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1917年1月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
自己认守的戒约,自然应该认真履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身作则”。然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指引别人、运动别人的陈独秀,自己的双脚却并没有迈进“民主”加“科学”的现代化门槛,从而引出1919年3月26日夜晚,蔡元培、沈尹默、马夷初等人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对于他的命运的调整与改变。两年前,正是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向蔡元培鼎力推荐陈独秀担纲北大文学院院长的。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开会,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举马寅初爲教务长,陈独秀被改聘爲教授。 这件事对于暴得大名又从不服输的陈独秀来说,堪称是致命一击,作爲当事人,汤尔和在1919年4月11日日记中写道:“五时回寓,……途中遇到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也”。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又在致胡适信中交待说:“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爲此种行爲如何可作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 随著陈独秀被解职,结下仇怨的沈尹默等人自动脱离《新青年》,刚刚一周岁的《新青年》同人团体出现分裂。紧接著,“五四”运动的爆发,给陈独秀提供了一个推波助澜并刷新自己的极好机会。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警方当场抓捕,直至9月16日才被释出狱。出狱后不久,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的主编权,1920年2月离开北京时又把《新青年》迁回上海,一度辉煌的《新青年》同人团体再没有了从前的凝聚力。 1920年12月初,陈独秀寄给胡适一封信,信的擡头写著《新青年》在北大的九位同人的名字:“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啓明、抚五诸君”,说是“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爲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爲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1920年12月16日夜,陈独秀在动身之前又给胡适、高一涵写信,说是“《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爲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爲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望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接信后转给相关人等传阅,并提出三条办法:1、听任《新青年》的色彩变化,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2、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北京,恢复从前“不谈政治”的戒约;3、暂时停办。陈独秀对于胡适的建议十分恼怒,分别致信李大钊和陶孟和,反对《新青年》迁回北京,反对胡适、陶孟和结交研究系,并认爲胡适提出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
在同一天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中,陈独秀换上另一副腔调,说是“《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 作爲一个相容并包的同人团队,《新青年》的使命至此已经终结。此后的几个月里,继续供稿支援《新青年》杂志的北京同人,只剩下周氏兄弟。到了1921年10月,已经成爲中共最高领袖的陈独秀再次被捕,《新青年》杂志社宣告解散,开创了中国历史新时代的《新青年》,从此成爲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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