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倾投降主义到右倾机会主义：从三个历史决议看对陈独秀评价的嬗变

       三个历史决议对陈独秀的评价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该历史决议对陈独秀所犯错误定为“右倾投降主义”，把陈独秀定为“投降主义者”。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该历史决议对陈独秀的错误仍定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该历史决议把陈独秀所犯错误定为“右倾思想”并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通过三个历史决议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定性，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对于其所犯错误的定性，由右倾投降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再变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严重程度在逐渐降低。机会主义是放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准备以妥协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投降主义则是遇到政治斗争，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显然同为右倾错误，投降主义比机会主义要严重的多，所造成的危害也严重的多，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表示这种错误只是个人主张、观点，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二是由陈独秀冠名的主义，变为以陈独秀为代表，这种变化则是强调党所犯的错误不能都归咎于陈独秀一人；三是强调“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是随着当时客观历史形势的不断发展，逐渐演进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四是在共产国际所起作用方面，由原来肯定其作用，变为虽没有正面批驳，但也变相承认了因其错误指导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正因如此，作为最新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简史》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所犯错误进行的批评较为温和，指出：“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

       不同历史时期对陈独秀的评价

       大革命后期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日益激烈，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陈独秀满腹怨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中共中央分歧甚大。1929年9月，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托派反对派”。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批评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仍称他为同志。陈独秀拒绝接受批评。10月27日，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1931年，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也称陈独秀为“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中明确提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都是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选集》中关于陈独秀的评论为依据的，基本内容就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越来越偏颇，逐渐否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五四运动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中的积极作用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某些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对陈独秀也进行重新研究。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又是五四运动60周年，为陈独秀研究打开禁锢提供了契机。学术界举办了多场陈独秀问题讨论会，肯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功绩。这些都大大促进了陈独秀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陈独秀评价问题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由王洪模执笔并经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集体讨论完成了《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对陈独秀一生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评述，即：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他从新文化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中期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大革命的一些关键时刻犯了严重错误，并在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等。该文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和所犯错误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虽然有些评价仍有些偏颇，但是毕竟较前面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90年代，学术界更多以正面形象对陈独秀进行研究，如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随着研究的深入，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对陈独秀的注释作出了相应改变，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类帽子被摘掉；对托派的注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认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受“文化热”的影响，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关注陈独秀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涉及他在文化、民主、科学、宗教、人性、社会史、国家、教育、妇女、文艺、军事、法律、经济等问题的观点和思想，使其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进入21世纪后，在广大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都发生了较大变化。2002年，作为官方出版的正史本，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不再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而是采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此后，党史著作均以这个结论为依据。

       2009年在陈独秀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座谈会，就陈独秀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与中国革命、陈独秀的学术及文艺贡献、陈独秀的抗日主张等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的《陈独秀著作选编》，选编陈独秀多种文体890多篇。为深入研究陈独秀提供了丰富翔实的一手资料。

       2019年在陈独秀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门撰文，对陈独秀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该文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指出其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可以说，这些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功绩的评价是非常公允的。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吸收党史研究成果，将陈独秀的错误定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可以说相比前两个历史决议又向前迈进一步，说明党中央的认识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客观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的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而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客观原因，则是共产国际的影响。1926年上半年，在处理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中，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然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中央及其驻华代表的指示和指导下作出的，有些甚至是越过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由国际代表直接作出的。有学者统计过：从1923年至1927年，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定，大的决策如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关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等，小的决定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及谈什么问题等，事无巨细都有所涉及。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这也正是陈独秀不能接受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其一人的地方。

       在主观方面，陈独秀等人确实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尤其是在大革命危急关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可以说，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损失极为严重。因此，对于陈独秀的批判和处理也在情理之中。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八七会议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撤销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以此他与中共中央分歧越来越大，直至组建“中国共产党托派反对派”，被开除党籍。

       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其长子陈延年勇挑重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求其跪下时，他坚定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随即陈延年英勇牺牲。

       次子陈乔年出席了八七会议，并对他父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陈乔年又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陈乔年等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杀害。陈独秀不仅要承受政治上的失意，还要承受痛失亲人的痛苦，当时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斗争精神。陈独秀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牢，对反动势力一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七七事变之后，他被放出国民党的监狱，生活没有来源，陷入困顿之中。蒋介石以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为诱惑，被他拒绝了。随后，国民党又提出给他资金，另立党派，与共产党对抗，又被他拒绝了。他始终不为国民党的金钱所诱惑，保持着高尚的革命气节。因此，评价其为投降主义确实有些偏颇。

       从对陈独秀评价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评价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时越来越公正、客观。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党史，对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评价越来越公正。由于历史人物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一定社会时代的需要，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评价历史人物也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只有将历史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坚持历史性原则，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唯物史观关于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原则，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陈独秀的评价，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体现。

       其次，坚持科学的态度研究党史，对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评价越来越公正。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要从他一生的全部活动出发，结合社会历史条件与历史人物个性的实际，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全面的探讨，切莫局限于一时一事，抓住一点概况一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后人之要求苛责于前人，而是要深入探析历史人物活动造成的客观效果与其主观动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对历史人物进行武断片面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求党史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在评价陈独秀时，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科学地评价其功过，正是党史研究走向科学化的表现。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资政育人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借鉴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从中探索出防止重犯错误再走弯路的正确办法和对策，这才是党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从第三个历史决议可以清晰看出，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越来越成熟。不骄说成功，不讳言失败，真实地呈现历史原貌，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展现出一个成熟开明大党应有的风范。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党史博采》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