秀不是理论家”，郑超麟说“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
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35。确实，陈独秀不仅对共产党的现状敢
于 直面； 他对国民党的历史也了如指掌：它在由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革命历程
中未能 成功。因为‘主义偏于理想’，‘政策不择手段’及‘误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
号’、尤 其专注军事，不发动民众是最大的问题。陈独秀大胆提出中国必需建立二个以上
强大的民主 革命的党的主张，这不仅是对国民党政党政治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于新
形势下，开展 国民革命之必需而又可能的作为。他说的党员必需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才能有所为的 理论根据，就是其上述的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是“两段路程”—即
两阶段论。这在 他充分认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社会思想复杂性的当时，企求依靠建立强大
的民主革命的政党 来领导造国，这不失为是救国之高见！
1922年11月陈独秀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他首次登上国 际
共运舞台，为捍卫中国共产党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党内合作新策略，并为之力争在
共产国际范围内有一席之地时，却在两种反帝理论的交锋与碰撞中，备受责难。
共产国际四大是在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于列宁格勒开幕，后在莫科闭幕的。大会 正处
于世界革命低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会议后，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侵略同盟 。
当年10月28日以墨索里尼为首的黑衫党在意大利组阁，欧洲出现了第一个法西斯政府，一
向是欧洲工人运动前哨的法国，1922年成为最艰难的一年。为了适应形势，讨论确定广泛团
结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列宁亲自参加了这个他生前出席的最后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中 共代表团团长是唯一有表决权的代表陈独秀。成员有刘仁静（代表青年团并随后出席青
年国 际代表大会）、王俊（长辛店机车厂工人党员）。瞿秋白（已在苏俄）任译员。陈等
一行3 人迟到了五天，只参加了在莫斯科的大会。同年11月13日，列宁在第八次大会上作了
《俄国 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报告回顾俄国革命胜利五周年的巨大成绩
，说明新 经济政策的进与退的辩证关系。他批评共产国际三大决议《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
其工作方法 和工作内容》（提纲）说：“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
，完全是根据 俄国条件写出来的。”他称这种“太长”而俄国味太重”“无法执行”的决
议，“是犯了一 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36
。11月23日中共 中央代 表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由刘仁静宣读报告稿
）。在这个形势报告中，针 对共产国际东方部、苏俄及远东共和国政府，为迅速打开中俄
关系，主张在中国实行联合北 方军阀吴佩孚的政策时指出：“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
级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 状况的诺言而支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且最后在
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报告进而陈述了中共已经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
新策略决定说：“要在中国消灭 帝国主义，就必须 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
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 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
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 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
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 这边来；第二，我们只
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 帝国主义，我们打算
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 民党，我们就会孤
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所接 受的理想”
37。这里关于加入国民党形式问题的解释，陈独秀明确提出的是 “一石两鸟”策
略—既为了争取国民党下层工人群众；又为不使自己宣传的共产主义脱离群众。以与国民
党竞争。这是陈独秀选定党内合作策略后，又一个新观点。稍加对照，可见它虽然采用了国
际代表马林在中国贯彻的国共合作的策略，但两者侧重点不同。贯穿于前者两个目的中的
立 足点，是既合作又保持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独立性的政策。马林则强调“国民党不是
一个 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的党，应该加入进去“在国民当内开展政治
活动， 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38。陈独秀要建
立民主革 命党的 思想更加明确可行，确切地说，他找到了策略上建党之路—他以共产党依
靠的工人、农民 为基本群众，要与国民党在党内竞争，这正是前述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党
二个以上”的新解 说，但这受到当时党内主张要建立工农党的同志（张国焘、蔡和森）的
批评与反对。确切地 说是共产国际的反帝理论在抵制和反对陈的国民革命论。他们说陈独
秀与马林是“想解散我 们的党“。而陈独秀则指出他们就不怕党脱离群众。
陈独秀在国际四次大会期间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内容主 要
是（1）民主联合战线和反帝联合战线，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 略
为不可分离的根本原则”并具体阐明之。（2）劳动运动，分别制订了具体可操作的组织 全
国铁路、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和“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等五条工人运动计划。农民
运动则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占全国人口60%的中国，以贫农
群众为主“自然 是工人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
一个大的群众党 ”。为此 提出了开展限田、限租运动；组织农民消费协社、开垦荒
地、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等与农民切 身利害有迫切关系的计划，以解除其痛苦39。
上述《报告》与《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的新策略，其内容大部与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分 管
东方部的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观点相左，尤其是明确反对联合军阀吴佩孚的政策，立即受
到了大会批评。拉狄克在大会上以严厉的口气在四个方面教训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说：（1
）“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的革命发展而斗争”，而当吴佩孚与张
作霖打仗时，他为了控制北方铁路而“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
代 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
队使 用。……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
同志就 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这是针对中共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国形势的发言
