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与装饰品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譬如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我们的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而至于无想了，所以有输入写实主义底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底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他；比这些更旧的学说若是在社会上有存留底需要，我们不应该吐［唾］弃他。现在有许多人说，达尔文底学说，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底文艺，马格斯底社会主义，都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都有比他们更新的，他们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了。这种论调完全把学说当作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两样大不相同呵！ 再论上海社会 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做这种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从前贪官、奸商合起来运米出洋，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运米出洋，好叫自己发财，穷人吃贵米，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贩米出洋受人唾骂，换一个法子来办粜局，就由这平粜局运米出洋（详见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本埠时事栏），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造成米荒，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粜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粜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懒惰的心理 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的，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须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 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后，大家不去努力创造工业，不去努力创造教育，不去努力创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监督选举，不去努力要求宪法上的自由权利，妄想改了共和就会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又如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大家不想想他在这短期间，除了抵抗内外仇敌及大饥馑，他所努力创造的只应该到何程度，便无理地责备他的成绩。这都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 我们现在及将来的改革倘不排除这种心理，定会要失败的。据我所知道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为他们是新思想、新制度底产物，便不须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某处有一消费合作社，他们以为合作社是新的理想新的制度，不需要从前的营业技术，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有好几处学生贩卖部，他们以为是传播新文化底机关，不必采用营业的麻烦手续，连出入账目都随随便便不去用力弄清楚，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我看照这些同样不努力的、懒惰的空想，都没有不失败的。 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人类社会底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而容易。 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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