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该文件不是原件，是按俄文稿译成的。本文内的“代表会议”可能是“代表大会” 之误。“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日期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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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太少了，不 能搜集很多材料。又由于被迫害，许多材料遗失了，所以看法可能不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ZW(〗杭州委员会可能 是指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ZW)〗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 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加紧进行迫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 到那里去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进机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 行我们的计划，猖獗的反动派，在京汉大罢工以后，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改进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迫害得非常利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 所以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还是不可能改进中央机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 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瓦解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领到 的经费约有一万五千〖ZW(〗原文如此，货币单位不详。〖ZW)〗，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 表会议上。这笔经费分给了各个小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联络和发行周刊的 工作上。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 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 另外有十个同志还被关在牢狱里。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由于罢工造成的。该报共出了二 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但是我们的日报在初期遭到了批评，现在才得到同情。 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出版了周报。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很多情况下，我们发表了声明。《新青年》杂 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了《前锋》月刊，刊登了中国政治经 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了远东人民会议〖ZW(〗远东人民会议即是一九二二年一月 廿一日至二月二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ZW)〗通 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统一战线是有缺点 的。我们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够很 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 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 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 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当前形势，并参 加了当前的运动。

     在“争取人权运动”方面，正如第二次代表会议所决定的，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 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人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组织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 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只是在组织京汉铁路员工时，要与“交通系”〖ZW(〗北洋军阀统 治时期的官僚政客集团。其首领为梁士贻。辛亥革命后，梁先后在袁世凯政府任总统府秘书 长及交通、财政总长，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世称“交通系”。袁死后，梁被通缉，曹汝霖 继承其势力，称“新交通系”。直至一九二八年随北洋军阀政府复灭而瓦解。〖ZW)〗作斗 争，同时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只是那时我们才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 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 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党员要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 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关于工会的宣传工作。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最先进，但是工人组织 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很多工人组织，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 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最好的组织，但是在罢工时瓦解了。京津浦路的组 织只是一个空的形式，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在津浦路上，工人被分化 为许多同乡会。在京奉路上，到现在为止，还很难于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 及人力车夫组织，都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有很大的前途，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成为 典范。萍乡的矿工工会的力量在二月罢工时有了损失，但是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的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 。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 人组织是手工业工人的联合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个人(应为三十七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 湖北的“妇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这种联合会在北京和上海也成立了。

     现在我想就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第一，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 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精神加入了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 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有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 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 。现在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 在他们中间，还应该宣传拥护民族革命。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 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我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委员经常不在一起， 这样就使工作遭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的知识也不够，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认中国 有实行民族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对于我们应当如何为民族革命运动服务的问题，我们的观 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在于政治观点不够明确。

     我们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也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的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 。另外，他很容易激动。

     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实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 集团，是个最大的错误。

     邓(译音)同志在唐山和口(译音)〖ZW(〗“邓同志”可能是指邓培，“口”可能是指水口。 〖ZW)〗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 ，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 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最近才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