。在拉狄 克和东方部及远东共和国领导人眼中，吴佩孚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的依
靠力量。（ 2）批评中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他说“说
“在广州和 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同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
”（3）批评 《计划》中所说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
，由经济的争 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是“事先夸耀胜利。”（4）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
务是：“把工 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的上来：一、组织年青的工人阶
级；二、使它对 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要中共把吴培孚势力所在
地河南及北京，视 为中国资本主义中心，以与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上海相抗衡。此外，他
还要中共领导端正态 度说：“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的共产主义学者书
斋，到群众中去！不 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
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 40。这些教训，确切地说是训斥，无疑是给陈独秀当头一棒
。拉狄克的这个既要中共 以共产 主义理论反帝，又要贯彻其在中国联合军阀吴佩孚的讲话
，攻击与否定中共中央联合孙中山 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策略，也就是否定以民族民主主义反
帝反军阀斗争的国民革命！这是陈独 秀身临的首场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较量。
当然在不容申辩的大会上，拉狄克的批 评应当说是一篇代表国际东方部和远东共和国的长
官意志与其局部利益的绝妙教才。当然也 是表达了共产主义反帝理论为指导的对华政策。
它要改变现有的联合孙中山的既定策略。当 然遭到国际代表马林的坚决反对。马林立即从
中国赶赴莫斯科，他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 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说：“共产国际举
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 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样
，……不就是拉狄克根据不真实的情报这么说的吗 ？代表大会之后我立即回莫斯科了，我
为继续执行8月份（1922年—作者）采取的策略进 行辩护，结果1月份（1923年—作者）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国民革命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共产党人留
在国民党内；应将工会运动置于我们独立的旗帜下 。这样便为群众性共产党打下基础。如
果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勾结，则批评它’” 41。
共产国际四大还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这个由拉狄克签署的指示，主要内 容是
互相矛盾的两部分。一、坚持以共产主义理论反帝。指示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 在
于，要在以民主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
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行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
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二、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继续指责中共支
持 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
其所 谓军阀集团包括孙中山在内。此决议虽然也有要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字样。但
这与陈 独秀的国民革命论的策略大相径庭。决议中没有民主联合战线。所以马林说“我不
懂，为什 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42。会上陈独秀还
参加了《 共产国际 的策略》《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的讨论。后者仍以共产主义反帝理
论写成，其中反帝、 反封建只列入总提纲的“土地问题”中一句带过，即要求东方各国的
革命运动明确制定自己 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
求”43而已。其主 要内容 仍是要求东方国家按苏维埃革命模式建立政体等。但随着
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四大的决议 已将共产国际二大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对东方国家的
革命发展，减少了一些过量色彩。如 承认殖民地反帝斗争的多样性和长期性；共产国际是
着眼于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革命前途。 将陈独秀代表中共所提交的文件，与国际四大决议
两相对照，可见陈独秀代表中共在大会上 发出的声音，是明确捍卫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
和相应策略的民族之声！他反对共产国际联 合吴佩孚的政策的正确性，在两个月后发生的
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得到了验证。
1923年1月10日，陈独秀与瞿秋白先后回到北京。马林所说上述决议即有其参加作出的 《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已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 处
总书记、联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主持下于同年1月12日作出（简称“布哈林的决议”，以 下
简称《决议》）。对照陈独秀提交国际四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与布哈林的决议，它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其区别值得重视。
《计划》指出“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的民主派”，“我们共 产
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
，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布哈林的《决议》共七条，开头就写着：“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 党”
；“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 在
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所以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
是必要的”；两者在对国民党内的工人运动方针，为工人阶级利益斗争问题上显然持不同态
度。前者持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立场，后者则以共产国际需要为出发点。
《计划》与《决议》大同小异。策略一致，但侧重点不同。从它们产生时间先后及 内容大
致的相同，可得出陈独秀的《计划》是《决议》的先导并不为过。后者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
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论的历史文件。问题在对其理解与贯彻。《决议》第
四点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
为 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44。其中所谓
的“中国共产党特殊而重要的任务”，1923年1月6日在制定讨论此决议的国际执委会速记记
录上写了一段布哈林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解，他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任 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是成立工人政党。”马林指出要勾掉第二
