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國托派史》評介

    唐寶林著的《中國托派史》是中國第一部關於這個題材的書，而且是一部不算小的書（連圖片及索引在內，足有四百頁）。這書最後一章的題目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但我看過之後的感想，如果也用一個詩句來表達的話，卻是「似曾相識燕歸來」。

    作者採用那樣一個結尾的標題，當然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托派的歷史已經完結了，托派已經被歷史淘汰了；雖然現在還有一點餘波蕩漾在香港，但是寂滅的命運早已無可挽回。全書六章的標題把這種論斷表達得很明顯。前面五章的題目是：風雨中孕育的怪胎，陳獨秀誤入歧途，四分五裂勉強統一，夾攻中顛仆與掙扎，抗戰中亂彈琴。第六章最後兩節是：回光返照一夕亡，在香港與巴黎的餘波。但是讀者可以從這書中看到，今天香港還有三個托派組織，主要由青年人組成。所以，儘管你認為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別人卻有理由覺得是「似曾相識燕歸來」，或者用現代的話來說：「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天還是一樣的開。」

難得的歷史資料

    我看了這書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想，不但是由於我相信托派並非最後失敗，將來能夠復興，而且因為這書對早期托派的事蹟記載得相當詳細，尤其注重記載人物來歷和結局，讓我對許多知其名而不大清楚的人物都知道多了許多。實在，這書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在過去很難看到的。之所很難看到，一方面因為托派本身太弱小，飽受打擊，保存下來的資料很少；另方面因為中共和國民黨一向極力封鎖和故意歪曲（中共尤甚）。

    這書是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但作者唐寶林卻是中共的專業黨史工作者，現仍在北京工作。作者能夠看到許多不公開的檔案，包括中共官方所掌握的托派文件和個人資料，以及許多托派分子被捕後所寫的材料，再加上他自己在好幾年間所作的調查和訪問，所以能夠寫出這部資料豐富的書。過去幾十年間，在中共勢力控制下，托派曾是「反革命」罪名中最嚴重的一種，托派歷史是個極危險的禁區，根本不容許在這方面進行研究工作。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情況才漸漸改變。首先允許對陳獨秀作客觀的研究和評價，然後取消了「托匪—漢奸—反革命」這種誣衊的說法。現在這部《中國托派史》能夠公然拿到海外出版，不論在學術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很有意義的。

陳獨秀與托派

    中國托派在一九二八年已經形成，歷史不短，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裡受人咒罵的名聲也不小，但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活動的真相沒有多少人知道。流傳的假話恐怕比真話還多。中共方面的說法一向尤其不可信。誰想去了解真相也十分困難，文獻尤其難找。現在唐寶林這書才第一次提供了相當全面的史料，而且大體上真實，至少沒有明顯故意的捏造和歪曲，差不多所有比較重大的敘述都指出了根據。這是這本書值得重視的主要原因。

    中國托派雖然一直很弱小，內部的派別分歧卻很不簡單，組織上的變動也很頻繁：剛成立不久就被摧毀，再組成，再被摧毀，一再分裂……。早年的歷史連親歷其境的人，甚至是中心人物都很難說清楚了。關於這種種複雜的變化，現在讀者可以從這書知道。差不多所有重大的事件，到一九五二年為止，都可以在這書中查到。

    中國托派的人物最有名聲的自然是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的思想領袖和中共早期的首要領導人。但是陳獨秀在托派裡面一直受到許多人反對，有人甚至否認他的政治立場真正屬於托派。關於這方面的情況，這本書也有很清楚的記載。作者的同情顯然是在陳獨秀方面。不過作者站在中共官方（毛派）的立場，認為陳獨秀加入托派是誤入歧途，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根本「荒謬」，托派內部爭論不可能分清誰是誰非。其實，客觀分析的結論應該是：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前，陳獨秀是中國托派裡面政治能力最強的一個，他比所有別人都更懂得運用托派政網，製訂實際策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陳獨秀非常積極地支持並且企圖影響當時的抗日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就是一個光輝的例證。當時托派裡面許多人罵他機會主義，其實是他們本身犯了左派幼稚病，誤解正統托派的原則。另方面，陳獨秀自然也有不正確的見解。最著名的是他曾說中共所領導的紅軍等於土匪。但這主要是他那種愛發極端議論的毛病的表現。至於在實際上，他在這問題上的錯誤並不比反對他的其他托派人士更大。

