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我们在巴黎组织“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我见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们与赵世炎、周恩来同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个旅馆里，这旅馆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陈延年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国性组织的领导成员，此组织不仅支配侨居法国的中国无政府党人，而且能支配中国境内以及南洋群岛的无政府党人。当陈延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少年共产党”，脱离无政府主义组织后，动摇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因此，他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谩骂。我认识一个广东人，他曾在新加坡做工时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后转变加入共产党。他告诉我，1922年或1923年新加坡的无政府党组织，曾收到巴黎总部一个通告，说陈延年做了“叛徒”，投降共产党了。他也曾在新加坡无政府主义组织内大骂陈延年。 “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我常去他们活动的地方，也常去他们的住地。延年、乔年两人同睡一张床铺。延年脱产，是“少共”的宣传部长，编辑“少年共产党”的机关报《少年》。他亲自刻写蜡纸，搞油印；乔年没有脱产，他白天到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有一次，做工时不小心手指被轧伤了。我比乔年大一岁，延年比我大两岁。在法国时，我住在远离巴黎约三小时半火车的蒙达尔，每去巴黎，必到延年他们的住处，总是看见延年在刻写蜡纸。乔年多不在家，出去做工了。 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的目的主要是重新推举领导人，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要去莫斯科，其中有原来的领导人，所以在离开巴黎前要交代、安排一下工作。第一批去莫斯科的有延年、乔年、王若飞、王凌汉（回国后曾任无锡的县委书记，后来消极，下落不明）、高风、赵世炎、陈九鼎（河南人，下落不明）、余立亚、袁庆云，还有我。从德国去的有两人：熊雄、王圭（北伐时在武汉遇见，以后下落不明）。共十二个人。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派代表团去参加，团长是陈独秀，刘仁静是青年团代表。陈独秀在莫斯科一面同苏联交涉，想把在法国和德国的一批同志调到苏联学习，一面写信叫赵世炎到莫斯科来。开始，赵世炎不愿去，回信陈独秀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就回信给赵，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 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我们先到比利时，那时刘伯坚和另几个人在沙鲁亚城念书，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二夜就到德国的柏林，周恩来陪我们玩了柏林名胜风景区。在柏林住了十天。那时德国与苏联有邦交，我们在德国办了护照赴苏。 大约4月4日或5日，我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我和延年、乔年几个人共同学习和生活，亲如兄弟。大约在1924年7月间暑假，我们陆续回国。我同延年一批同行。延年带队作队长，我做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我负责。 我们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下到海参崴，准备坐船回上海。不料到海参崴后，候不到船，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回上海。9月下旬，到达上海，住在民国路泰安栈（旅馆），延年好像认识该旅馆掌柜，一进门，掌柜就同延年打招呼，延年把我们安顿在旅馆，就去同组织接头。第二天，延年才把我们带到中央机关去。延年在上海不久就奉调到广东任粤区区委书记。 延年同我感情很好，把我当做兄弟。1924年底或1925年初，延年从广州来上海汇报工作，与延年同船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但是伍廷康到上海后，延年没有消息，我们很着急，恐怕出了什么事。一天早晨我很晚起床，在宣传部工作的张伯简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栏内看到一则广告：“马道甫兄：我已来上海，住××地方”。署名是林木。张伯简看了广告知道马道甫（Марлотов）就是我的俄文名，于是把延年接到宣传部我住的地方来。随后，我带延年去中央接头处，陈独秀正在一间石库门式房子的天井等着陈延年。我料想他们父子相见感情一定会很激动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相见时很平淡，延年找了一把椅子坐在陈独秀旁边，就谈了起来。 以后延年也常来上海，常住在我家里，同我一床睡觉。延年向中央汇报工作有个特点，即从来不自己动手写报告。虽然他在法国编《工余》，很会写文章，但是他此时不愿亲自写文章，书面报告也是别人帮他写的。他说过：“要我写文章，我宁愿挑大粪。”（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说的话）。他总是口头讲，要我作记录。他在亭子间里，边走边说，我就把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整理后一看就是一篇很好的报告。至少有两次是我代记录整理的报告。从延年的报告内容中，我略知一些有关广东方面的情况。有一次延年告诉我廖仲恺被暗杀的情况，报告就是他口述后我执笔写的。报告内容是暗杀廖的内幕。还有一次，延年和我闲谈说：鲍罗廷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很不满意，鲍说：“上海中央只懂得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其他什么都不懂得，即只懂得原则，不懂得应用。”关于陈延年同上海中央的争论，我不太清楚。 1927年4月13日或14日，在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清早，我在房间睡觉，有三个人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这三个人是从武汉来的，他们在路上知道了上海事变，估计我住的地方可靠，于是来找我了。