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参加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抵达莫斯科，代表团仅有三个成员，是由陈独秀亲自率领的，另两名代表团团员是王荷波（WangHebo）和刘仁静。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陈独秀。而陈独秀的命运都是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在可好了！我可以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去看望他，向他表示崇敬之意，在此长长的两个月时间内，陈独秀就在苏维埃国家首都的城墙之间来回走动。 陈独秀抵达莫斯科时，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岁出头了。他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净，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杰出的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是属于高层次的讲话，他的表现就差得多了，譬如在进行长时间的政治讨论中，他的发言就有点儿离开主题。而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时，常使他的友人失望，这就说明他不是一个高明的演说家。 王荷波是京津铁路线上的员工，年纪与陈独秀相差无几。宽广的肩膀，一脸严肃的表情，恰好是他生活上艰苦坎坷的特征，但他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革命干部。回到中国以后，他参加了铁路员工罢工运动，结束了1923年二七事变。1923年6月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仁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跃分子，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他身材矮小，脸上布满黑痣。与其说他像一个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更像煤炭商人，但是只要他对你一笑，就足够引起你对他的好感，五四运动时期，他还是北大学生，但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批成员之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许正是这个理由，才选拔他陪同陈独秀和王荷波前往莫斯科。1923年夏末，他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陈独秀和王荷波不但需要刘仁静担任翻译工作，而且还需要瞿秋白充当翻译。当然，瞿秋白非常高兴而又幸运地抓住时机，在有威望、有影响的第一号中国共产党人的身边，充分地自我表现。他施展他的全身魅力，而且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付得很好，不久后，陈独秀断定他既是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行家，也是深通俄语的人，因此，于1923年1月初，便把瞿秋白一起带回中国了。 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在进行时，随后当他动身返回上海之前去莫斯科度过的8或10天内，我经常可以见到陈独秀，但由于他空闲时间不多，只可能同我们讨论实际问题，或是谈谈他在俄国逗留时的计划，或者谈谈从西欧回来的同志与回国工作的同志之间团结的重要性，他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到。在少有的几次谈话过程中，他仍能断断续续地谈到了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毫无疑义，他也对我谈到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事，不过谈的方式是有所保留的，也是含糊其词的，但我总能获得令人深感兴趣的印象。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这有什么理由吗？我认为理由就在这里：列宁没有出席大会，令人特别感到惊异的是，只限于宣读他的开幕词，但代表大会在托洛茨基的鼓励下，为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讨论了新经济政策，尤其是讨论了早已出现过的、欧洲国家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例如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势必作为头等重要的现实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而一般说来，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所有应予关心的问题中，却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甚至对陈独秀作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领袖、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同时，对陈独秀的出席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有关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问题，陈独秀认为不应该提出。但使陈独秀苦恼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国际这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要把同国民党建立合作阵线，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阵线是否有充分根据，事实上陈独秀还持怀疑态度。在此问题上，他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但他对我却谈得很多，为的希望我能作出何去何从的判断。那时我还没有事出意外的特别感觉，后来，人们告诉我，陈独秀在一开始时，认为同国民党建立合作阵线是不能接受的，但1922年8月在杭州时，他同意了只应当按照马林的命令去做，随后他只能更消极被动地保持这种态度，但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还力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便遭到来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带有讽刺口味的反驳。 陈独秀越是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愿多作评论，而当跟我谈到中国形势的前景时则越是滔滔不绝。在这一点上，证明陈独秀不愧为一位乐观主义者。