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访谈录

 
　　而《新青年》作为民国时期出现的众多刊物中的一种，它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独特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纪念之时，重新审视它所走过的路程，会唤起我们对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记忆，而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过的思想历程也会促进我们对历史有更多的反思。他们的主张和追求也许在今天看来略嫌简单，他们的分歧和争论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判断对错。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人的意志发生改变，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岁月，给予他们对观念的思考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时间并不多，通过思想来改造中国仍只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中，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必须选择。 

 　
　　通过《新青年》这扇窗口，再次聆听那个时代的声音。 

　　　　《新青年》为旧中国立法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所所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国外会士） 

　 《国际先驱导报》雷天：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之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当时虽有"临时约法"规定对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但实际上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利用各种立法对此打压得很厉害，报刊数目有很大缩减，章士钊1914年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甲寅》杂志就在该年被查禁，作为前《甲寅》的编辑，陈独秀怎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申请创办《青年》，有没有收到当时主管出版机构的刁难？《青年》的撰稿人都有哪些？办刊的费用来源？ 

 
　　王汎森答：首先我想强调，在一个简单的访谈中，不可能把与《新青年》有关的历史谈得太确切，所以以下的回答只是一鳞半爪之见。 

 
　　章士钊的《甲寅》与《青年》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联，《青年》的编者、作者先前多与《甲寅》有关，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不过我认为《新青年》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甲寅》所没有的，《甲寅》太偏重在谈上层政治及政治理论，但是1915——1916年的中国，政治及思想界之沉闷、彷徨，已到了足以压垮人的地步。究竟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是不是要靠政治？这是陈独秀他们与先前的思想家不同之处。《新青年》慢慢发展出一条新路，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艺、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他们看待时代问题有一个“格式塔式（Gestalt）”的转变。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彻底改造思想文化，则旧政治会不断循环再生，会不断地有袁世凯之类的人物出现。《青年》办于袁世凯称帝及廿一条之时，新文化运动则与张勋复辟的刺激有关，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你提到陈独秀办《青年》时，北洋政府打压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非常厉害之时，确实如此。袁世凯在1914年4月所颁《报纸条例》规定非常严，比前清的报律还要落后，当时中国报刊往往噤不作声，而洋人所办的报刊则大加挞伐。袁世凯死后，报律曾短暂停止，后来又恢复了。从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据统计，有29家报纸被封，16位记者或主笔被判徒刑或枪毙。不过，这些案例中几乎都是因抨击实际政治而起，《青年》或《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谈政治。 

 
　　当时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分裂的政治实力，官方压力随地方有所不同，陈独秀是在上海办《青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或刁难。不过在当时，办这类刊物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没有人知道底线在哪里？ 

 
　　这里我要顺带提一下，我认为近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租界”是国耻的象征，但因中国政府力量管不到租界，所以租界反而成为保护批评言论的地方，我称之为“独立领域”，许多与政府唱反调的刊物多是设在租界。这一方面，只要读读像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之类的书，便可以了解了。 

 
　　陈独秀当时所担心的，主要是经费与销量。陈独秀首先商之于安徽同乡汪孟邹，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的事，后来找到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才得到经费来源。《青年》一开始只有一千多份的销路。 

 
　　《青年》时期的撰稿人很杂，有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谢旡量等，与《新青年》时期笔阵之来源相当不同。等到它搬到北京易名为《新青年》之后，它有着一大批新的文化菁英为它写文章，局面也大变。
　　问：您在《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将《新青年》的发展分过几个阶段，能否具体谈谈这几个阶段《新青年》的代表人物以及代表文章？ 

　　答：在“五四”之前，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它强调“青年文化”，同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代表性文章像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自觉》，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等。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不合。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还有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系列文章。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等文章。而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代表性文章，可见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文字。不过我们也不能只局限在《新青年》来看思潮之推移。1917年仲密（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思想革命》，主张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而且比第一步重要，这是篇重要文章。傅斯年在《新潮》上的《白话文与心理改革》亦是。 

 
　 《新青年》变化的第五个阶段则在“五四”前后，这其间，它的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即是一个例证。1921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阵地。不过，这四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不同阶段之间的文章仍有错杂。 

 
　　问：1917陈独秀被聘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所议论的话题便逐渐尖锐，这种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是如何形成的？
　　答：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即统治力衰微时常常是言论比较宽松的时代，这是消极的言论自由空间，至于积极的言论自由空间，还要靠人们去争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积极冲撞争取言论空间的人。《新青年》的时代，北洋政府对《新青年》的言论当然非常不满，林琴南便出面痛批新文化运动，而林琴南后面有心仪桐城文派的徐树铮将军作后盾，但是《新青年》及当时新文化活动所受到的禁制并不厉害。我觉得北洋政府最在乎的是宣传“社会革命”（所谓“过激派”），一到“社会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政府便要出面了。 