这三人是：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他们来我家第一句话就要我去找罗亦农、赵世炎，带他们来我家里。于是我就去找他们（他俩住在北四川路底靠铁路的黄陆路），告诉此事。赵世炎、罗亦农听我说后，相顾笑了笑。罗亦农说：“还是你把他们三人带到我们这里！”我问去后把他们三人带去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派延年来代替罗亦农的职务的（延年没有参加“五大”）。罗亦农当时是江浙区委书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延年。后来我在武汉听到延年被捕的消息。据说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流氓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了上海某区区委书记。一次延年召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工作，那个流氓就密告杨虎。杨虎派人包围了会场（施高塔恒丰里），韩步先当时想把文件藏起来，这个流氓就同韩抢文件，杨虎的人从外面打进来，延年就被捕了。当时敌人曾造谣说延年曾写悔过书，其实没有这回事。 延年没有结婚，他小时生过病，脸很不好看，精神也不很好，绰号叫“老腐败”。其实延年办起事来精神很好，做事果断。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延年从未谈过恋爱，许多人认为延年不懂人情。有次延年到北京开会后回上海住在我家，告诉我乔年在恋爱问题上做得不对，影响不好。 我与乔年接近的机会较少，乔年是1925年春天或夏天离苏回国，他分配到北京帮助李大钊做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乔年能力没有延年强，许多方面比延年幼稚。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经常从旁帮助他做工作。1926年（“三一八”事件前后），乔年是北方区的领导人之一。3月18日那天，他们发动群众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卫兵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好多人，乔年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胸前被刺刀戳伤，但伤势不重，不久就好了。在“五大”前，乔年没有来过上海。“五大”后，他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到长沙交代工作，在长沙正碰上“马日事变”，耽搁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是乔年代替李维汉的部长工作。“八七”会议后约一个星期，罗亦农向中央提议要乔年到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1927年8月间，我到乔年家里，看到乔年母亲及其弟松年。母亲躺在床上精神很不好，乔年、松年等人的精神也不好。乔年对我说，直到现在母亲才知道延年牺牲的事。以后乔年生病，我同罗亦农陪他到汉口德国医生那里看病，诊断结果是伤寒。罗亦农用了好多钱才把乔年的病治好。后来乔年调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我离开湖北省委到中央去。9月底罗亦农调到上海，中央派乔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乔年后来也调上海，那时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和王若飞合作得很好。乔年与爱人史静仪住在罗亦农家里，两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逢五”，几个月后小孩不幸夭折。 1928年春，江苏省委一个机关被破获，乔年被捕，我们想办法营救。我听说巡捕房把他关在铁甲车上，怕我们去抢。当时，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托同乡想办法营救乔年，我们也用钱买通了警备司令部办案人，他们收了钱后仍把乔年杀害了（钱用了许多，是王若飞主持的）。陈乔年牺牲后，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悼念文章，就是我撰写的。 亚东图书馆老板是安徽绩溪人，名叫汪孟邹。他哥哥汪希颜与章士钊、陈独秀是好朋友。汪希颜在辛亥革命前死了，其弟汪孟邹继续同陈独秀、章士钊交好，保持友谊。陈独秀曾在芜湖一个学校教书，还在汪孟邹开的芜湖书店里办过《安徽俗话报》。民国二年汪孟邹到上海开亚东图书馆。汪孟邻政治上一直跟陈独秀走，同陈关系很好。胡适之是汪孟邻的同乡，是汪的小辈。胡适之在美国留学时是通过汪孟邹的关系与陈独秀认识并通信的。后来，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汪孟邹也参加了。但汪加入共产党是极其秘密的，只有陈独秀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延年、乔年未去法国前在上海的生活得到亚东图书馆的帮助。 延年、乔年开始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独秀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父子之间感情不好，还为了高君曼的关系。高君曼是陈独秀发妻的妹妹，由陈独秀带到上海读书的，后来与陈独秀同居。所以延年、乔年反对父亲这样做。另外，高君曼不是高语罕的妹妹，他们没有亲属关系。高君曼是安徽霍丘人，而高语罕是安徽正阳关人（近凤阳）。还有《党史研究资料》十五期期刊《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中提到陈哲民在浙江，其实搞错了。陈哲民在香港，不在浙江；又该文提及陈独秀被捕前还有个老婆叫潘丽珍，其实叫潘兰珍，是上海英美烟厂的女工，1949年11月，生子宫癌死于上海肿瘤医院。潘兰珍的丧事是我料理的，骨灰盒放静安公墓。 陈独秀母亲（婶娘）死时，陈独秀还跪在地上为母送终。陈独秀在上海后期住的地方很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找陈必须通过我。陈对我很信任。解放前我想写《陈独秀传》，搜集了不少材料，后来没写成，材料都散失了。 注： 这是一篇访问记录，曾发表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后经《文史集萃》第四辑转载。 又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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