个“ 重要的”，布哈林立即说“不，特殊重要的，主要是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依我看来
，借助 ‘特殊’这个词，我们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解释说：“你们知道，中国的人口
几乎有五 亿，是地球上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无产阶级只有500万。因此，……所有民族革命
的、民主 的人士包括无产阶级在内，应结成统一战线来解决这个任务，另一方面，却没有
无产阶级的 独立运动；我们给
自己提出的特殊任务是创立这个运动。这种矛盾的形势产生了矛盾的运动”45。还可
以 从1923年7月31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中得到更明白的答案。
他建 议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时下达的任务是“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
作中遵 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目的”46。
这与《决 议》中 的话联系起来，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绝不卷起自己的旗帜的指
示相对照，正是鲜 明的双向运动—俄国顾问来指挥与推动（确切的说是包办）国民党的国
民革命，中国共产 党则去实现国际四大《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强调的组织工人群众，成
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 群众性共产党，否则就只有处于鲍罗廷随后所说的中共给国民党当苦
力的境况。当共产党溶 化在国民党的问题暴露出来的1924年夏，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
书记维经斯基写信，大声 疾呼要共产国际重新制定新政策说“我们认为，对国民党
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 式，我们应该有选择的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
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47。斯 大林却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根本
没有陈独秀在《计划》中所说的中共的独立性—批 评国民党的自由！正因为此，孙中山看
到在中共《向导》周报（29～31期）上刊有春木（张 太雷）、蔡和森发表的文章中有批评
国民党的内容，立即向马林指出：象陈独秀那样在他的 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
生。否则就开除他的党籍。后来国共党内合作走向了一切 服从与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局面，
早在这里已有萌芽。不久，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日益 明显。
陈独秀理论变化的后段，从1923年4月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 阶级》，
至同年12月发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论文，是为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
会和国民党一大的先后召开作的重要理论及舆论准备。即他将全党动员起来接受并实 现以
上理论，也是他的思想走向现实的又一次发展。正如他在三大会上所说：“情 况的
发展 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起
初大多 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
员加入国 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
心主义的， 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
动” 48。他对 自己和党，原来单从共产国际的反帝理论出发建党深感不足。
他对党脱离群众的现状的否定 ，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新策略的前景的肯定，正是他对建设民
主革命党的满怀希望与信心的表 现。中共三大所作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
案》中再次明确：此时统治中国的 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
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 外压迫；依中国目前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
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 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 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
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决议强调“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
劳动阶级还在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 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
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 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
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 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三大决议的结论是：“工 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
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 目前革 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议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中 共亦感此必要，“此次全国大
会亦通过此议决”49。 这就是党内一场大争论的结论。至此，陈独秀已放弃
了原来想建设另一个民主革命党，以与 国民党竞争的打算。一心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
，改善国民党，使之成为有工人农民作基 础的民主革命领导中心。
上述可见，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贡献主要有三：（1）以国共合作策略的确立为契机， 把中
国共产党建设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从事民主革命的党，以此造国。他要改组国民党，在其 中
为反帝及为工人利益而斗争；（2）保持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独立性。即对国民党的缺点 错
误应当批评之；对国民党的与帝国主义或黑暗势力妥协，则绝不顾忌地反对之。改善国民
党，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3）进行理论指导。代表作是1923年的《资产阶级
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此三者的统一组成他的国
共合作论，以此有效地推进国民革命。后来他在1923年7月31日给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萨发
罗夫的信中对此讲得很透彻，他说：“根据经济条件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
民革命。”“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只能使工人离开我们，站到敌人的一边。
”他在信中指出国民党的斗争历史长，是革命的政党。国民革命运动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
该党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我们应该利用
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50。中共三大就是在陈独秀这一理论指导下的
策略上建党的重大实践。确切地说， 是在组 织上的完成。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