抗日戰爭中的托派

    抗日戰爭開始後，陳獨秀的思想明顯地從托派立場倒退。那時再沒有一個堅持托派立場的人在政治上支持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當時中國托派組織本身的政策也有很大的錯誤，可說是同陳獨秀各走極端。托派組織和陳獨秀都宣佈支持抗戰，停止了打倒國民黨政府的鼓動，在這點上一致，而不是像當時以中共為主所誣衊的那樣破壞抗戰。雙方的分歧在於對抗戰中各階級和各黨派之間關係的看法。陳獨秀鮮明地號召全體人民擁護政府抗戰，認為各黨派都應該承認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認為國共合作是正確的，呼籲「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作一談。」托派組織則雖然同意在當時（抗戰初期）的情況下，應該暫時停止鼓吹打倒國民黨政府，卻堅持不應幻想國民黨能夠充份發動人民的力量，領導抗戰真正達到勝利。他們同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認為根本沒有超階級的民族共同利益；在大多數勞苦人民（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利益同地主、資本家、官僚、軍閥的利益之間始終有巨大的衝突，不可能平等兼顧；而只有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才配算是民族利益。因此托派堅持在抗戰當中工農群眾也不應放棄在適當時機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權利。這些觀點本是陳獨秀也同意的，而且在不久之前他還發表文章非常鮮明地加以說明（例如《中國的一日》一文）。陳獨秀出獄後在言論中卻完全不提階級的問題，一味鼓吹全民合作支持抗戰了。他自然沒有真正對國民黨抱幻想，也沒有放棄對國民黨的公開批評，還不斷呼籲開放黨禁，改善工農生活等。但這些看來都同當時共產黨路線差不多，因此托派組織覺得他又回到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機會主義老路上了。反過來，繼續留在組織中的托派卻一味空喊抗日戰爭必須依靠工農，指摘國共兩黨都反其道而行，實際上本身完全沒有在現實的抗日行動（尤其軍事行動）中發生作用，這種表現也令陳獨秀深惡痛絕。於是陳獨秀和托派組織就實際上決裂了。

　　平心而論，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陳獨秀雖然有右傾的偏差，但並沒有根本違反馬克思主義（托派）的原則。他那些令托派同志大為反感的論調，一部份確實是偏差（但也僅僅是偏差而已），另一部份卻是他在當時特殊困難的處境中的巧妙掩護。如果托派組織本身不犯那麼嚴重的左傾空談的毛病，把握到正確的實幹路線，用冷靜而公平眼光去看待陳獨秀，應該可以繼續和他團結，而且互相揚長補短，在抗日戰爭這段歷史關鍵時期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至於不幸決裂的責任，我認為，到一九三九年為止，主要是在托派組織身上，而不在於陳獨秀個人。我的理由是：第一，托派組織的實際工作路線的錯誤比陳更大，這個致命錯誤決定了以後的悲慘失敗，其惡果至今還未能補救；第二，整個組織（雖然只是個小組織）的錯誤比一個人的錯更不能原諒。

陳獨秀晚年的悲劇

    大約從一九四零年起陳獨秀倒退到拋棄馬克思主義，接受社會民主黨那種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了。他認為這一次世界大戰不可能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獨立，只能夠是同盟國或者軸心國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一勝利；同時認為民主主義的同盟國勝利比較好，所以主張支持同盟國作戰。他還把獨裁的蘇聯同德意並列為世界三大反動堡壘，主張首先打倒它們。到了這個時候，當然再沒有理由把他算在托派之列。他在最後這段時期的言論，成為反對馬克思主義者最愛使用的武器。這是陳獨秀最大的悲劇，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蹟。

托洛茨基主義站得住腳

　　有人認為假使天假以年，往後他還有可能向左轉，回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立場上。我覺得，與其這樣猜測，倒不如說，如果當時整個中國托派不犯那麼致命的左派幼稚病，跟陳獨秀各走極端，而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用正確的方法去影響他，他也許不至於走到那麼遠。至於這本《中國托派史》的作者，自然認為雙方都不可救葯，證明托洛茨基主義者只能夠走到如此田地。對比之下，飽受托派指摘的毛澤東路線，從那時起都迅速走上了成功之路，顯得多麼正確，多麼光榮。這種見解在五十年代自然普遍為人接受，甚至許多原先的托派人士都經不起這種思想壓力。但到了今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禍害連他們自己的門徒都不能不多多少少地公開承認了，凡是不至於徹底反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的人，自然會重新重視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

　　只有托洛茨基主義才能夠高瞻遠矚地解釋斯大林和毛澤東那種官僚社會主義的興亡，並且指出工農大眾正確的奮鬥道路。也只有正統托洛茨基主義才能指出中國托派過去致命的錯誤在哪裡。唐寶林這本書對於當代中國托派（主要是些青年人）認識托派本身的歷史，從中吸收教訓，可以有不小的幫助，因為他提供了豐富的事實資料。至於書中對托派所作的評價，可以說，幾乎在一切重大的、有政治意義的方面都是錯誤而且非常淺薄的。

述事也不盡可靠

    拿這本書同以前中共對托派描寫相比，簡直可以說這本書好得令人驚奇，因為以前純粹是惡毒、無恥的造謠、誣衊。但不可因此以為這本書裡面的敘述就完全可靠，甚至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故意歪曲和隱瞞的地方。下面有幾個例子。