 
　　问：从《新青年》的变化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某种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当时所存在的内忧外患的问题？
　　答：我觉得《新青年》发展到五四之后，逐渐出现希望通过某种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当时所存在的内忧外患的心态。他们似乎在多年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剂万灵丹，一个“大小总汇”的蓝图，一个行得通的行动方案──即“社会主义革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新青年》一份刊物，当时许许多多刊物，譬如《每周评论》论调的起伏，都应考虑在内。
　　我最近在写一篇近代思想中的“主义”，就是想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1920年代左右以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主义”的时代，各种“主义”都在鼓吹一种“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

 
　　问：照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他认为当时如“自由”、“民主”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抽象术语、浮夸之词、文学句式）渗透到了政治语言中，从而轻易地深入各个阶层的国民。由于法国国民本身对具体的政治实践缺乏了解，政治教育却由同样缺乏政治实践的作家们来完成，最后酿成了一场以抽象思想引导的大革命。对于《新青年》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它的撰稿人多为文人和作家。这些撰稿人晚年有没有对此有重新认识和反省的？
　　答：严格说来，那是一个宣传、鼓吹的时代，对西方的观念拿来就用，即使是鼓吹自由、民主，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真正深入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一大群文人、作家所作的鼓吹，确实有点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情形。

 
　 《新青年》刚出时，销量有限，一度还想中止，张国焘还曾经在北京沿街叫卖，可是它很快的便成为抢手货。《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了思潮的「总发动机」。如果我们翻看当时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白话刊物，或各种新兴社团之间讨论的话题，便可以看出这几个领导刊物所激起的涟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捡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几个观念或几个名词，便冲泡成一大桶饮料。这几个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调愈激越，主张愈决绝，影响愈大。 

 
　　您提到撰稿人晚年是不是有对当年言论重新认识和反省的，当然有。譬如陈独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所写的最后文章和书信中所透露出对民主的新认识，就是一个好例子。 

 
　　问：《新青年》做到了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力量整合，其主要撰稿人之间有否分歧？90年后再思考《新青年》，它的历史意义何在？
　　答：民国初年的任何思想运动或刊物，大抵是一个调色盘，总是各种思想五彩纷陈，但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论确实随撰稿人背景及关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开始有一个基本方向，即伦理的、文学的、学术的、打倒旧传统的，后来则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号“德先生”（民主）及“赛先生”（科学）。不过这里想引用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中的一段话，他认为《新青年》以后并没有切实往这个主张去发挥，新文化运动后来也没有切实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他的观察有见地，但也有不足。在当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未必切实落实了多少，但是它们形成了我所谓的：新建构的“价值层级”的最高层。即使它们实际上没能被大规模落实，但是这个新标准悬在那里，此后许多人心中不敢质疑它，或认为理想上应该朝它努力迈进，它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新青年》的作者之间，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注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我觉得在初期，陈、胡比较接近，共同宣扬文学的、伦理的革命，但是愈到后来则陈独秀与李大钊愈近，所关注的重点转向社会革命。而陈独秀始终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对任何主张都要说到极端，说到让人无可辩驳的余地。譬如胡适只讲文学改良，但陈独秀易之为“文学革命”，改良与革命之间差别之大，影响之不同，我想大家很容易领略。 

 
　　而《新青年》很快的由一个文化的刊物，转向社会革命的刊物，其实也是不同重心的转换，李大钊很早就已经在谈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了。 

　　 　　　　何以成为“思想炸弹” 　周策纵（美，威斯康星大学荣休教授）：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像，销行不多，每期仅印一千份，1917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此与其反孔教言论固然有关，文学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鲜的趣味。过去的《新青年》，无异陈独秀个人的杂志，1917年后则有如北京大学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传外，钱玄同又虚构一“王敬轩”其人，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青年读者大为快意。1918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 

 
　《新青年》之所以激起了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不但应归功于这个月刊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效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月刊里的《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念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摘引自《五四运动史》） 

 
　　 　　　　北上与南下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新闻业，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 

 
　　不见得都像胡适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明显比胡适更关心现实政治；但“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确实形成前七卷《新青年》的主导方向。只要还在北京，北大教授们相互制约，《新青年》必然以学理探讨为主；一旦转移到上海，情势大变，不可能回到“趋重哲学文学”的老路。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意义上，我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志。（摘引自《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 

 
　　 　　　　《新青年》简史 

 
　　1915年9月15日，流亡日本回国的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首卷到1916年2月15日止共6期，后因战事停刊。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复刊，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二卷第一期起易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终止于1917年2月，该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阵地由上海转往北京。 

 
　　 1917年3月至8月，《新青年》第三卷的6期出刊。第三卷第六期终刊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 

　　 第四卷1918年1月复刊，截止至1918年6月。该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

 
　　 第五卷从1918年7月到12月，第六卷从1919年1月到11月（6月陈独秀被捕，被迫停刊5个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胡适、李大钊之间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第七卷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仍改为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期起，被迫迁回上海印行，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第九卷第六期后停刊。1923年2月第九卷以至1926年7月，《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成为中共中央的纯理论刊物，4期后停刊。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 1926年7月最后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