示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已由被动到主动， 适应国家和民族革命需要，创造性地制定了
策略理论。对此段历史的众多评判中，来自敌方 即奉系军阀的一种声音可作参考。它说“
中国共产党中耗去两年积极之宣传与工作，然后此 两种口号（反帝反封建军阀—作者）始
遍行于中国
而为广大群众所共见共闻，现在殆无人不知此两种口号，亦无人不解其意义也”。“1923年
6月间在广东成立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此次大会之成立比前两次大会尤为重要。因前两次大
会仅象树立党基而已，而在此次大会内应解决之问题甚多。盖共产党既与国民党联合，则
共 产所负之责任甚大。群众既已认识共产党组织，劳工运动又在共产党指挥之下。但共产
党之 力量及对于工作之经验终嫌薄弱，由此可知第三次大会应有之工作。”其中针对中共
三大决 议中国民党在国民运动中居指导地位评价说：因三次“大会所通过此项极重要之大
纲颇有利 于联合共国两党，”“此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及该党首领等之深明中国情
形及其已经 料定国民革命运动前途之发展也”51。可见陈独秀作为中共当之无愧的
领袖，是历史 的选择。
（三）理论断裂的反思
一、列宁虽然给予孙中山以热情的关注与支持，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反资本 主义
、建立世界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纲领，及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中没有它的位置。这既是 其
民族殖民地理论断裂的代表，又是其必然结果。
列宁前述高度赞扬孙中山革命民主主义的话之后不到两年，在1914年5月发表的《 论民族自
决》一文中进而从理论上阐明其民族理论。说：“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 根本不
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他说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 时代
，另一个时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他还说“当然，这 两
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
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
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 52。这些完全正确。但是到1920年国际二大他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
里， 就把共 产国际的民族殖民地全部政策列为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打倒地主
和资产阶级而 彼此接近起来，以保证战胜资本主义，”以及规定“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
界帝国主义，他 们才能得救”的世界性统一的民族殖民地解放模式了。仅仅六年之差，既
“没有一堵墙隔开 ”的两个时代立即变成了一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因此只有苏
维埃也没有什么“许 多过渡环节联系”了。在中国只是因为俄共（布）的外交需要着眼，
从策略上考虑，才与孙 中山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取得联系与合作，以使俄国在中国可以
有同帝国主义相抗衡的砝 码；也才有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条文。暂且
不论先有苏、孙联盟，后 才有国共合作的事实。就孙越宣言本身来说，足以反映列宁的民
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断裂与自 相矛盾。
宣言首先载明：“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 于中
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 全
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3
。作 为苏俄与孙中山建立联盟的前提条件被列入的，就是这个包含着内容完全相逆的头
条条文。 其前一句是给共产党以打击与排斥，后一句则给国民党以保证与支持。说它是以
牺牲共产党 来拉住国民党的保证书并不为过。这在国共合作合作高潮前夕订定，无疑是给
中共一个紧箍 咒。用它给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定了位。这在整个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都起了重要 作用。后来吴稚晖于1927年4月初提出清除共产党的报告，被蒋介石接受实
施“清党”，依 据的就是这个条文——共产制度与苏维埃“必不适用于中国”。
共产国际既一再强调“政治上独立”的无产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却又在国 际二
大至四大的理论和策略中，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冲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也就 是说
，赋予民族斗争以阶级斗争的性质，通过中共四大，又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无产阶 级
领导权的方针，其理论根据就是列宁在民族殖民地提纲中所写的，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越过
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苏维埃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落后超越论”不仅与孙
文越飞宣言相矛盾，而且对照当年越飞向孙中山口头保证的“当在二百年之后实行共产制
度 于中国”更是大相径庭。这正是其民族殖民地理论断裂的必然表现。正如当今俄罗斯中
国问 题专家们所指出的：“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的某些重要论点（关于共产党人
支持资 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的论点、对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估计等）是十
分矛盾的 ，因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的不同派别作了不同的解释并加以利用”5
4。孙越 宣言 的制订与出笼，是与整个国共合作的一系列纷争与矛盾的出现与发展，直
接相关的。用今天 俄国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
标一直互不相容，这 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
55。这只说了一些 表面现 象。列宁理论的断裂与其外交政策的民族利己才是问题之实
质！陈独秀五次要求退出国民党 ，不仅充分表现了他的无奈与彷徨，也是对其理论断裂的
实际抗诉。有学者说中国共产党是 被戴上手铐的党。其实何只是手铐！
二、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中共二届二中全会（1921年7月—1 922年
8月），抛弃了原来的单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的观点。到19 22年
11月，在他写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之计划》，首次出现了民主“联合 战线
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斗争”
的 话。对中国革命目标表达的这个变化，从陈独秀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转了一个
大弯子 。但这正 是陈独秀所说，是使党从悬空到脚跟着地了；是实践第二次代表大会民主
革命纲领，是进步 而决不是理论断裂。1923年4月18日，他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中说，
“若当真要 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党
，才有打倒军阀的希 望”56 。随后接着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
产阶级》一文，对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的表 述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
认定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前提下，从 其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历
史使命，说：“半殖民的中国社会状 况既需要 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
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在这革 命运动中，革命党若失了资产阶