　　這書末尾部份讓讀者知道了在中共上台以後托派活動的一些具體情況。它告訴大家，托派的少數派在上海由鄭超麟主編出版地下刊物《新方向》，而多數派的刊物叫做《叛逆者》，然後引述了刊物上的許多言論，批評它們多麼荒唐、「反動」。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所有引述的純粹是少數派那方面的，而托派多數派（革共黨）方面的一點一滴都沒有。少數派認為當時的中共政權是「國家資產階級」的政權，對抗美援朝戰爭採取「失敗主義」，這些立場都是多數派所反對的。但唐寶林卻要全體托派為這種立場負責，借此使一九五二年中共對托派的全面鎮壓顯得合理。這難道是忠實的史筆嗎？

    在抗日戰爭中，托派組織在參加軍事行動方面無所作為，但個別托派分子有些是積極參加了，甚至獨立領導過小的游擊隊。這書中也提到托派的王昌耀、張穎新夫妻和陳仲僖分別在山東和廣東中山的活動。（見一四七和二五六頁）。但是，對於陳仲僖的活動只作籠統抽象的指摘：「由於他按照托派路線領導這支隊伍，大搞階級鬥爭，不搞統一戰線，弄到最後只剩他一個孤家寡人。一個人躲在一個村子裡好長時間，終於出來時，被殺死在村邊」。關於王、張在山東的活動，更是簡略含糊，只有一句話：「據說抗日戰爭期間，二人還搞了一支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據我在多年前聽說，王、張的游擊隊是被中共隊伍消滅的，王張二人都被殘酷殺死。有理由相信，這本史書的作者知道更多的事實，但是故意不寫出來。

    書中第三二六頁寫道：「『革共中央』南遷香港時，彭述之故意繞道廣州，妄圖在那裡與孫科直接會談，與國民黨合作反共，未遂。」這點並沒有指明有何依據。從托派一貫的立場和作風看來，這不可能是事實。書中接著根據葉春華的《關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派多數派、少數派的情況》手稿，說托派中央「到港後，……頻繁地向大陸派遣人員……發出指示，指揮托派對渡江後的解放戰爭進行『失敗主義』的破壞活動。這是明顯的誣衊。托派從來沒有對解放戰爭採取失敗主義立場，更沒有破壞活動。....

    五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五二年之前，托派在香港還有不少活動，更有重要的內部爭論（關於重新評價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和托派自我檢討的）。有理由相信唐寶林也知道有關的資料，但他故意完全不提。因為提到這些就不能把托派描寫得那麼糟糕了。最後，現在香港的托派決非「活動的重點是支持大陸上的『持不同政見者』，要求解放政治犯，唯恐天下不亂」。香港的讀者不難看出這種史筆的低劣。

中共對托派的寬大﹖

　　書中第三三九至三四一頁的敘述，顯得好像中共政府把大陸上的托派全體逮捕後，待他們不薄，「採取與蘇聯政府完全不同的方針，不是肉體消滅，而以教育和改造為主，在生活上實行人道主義……」，有時還特別優待他們。這又是半真實的謊話的一個例子。比蘇聯好，這是事實。有人有時受到所謂「優待」，也是事實。但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時候受到虐待，甚至是很大的虐待，同樣是事實。托派根本不是反革命，不應被捕判刑，這點姑且不說了，現在只談獄中待遇。例如本是中共元老之一、後來成為托派的尹寬，早在一九五零年已在安徽被捕，關在合肥很久，然後解去上海。「他在合肥吃了苦頭，兩手反銬很長時間，吃飯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見鄭超麟著，《記尹寬》）這樣的虐待，即使以中共的法律為準，也是違法的。唐寶林不能不知道這類情況。

　　第二個例子更嚴重。淅江溫州的托派組織是最早受中共鎮壓的。一九五一年就有托派負責人被槍決。《中國托派史》對溫州托派有較詳細的敘述。它企圖把他們描寫成與國民黨合作反共的組織。真相並非如此。證據之一是：五一年審訊托派的時候，有一位當時十六、七歲的當地公安人員（本來與托派毫無關係的），深深感覺被捕者委屈，尤其佩服後來被槍決的那人（名字我不記得了）的政治見解和氣慨，所以不顧一切，私自策劃把他放走，而且自己毅然拋棄家人等一切，與他同逃。只因中途有意外障礙，結果主要的救助目標沒有達到，只救了另一同案的托派分子，一同逃來香港。這位義士後來一直在香港當工廠工人和海員，過著困苦孤獨的生活，一九八八年秋天因癌病去世。現在香港托派的年輕人有不少還見過他。

    以上只是對《中國托派史》這書很簡單的評價。今年是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二人誕生一百一十五周年，陳的生日是十月九日，托是十一月七日，剛剛過去不久就見到這本歷史，很巧合。祝願這書有助於年輕一代對托派的歷史和主張發生興趣。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原載《先驅》雜誌第31期,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