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及其回憶錄

         我有幸結識兩位世紀老人，一位是董竹君（一九零零──一九九七），另一位鄭超麟（一九零一──一九九八）。

　　大約是在一九四二年，我買到一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俄國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所著《諸神復活──雷翁那圖．達．芬奇》，譯者綺紋即鄭超麟。當時對綺紋其人一無了解，到後來才知道。

　　一九八八年前後在三聯書店任職時，出版了一批外國文學傳記，《諸神復活》是其中的一本，但無法與譯者取得聯系。

　　還是樓適夷先生和我談起鄭超麟，他曽經被國民黨逮捕，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和鄭超麟關在一起，當時他和鄭超麟是不同政見者，一是共產黨員，一是托派。監獄「教誨所」長沈炳銓為了照顧關在牢里的一批「文化人」，讓他們翻譯德文《軍事法典》，名為翻譯，實際是跟老師學習，老師就是鄭超麟。譯稿拿出去出版，得到稿費。鄭超麟譯得多譯得快，拿的稿費也多，買了不少食品，藥物和營養品。他自己所需不多，常常大部份送給難友，不管這些難友是和他同政見或不同政見的。

　　鄭超麟因反對國民黨坐了七年監牢。解放以後，又因托派問題被捕坐了二十八年監牢，一九七九年恢復自由，被聘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從適夷先生那裡知道鄭超麟先生傳奇的一生，非常想一見這位畢生為共產主義信念奮鬥的老人，一九九六年出差到上海，得便拜訪了他。

　　鄭超麟住在一所簡陋的居民樓裡。第一次見面，就給了我十分親切的印象。我在他面前是個後生小子，鄭老卻一點也沒有架子。

　　鄭老說：我和你是同行。原來早在二十年代鄭先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負責編輯中央機關報《向導》、《布爾什維克》，黨的出版機構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訪他時，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負責人。

從那以後，我們之間通過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動鄭老撰寫回憶錄，因為他是早期黨史的見證人，已經很難找出第二個人。鄭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一九二二年參加建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一張一九二三年拍攝的「少年共產黨」改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大會留影中，有周恩來、王若飛、陳喬年、鄭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現代史料編刊社」名義出版《鄭超麟回憶錄》，只印了一千冊，內部發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鄭老前前後後寫的回憶錄，以及《論陳獨秀》、《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加上詩詞《玉尹殘集》、詩詞近作滙編三卷《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數十萬言交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為編此書，全稿我閱讀了三遍：第一遍為初讀，第二遍為編選，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樣。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圖在鄭老百歲大壽前出版。出版社全力以赴，將第一冊書趕送到上海，飛機中午到達，鄭老卻已在當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結晶送達上海僅差數個時辰。令人欣慰的是，鄭老生前為文選寫了一篇自序，也可說是遺言。

最近，東方出版社作為「現代稀見史料書系」之一，重印此書。我願借此機會鄭重向讀者推薦這部有關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參考讀物。

還需要提到的是，當年我遍這部書，香港出版這部書，曽得到羅孚先生的資助，他為此賣了一幅藏畫。為此鄭老特在香港版的自序中感謝羅孚先生。香港版還附錄羅孚的《鄭超麟老人最後一封信》一文，記述與鄭老之交往。遺憾的是，東方出版社重印本未經我的同意將自序和羅孚的文章全部刪去了。我希望羅孚的這篇文章一同刊出，也算是書林史話吧。

附錄

鄭超麟老人最後一封信

羅　孚

一

羅孚先生：

　　昨日意外地收到您的信，喜出望外。

　　我們雖未見面，但心交已久。不記得哪一年，香港雜誌（《中報月刊》或《明報月刊》）在拙作《玉尹殘集》尚未出版的以前，便以「程雪野」筆名，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我頗惊異，因為非熟人不能寫這篇文章，但其中某些事實有出入又不像熟人所寫。我和朋友猜想了多時不得解決。直至認識了范用先生之後才知道是您寫的，而且由此知道了您這個人，還看了大作《北京十年》，又知道您也是樓適夷的朋友，於是一切疑問都可解決了。由此，我又認識到在「市場經濟」之下並非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羅孚和范用此次共同無私的幫助就是證據。