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 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
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 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
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 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使命”。因为这事关能否使“社会组织变更 ”；（2 ）革命党—国民
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援助”，而决不是领导！他清楚地说明了是“中 国国民党应该明
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并写明了在这个问题上 不可有左的拒
绝资产阶级和右的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的观念，而两种错误观念中又 易犯右的观
念。因资产阶级的力量微弱之故；（3）提出了著名的公式—“中国国 民党目 前的
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 的
民主革命”57，他的结论是专指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是中国国民党的使 命
及其进行的 正轨，不是共产党。也决不是资产阶级！陈独秀此文连同他发表于同年12的《
中国国民革命 与社会各阶级》一起，被后来传统史书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主要是批判他 “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个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左右
的问题，笔者以为 应当从上述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特质出发，重新研究。理由很简单，用
陈独秀当时（1923 年7月1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罗夫的信中的话说就是：“
我们将利用这一 策略，对国民革命施加巨大影响。”—为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军
阀的国民革命的 胜利和社会的进 步，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用当时中共党报出版委
员会编辑郑超麟的话说就是：中共 三大争论结束以后，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路线。这个
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 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取全国
政权，然后在它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 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这是第三国际的路
线，或宁可说是俄国外交部的路线。”他 说俄国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阶段，但中国共产
党陈独秀“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阶段”。 所以他说“我们看见，在表面一致的‘国民革
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 ：国际的和中国的”58。国际的以鲍
罗廷为代表并随后在中共党内占主要地位；中国 的以陈 独秀为代表。这是一个亲历者的话
。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及前途问题作的结 论是：“中国国民党应该
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人
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 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
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 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
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 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59。这后一个世界革命的目的，加于国民革命之上 ，正是其受制于共 产国际
反帝理论的局限。
由于国共关系在组织上受制于国共双方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随着1923年9月鲍罗 廷的
来华，上述的两种倾向与作风—鲍罗廷倾向与陈独秀倾向，显然双向相逆。从最后解 决陈
独秀倾向的做法可以反证，也决不是理论断裂之争或两条路线之争，而是采用组织手段 ，
先将陈独秀“改组”出中央，然后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此张国焘作为当事人
的话可以为证。他与瞿秋白、鲍罗廷三人于1927年7月13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连名称也说不
清的秘密重要会议上，商定中共新领导与革命的新方针，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
要有交待。瞿秋白说“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
让共产国际负担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
托 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
后 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60 。这就是三人统一了的共识。所以新的国际代表负命来华，以新路线取代
陈独秀的“机会 主义路线”的当 时（1927年“8·7会议”决议），也没有用否定陈写于19
23年的这两篇论文治陈的罪。因为 那样做就推翻了中共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整个否
定国民革命。今天看来，把指导国民 革命的历史文献，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
。这种找理论根源本身所反映的思想方 法到值得研究。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
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 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61。可见，为了某些需要， 而违背列宁这个著 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做法，
并不科学，当然不可取。
上述陈独秀论证国民革命的理论观点，相比国际路线，无疑是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 。
从实际的效果看，也是可圈可点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就是明证。但是，当他
与国际倾向、作风相逆时，陈独秀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就是历史。
总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如下：（1）共产主义反帝理论要求反资本主义。建立世 界共
产主义。但中国尚处于封建宗法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资产阶级同样是受帝国主义、 封
建军阀压迫的阶级。这就与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埋葬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处于逆向发
展状态。（2）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国民革命论是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
。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思想与符合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但它是在与共产国际世
界革命的共产主义反帝理论相联系、碰撞、互相交融中形成，更多的则是相逆中提出并发
展 的。更重要的，它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携手合作的结果。（3）从1920—1923年短短四
年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组织上建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纲领上建党—二大