毫无疑义，必是他心怀这个动机，所以实际上就没任何别的忧虑，他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他曾经告诉我有关派到莫斯科参加培训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这些同志是在1922年夏天已经回到中国去了。他还对我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谈到了刘少奇、彭黎何（Penglihe）、袁大时（YuanDashi）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他向我表明，我党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能使我们继续派遣最富有热情的年轻同志，到苏维埃国家的首都参加加速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的培训班。他还及时地向我示意，一批来自法国的新同志，将陆续不断地来到我们中国。 但他考虑了一会之后问道：是否有可能把我们在西欧的同志，在他们申请回国之前，先送到莫斯科学习，因为他们已不能再在那里忍受下去了。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在我看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22年夏天，我们在共产主义东方大学培训的第一届同学，由于自愿返回中国，他们留下的二十多个空位，随时可以使用，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几乎可以肯定，若能与东方大学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布洛伊多（Broido）磋商进行安排，把那些空位重新分配给我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经验证明，我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不久后，便得到苏联方面的“同意”，陈独秀立即写信给他的长子陈延年，他那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法国支部书记，力促他跟他的同伴一起，在短期间内作好准备，离法国前来莫斯科。 当时，我们在西欧的同志共有五十人：法国三十人，比利时十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德国有十人，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 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志，开始时，几乎都加入了勤工俭学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勤工俭学使两位中国无政府主义前辈李石曾和吴稚晖，有机会从事这种活动，目的是使更多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前往法国学习，他们都要以劳动所得代价来支付一切费用。申请旅居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候选人登记局，已于1918年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始办公，登记局设法在开往欧洲船支上预订极少量的乘客铺位，1918年底，第一批招收进来的年轻人到达法国。到1920年年底为止，招收进来的旅欧学生总数约计一千五百人。 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只因为这运动适应了打开外面世界的需要。曾经推动五四运动的文艺复兴的非凡现象，几乎使我们所有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感受到了。实际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把他们的视线转向西方，特别是转向法国。在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例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一届外国语学校学生，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转向苏维埃俄国，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旅居法国”曾经如此风靡一时，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就被这股旋风卷进去了。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去李石曾的登记局里注册的便不惜牺牲一切——家庭财富、职业、学习。最突出的例子是蔡和森，他母亲以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卖掉了在湖南家乡的所有房产土地，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能登上驶往马赛的轮船。另一个例子是徐特立，他已年过四十，并担任长沙中学校长，但为了同样的目的，可以随时放弃中学校长的职位。还有一个例子是诗人王独清，为达到前往巴黎的目的，毅然中断了向往已久的去日本东京的学习。 然而，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最有经验而又最能坚持下去的，差不多都是湖南人或四川人。他们从1920年底开始，在双重影响下，飞快地转向共产主义：第一，他们是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通过《新青年》杂志以及留在中国的同伴所寄来的文学作品；第二，受到法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在图尔代表大会之后，他们读到了《人道报》。1921年初，有批中国青年，向数月前在上海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出请求，以较松散的形式去巴黎建立同样组织。其中有几个十分积极的活动分子，像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等人，由于那次令人可憎的里昂事件的后果，终于在1921年秋天被逐出了巴黎。但他们当中没有参加里昂事件的陈延年、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尹宽、任卓宜、李富春等人，于1922年决定创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法国支部。当然，上述这个支部设在巴黎。陈延年当选为书记，并以此身份，他付出了大部分时间，用来确保编辑和出版油印刊物《少年报》，这就是他们的临时机关报。刚才提到的这份《少年报》基本上是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的，这些学生已经到达法国，而且恰好都在里昂、克勒索、蒙塔日、鲁昂以及哈佛尔等地工作……有的在巴黎行政区内工作。与此同时，为了跟居住在上述各城市的同志们保持联系，留学法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青年中，目光犀利、富有高度敏感性的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等人，从此一城市到另一城市频繁地来往。