在此證據之前，一切表示感謝的語言都顯得是多餘的。

但我們二人只能「心交」，今生無能會面了。我不是簡單的「違和」，而是醫院作出確診「大限已到」。所以，您隨時可收到我的訃告。

我的腦子還是清楚的，但寫得不清楚，您第一次看我的信，一定看不懂我的字，因此我請人抄一份同時寄給您。

順便寄給您近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此文也將收入《晚年文選》。

敬禮！

鄭超麟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

二

　　這是鄭超麟老人給我的第一封信，也是他一生中最後寫的一封信。寫了這封信的第十四天，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的黎明以前，他就離開了人世。

　　我們希望他活得更長一些，長命百歲，可惜只差不到兩年，他就走了。我們希望他多活幾天，哪怕多活一天半天也好，只要多活半天，他的這部晚年文選的第一本書，就可以從香港趕到上海，送到他的手上，可以讓他像撫模小孩子的頭頂一樣，摩挲一番，撫摸他這晚年所得的孩子。我們遲了，「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只差了三四個時辰，中午才到，並沒有趕上黎明。

　　但是，我知道當我在地球上的另一面讀到這封信時，鄭老還是在人間，甚至還是清醒的。我可以想像他習慣性的動作，除下眼鏡，把鼻尖和睫毛都湊到紙上，艱難地揮動他手中的筆，用他的心指揮他的手，以意為之地一筆一畫給我寫他看不見，我看不懂的信。

　　不過，有人是看得懂的，他要家人後輩抄了一份，和他的信一起寄了給我。

他說，他意外地收到我給他的信。給他的信在我也是一個意外。幾個月前，偶然看到香港《大公報》上朋友范用的一篇文章，說他手上有一部幾十萬字的稿子，是一位「九十七歲的老人，一個早期黨的歷史的見證人的，出版無期，在他的手里仿佛揘著一塊紅炭。」我心一動莫非是鄭超麟老人的著作，一問，果然不錯。

我和鄭老雖然素昧平生，卻又冒昧地和他有個一點文字因緣。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幽居時，曽經在范用那里看到鄭老的《玉尹殘集》，當時還是待印本，後來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覺得這些舊體詩詞很有新意，而且又是出於這樣一位「威武不能屈」的老人之手的，就禁不住把它寫進《燕山詩話》里，送到《明報月刊》發表了。有些地方寫得不准確，這就是鄭老所說的「有出入」。

這是八九年春天的事，《玉尹殘集》秋天才出版，書出後，鄭老送了我一本，題上「某某同志惠存」，其實我不是托派。後來見他在文章中也稱老作家樓適夷為「同志」，樓適夷也不是托派。他弟弟樓子春才是托派。

回頭得說到范用了，從他那里證實鄭老有大著在他手上，我們就商量要使它及時出版問世，為鄭老祝賀他的百歲大壽。在這個過程中的後期，鄭老突然進了醫院，而且像他說的（實際是醫生說的），「大限已到」，我們於是快馬加鞭，從九月提前到八月，從八月底提前到八月初，甚至提前到八月一日，而天地圖書公司更跨前一步，在七月的最後一天把書趕出來了，無奈就只差這樣的不到半天！

在最後的日子里，我才忽然動念，給這位沒見過面的老人報一個信，讓他清楚知道，書快要出了！無奈──

不過，這書總算趕上了能陪他大去，為他壯了行色！

他信中一再說「心交」。這只能說對了一半，他那一半，至於我只是心儀、心折、心香。他是我所尊敬的老戰士、老英雄，毫無愧色名副其實的二十世紀的世紀老人！他沒有白活他的這一世紀。

附記：信末所說他的文章，指《六十年前的一場世界性爭論──〈從蘇聯歸來〉（附〈答客難〉）新序》。這兩書都是紀德的作品，當年蒙冤，今已平反。

一九九八年八月於加州硅谷

原載《文滙讀書週報》，2004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