的民主革命纲领；到策略上建党—中共三大制定国民革命策略。其国际大背景却是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迅速走向一国主宰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封闭性领导之下，是其
党内纷争不断加剧，并迅速推行于各国，走的是反十月精神之路。这本身同中国革命具有
逆 向性，也必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众多负面影响。
今天是该研究这种种双向相逆的历史现象的时候了。对此种双向相逆现象的研究，必 将给
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带来巨大的变革。总结其切入点与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的研 究
尤为迫切。这对认识我国“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贯彻邓小平指
示中反对历史上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指示，意义重大。当代史学界责无旁贷。
注释：
1 《共产国际宣言》，1919年3月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74页。
2 《共产国际宣言》1919年3月6日，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
）第一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97页。
3 《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同上注2书第101页。
4 《共产国际章程》。同1书第149页。
5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同1书第146页。
6 《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同注1书第139页。
7 《关于民族殖民的问题的提纲》，同注1书第140页。
8 《关于民族殖民问题的决议》，同上书第142页。
9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选《陈独 秀
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
10 《怎么打倒军阀》，同上注9书第441页。
11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同上注9书第557页。
12 同注9书第568页。
13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14 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同注1书第 16
0页。
15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孙
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6页。
16 同上注15书第272页。
17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同注15书第145页。
18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5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选集》第2卷508页。
19 罗易：《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年7月。见注1书第121页。
20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19 年
9月～1920年8月）》，1919年9月1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8
～39页。
21 国民党《山西太原组织部工作报告》1927年3月19日。见张国枕辑《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第一卷（4）第3～6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内部资料室）。
22 《搜查俄使馆之经过》。见注21书第五卷第14页。
23 《陈独秀致吴廷康信》，1922年4月6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 ～
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页。
24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见注23书第8页。
25 列宁：《民族殖民地提纲初稿》，1920年7月。见注1书第117～118页。
26 《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1929年12月10日）。见注1书第340页。
27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
。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7～28页。
28 《马林致布哈林信》，1923年5月31日。见注1书第460页。
29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见注1书第477页。
30 同注29
3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 。
见注23书第65页。
32 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见注9书第375～376；第三卷78页。
33 同注31。
34 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1922年9月。同上注9书第392页。
35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出版第125～126页。
36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 表
大会文件》第二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
37 《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2年11月。见注1书第350页。
38 道夫·宾：《斯尼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见注27书第39～41页。
39 《中国共产党对于实际问题的计划》，1922年11月。见注23书第119～125页。
40《拉狄克的发言》1922年11月。见注1书第353～355页。
41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见注1书第479页。
42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见注1书第483页。
43 《东方问题总提纲》，1922年11月30日。见注1书359页。
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 ）
。见注1书第436～437页。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见注1书第191页。
46 《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摘录），1923年8月2日。同注1书第266页。
47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于上海。见注19书第507页。
48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见注23书第109页
。
49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见注1书第490页。
50 《陈独秀致萨发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同注1书第262页。
51 同注第21书第五卷第15～19页。
52 同注20。
53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见注1书第409页。
54 同注1书《前言》第10页。
55 同注19注《前言》第2页。
56 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见注9书第440页。
57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见注9书第452页。
58 同注35。
5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7月。见注23书第166页。
6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7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
61 同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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