1919年或1920年间，以勤工俭学名义来到法国的某些同胞，最终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一些天主教教会学校已经同意，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的学生身份，欢迎他们到那里去学习。在这些学生当中，理所当然的也有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很快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以聂荣臻为例，他是未来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装力量的主要主持人；又如四川人刘伯坚，共产国际曾委派他到颇有争议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去，以顾问的身份为冯玉祥服务了好多年。 在他们当中最富有斗争性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力图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同在里昂的未来大学负责人进行洽谈，但他们得到的只是搪塞的答复。当时他们估计到，再也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可供选择，只有大伙儿一起涌向里昂，试图不经过任何手续便在大学准备好的场所里定居下来。其中有些人住在巴黎、科隆或科尔贝瓦，另一些人原住在蒙塔日，再有一些人住在克勒索，总人数有一百多，1921年9月21日他们都在里昂集会，因此犯下了所谓有计划的“罪行”。 法国警察应里昂高等学院的请求，从1921年9月22日起，把他们从“非法”居住的地方驱逐出去，并把人们寄押在该城的一个古老营房里，三个星期内不得离开。1921年10月13日，他们被带到了马赛，并于10月14日法国政府粗暴地把他们押上一艘条件十分恶劣的船支。 他们回国的航程持续了十四天，而且是在物质条件糟糕透顶的情况下结束这次航程的。1921年11月底，终于抵达上海，这时他们虽都是抱病之躯，但仍耐不住心头怒火，一经登岸，便向报界投书，慷慨陈词，这就是铁证。 大体上说来，我们在德国的同志的年龄都比在法国的更大一些。他们分别依靠自己的办法来到德国的，学费也要自己负担。他们用不着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从物质生活上来说，如果马克贬值的速率越快，使他们享受到更大的兑换好处，他们在生活上的安排也就更舒服，1922年到1923年初，他们在柏林的费用每月仅需八元到十元，生活就很得体了。然而，我们德国同志形成的小组，阵营就不那么整齐了。人们可以看得清，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张崧年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刘清扬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前校友，五四运动的头面人物，也是张崧年的妻子。高语罕是芜湖中学的前校长，陈独秀的老朋友。朱德是从以前的小军阀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他同妻子何志华一起来到柏林。夏秀峰是我以前在宝庆五区中学的老同学。熊雄，以前是职业军宫，后来团聚在我们思想周围。熊锐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德语专家。李季，哲学家兼军人……不久后，又来了周恩来，他先在法国逗留两年后才定居柏林。 1922年年终，陈延年顺从他父亲在几个星期前发出的召唤，来到莫斯科，陪同他一起来的同志，从比利时来的2个，从法国来的6个，他们是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萧子璋（萧三）、李何林，当然也还有他的弟弟陈乔年。他们这一行人，是今后两、三年中从西欧来到莫斯科的第一批中国青年共产党人。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大家假吕克斯（即豪华旅馆）组织了一次小小晚会，来庆祝这件喜事，陈独秀以及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来到了旅馆。这次小小晚会，把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团聚在一起，大约有二十多人。晚会的气氛既是欢乐，又是激动。陈独秀主持了晚会，发表他自称是庄严隆重的演说，但演说并不遂人意，他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的父亲讲话。然而全场却一致鼓掌，总的说来，是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此时，大家心里充满着的是同一希望，这希望也就是他曾经带给我们的。他，陈独秀几天以后即1923年1月初，又启程重返中国了。 注： ①据刘仁静回忆，王荷波名叫王俊。 ②本文为骆星幸译，法国程映湘、卡达尔记录整理《彭述之回忆录》之节录，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9年1月第15期和9月第17期。 ③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第341页： 但是，据郑超麟回忆，情况不是这样的：在赵世炎同意赴苏后，只是“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经过比利时、德国，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陈独秀早在1月初已经回国。 两人说法不同，郑说比较真实。因为他的回忆以20世纪40年代写的《回忆录》为基础。而彭的说法写于80年代。不知道彭说的陈独秀与两个参加共产党后的儿子首次“欢聚”的故事，来自何处。 关于陈氏父子是否有这次欢聚，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无足轻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的是，陈独秀决定利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后来新建的中山大学，自觉地有计划地为中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即中共第一代领导骨干。这批中共骨干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艰苦奋斗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和陈独秀一起出色地领导了中国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数都牺牲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过多大的错误，但毕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时，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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