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校长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但我们对于他消极的方法之宣传，认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众心理上，都有极大的恶影响，故不得不进以忠告。以前蔡校长只办教育不问政治的谬误主张，已经收了恶果，以［已］经引导青年学生到了极沉寂的睡眠状态几于不可救药；他现在虽然觉悟到恶浊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却已后悔迟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极态度，又来宣传第二个谬误主张，北京《晨报》记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义，并居然称许为“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我们认定蔡校长这第二个谬误主张，又要造成恶果，第一个恶果已经遗祸无穷，一时很不易改正过来，现在又要收第二个恶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运重重，我们实在忍不住不出来反对；因为中国人婴退的懒惰的病根甚深，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正合他们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从起来，婴退懒惰不肯挺身奋斗的人们，正好借此鸣高，其实是拿不合作主义为安乐窝为避难所，以遮掩他们懒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报》记者现在也承认：“现时我国可否鼓吹“不合作主义’，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承认：“我们中国在军阀政蠹盘据的政状之下，非有一种更深刻的标语，更严厉的手段，恐怕不会得群众底了解。”我们深深感谢《晨报》记者这种论调可以加［给］宣传不合作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晨报》记者又说：“不合作主义是打破现状底一种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况且蔡元培宣言，仅仅说到正谊主张者，不要替政府帮忙一层，此外有无其他主张，及蔡自身辞职之后，有何活动，都无从知道，我们决不愿轻易替他鼓吹。”这些话都说得极其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恶浊政局是有历史的有组织的一件东西占住了空间，必须有一件东西能够积极的打倒他代替他来占住这空间，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义的本身决没有这种性质，不但没有这种性质，而且是消灭这种性质的利器，因有民众心理尤其是懒惰怯懦的民众心理，遇有人示以解决困难之比较的和平方法，他们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这个方法，痴心妄想以为他足以解决困难，非等到这个方法完全失败，便不会发生另寻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会——而且以为不须——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长若不愿与恶浊政府合作，辞职出京，别有所活动，则不合作只是别谋活动之过程中一个行为，决不能说是一个主义，但是他不独辞职宣言后无所活动，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传某君“相率离京”、“相率辞职”、“不再替政府帮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对于研究学问的兴趣，此外并没有别的主张，蔡校长痴心梦想用这种浪漫的消极方法来拆散恶浊政府的台，来求政治清明，已经是大错而特错了；《晨报》记者又从而盛称他“宣传不合作主义确是打破恶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错上加错。我们应该竭诚忠告《晨报》记者，个人立言错了是小事，因为要回护自己的错遂不顾社会的错是大事；因为不忍社会的错遂不惜承认自己的错，这是最勇敢的行为呵！ 《晨报》记者不承认“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有害的主张，不承认甘地主义在印度已经失败者，不承认甘地“不合作主义”是消极的。在第一点，可惜我们没有这种逻辑的头脑可以认识“不合作主义”不是消极的，至于他的害处，前文已详，现在不必再说。在第二点，这有事实的证明，本报另有纪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点，这是《晨报》记者根本的观察错误，我们不可不讨论一下：第一，《晨报》记者所列举的甘地八种主张，若说都不是消极的，便可以说人间行为无一不是积极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将 Negative 、 Passive 等字永远删去。第二，若说“不”字是他们的手段，决不是他们的目的，此话便差了；我们正是指斥他们所取的手段是消极的，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碍革命运动；至于说到目的，出家求仙学佛及山林隐逸的人，何尝没有积极的目的，蔡校长想拆散恶浊政局的台，又何尝不是积极的目的。第三，《晨报》记者举出甘地许多积极的行动，证明他不是消极的人物，这便更差了；正因为他积极的“树起‘不合作主义’的旗帜之后，遍历全印，到处宣传，演说不足，继以文字，务使一般印人彻底的了解他的主义”。革命运动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甘地的奋斗，正是他的罪大恶极处；他若是愤而辞职之后，隐遁起来，独善其身，所遗下的恶影响还小得多。第四，《晨报》记者说：“他（甘地）根本上对于现代欧洲文明，异常反对。他觉得机械工业，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这种机械工业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极端反抗不可，民族观念还在其次。”如此说来，甘地运动决不是民族的革命运动，乃是复古的反革命的运动，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性，把资本私有的罪恶和由他产生的帝国主义的罪恶（这些罪恶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性），都归到机械工业物质文明身上，简直和从前英国工人打毀机器是同样的见解。托尔斯泰、达哥儿、甘地都是这一流的昏蛋，他们妄想以为人类社会可以拿主观的空想来改造的，他们妄想以为手工工业可以和机械工业竞争的，他们妄想以为人类历史可以由人力开倒车的。吴稚晖先生说：“印度比中国更无望，因为印度反科学反物质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国更甚。”这乃是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极的思想）。第五，《晨报》记者说：“劳动阶级底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底表现，难道《向导》周报记者连罢工也不赞成吗？”我们的答复是，工人罢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认现制以内，对于雇主在一定的要求条件之下所采用的手段，部员罢工索薪，也是这一类，与所谓“不合作主义”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合作主义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一类的运动，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条件的经济要求，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争斗。像工团主义派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妄想单用总罢工的手段推翻统治阶级，简直和蔡校长想拿总辞职来打破恶人政局是同样的谬误，我们当然也是不赞成的。此外还有几种罢工（如不适时机及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等），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晨报》记者以为我们对于工人罢工都应该盲目的一概赞成，这个思想未免过于简单了，过于浪漫了。 我们很敬爱的《晨报》记者！请你们去掉成见，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静气的就客观上精细研究一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是个不能实现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恶人政治是否必须积极的民众革命才能够打破？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否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影响？倘弄清了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同做思想界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1923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十九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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