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艰难气若虹——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正式揭开了全面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幕。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奔走呼吁，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国民党当局决定释放关押了将近5年的陈独秀。    

陈独秀拒绝了来自各方面的笼络和诱惑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刚刚迈出老虎桥监狱的大门，国民党当局派丁默村乘小轿车在门口等候，要接他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当局又派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等要员向他许以劳动部长职位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并承诺拨10万元经费，在参议院许以五个席位；胡适、周佛海劝他参加国防参议会；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要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等等。不管是当局高官厚禄的拉拢收买，还是出国写书的名利诱惑均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拒绝了托派请他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张国焘要求陈独秀出面组建一个工农党、谭平山要求陈独秀组建第三党等要求。对延安方面要他作书面检讨可以去延安一事，陈独秀也以“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和“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予以回绝。

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贫病交加的窘迫生活

走出监狱，摆在他面前的这么多条路，都被生性倔强的陈独秀一一拒绝,他将向何处去呢？他茫然四顾，实在没有理想的地方可去，只好辗转颠簸，经武汉、重庆，历尽波折，饱尝屈辱，最后于1938年8月漂泊到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起初居无定所，先后住过郭家公馆、延年医院、施家院子、聚奎书院、溜马岗邓家院子、康庄等处。数月之后，江津中学教员杨庆余邀请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又举家从江津城搬迁到20余里外的小山村鹤山坪一个偏僻的石墙院落脚。陈独秀慨叹:“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而已。”

在流落江津期间，陈独秀仍是铁骨铮铮，不改初志。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人物，不能没有报纸。但是，他拒绝接受当局赠阅的《中央日报》，却托人设法订了一份中共办的《新华日报》。

在避难到江津的文化人中，不少都是陈独秀当年在北京、上海时的下级或学生，有的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他们大多对陈独秀非常尊重。这些人每逢春节、元宵、端午、重阳等节日就会相约从江津县城、白沙、德感等地，到偏远的石墙院看望陈独秀。他们在一起议论时局、探讨学问、饮酒品茗，給孤寂苦闷的陈独秀身心增添几丝慰藉。

由于性格和磨难经历等因素，陈独秀喜欢豪饮，但出狱三年后，62岁的陈独秀即疾病缠身，每况愈下，身体大不如前。每次饮酒后就会咳嗽不止。平时与他经常在一起诗酒畅叙无话不谈的朋友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就渐渐少与他相聚饮酒了。

1940年农历5月初5，从沦陷区流寓到江津白沙镇任聚奎中学校长的周光午，德感镇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等人相约，到白沙镇长江边观看龙舟赛，下午为爱国诗人屈原的祭日设酒聚饮。几个人考虑陈独秀的身体状况不佳，就没有邀请他参加。他们把酒畅谈，对酒当歌，狂饮江津烧酒“老白干”，结果五人全都酩酊大醉，深夜才归。

晚上，陈独秀家焦姓帮工从白沙归来后将周光午、何之瑜等人相聚白沙镇为屈原祭日相聚狂饮大醉而还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闻知此事，认为这些朋友怎么不邀我去一醉方休呢？他不知道这是朋友们为他的身体健康考虑，错认为朋友对他的冷落，因而心中不悦，遂写下一首《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的诗：“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抒发心中的感慨。

几天后，周光午、魏建功等人读到陈独秀的这首诗，才知道陈老先生生气了。他们完全理解陈独秀当下孤寂、苦闷的心情，于是又专程带着两壶江津烧酒“老白干”和鸡、鸭等礼物，来到鹤山坪石墙院登门看望。性情中人陈独秀弥漫在心中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

由于日本侵略，社会动乱，交通阻塞，致使物价飞涨，如1940年秋，当时大米涨到30余元1斗。在江津鹤山坪贫病交加、寄人篱下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紧迫。加上油盐菜柴，生活费每月需要200元；冬天，怕冷的陈独秀迁到江津城过冬，大米涨到70元1斗。随着物价飞涨，每月花销需要600元。有一次老朋友朱蕴山去看他，见他胃病，疼得在床上打滚，说“当时他可怜得很，没有东西吃。”1942年5月，包惠僧去看他，“陈已弥留不省人事，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一堆陈独秀和家人耕种生产的土豆。”（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次出版）。1939年冬天，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柏文蔚到重庆开会，会后到江津看望陈独秀，见他穷困潦倒，冬天御寒的棉衣也很单薄，于是当场便把身上穿的那件灰鼠皮袍脱下来赠送給早年辛亥革命时就是老朋友的陈独秀。后因生活拮据，潘兰珍托吴国兴进城，把柏文蔚将军送陈独秀的这件皮袍子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当时陈独秀生活的困顿由此可见一斑。

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生活来源

陈独秀在江津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主要靠北京大学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接济。其来源：一是陈独秀曾经供职过的北京大学有情有义，每月寄付给他300元，交由北大同学会经办。有一次没有收到北大的钱后，陈独秀十分焦急，便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询问：二是重庆好友薛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给他寄来160元；三是文章稿费。陈独秀出狱后，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获得一些稿费；四是演讲课酬。出狱后，陈独秀在武汉大学、重庆、江津一些单位，作抗日演讲，获得一点报酬；五是老友新交的资助，其中不乏一些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士。

1939年7月，按照张国焘的建议，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前往江津探望陈独秀，并有意提及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案，其用意旨在激起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愤慨。但陈独秀并未发表任何攻击性言论，反倒希望蒋介石团结众人，共同抗日，这让张国焘等人大失所望。

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研究室负责人倪禧凤说：“其实，陈独秀先生在江津的生活不必这么苦，有很多次能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但他坚守自己的名节，宁愿清贫也不变节，实属难得。”

陈独秀对来自各方面资助的拒绝和接受

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陈独秀不是来者不拒，而是严加区别。对国民党当局政要的资助，陈独秀都是坚决拒绝，如国民党高官朱家骅受国民党政府授意，托人给陈独秀送去5000 元，名为资助，实为笼络，被陈独秀断然拒绝；对中共叛徒的寄款、转款，更是严加峻拒，如早年参加中共并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当上国民党特务的任卓宣（叶青）給他寄200元，陈独秀看到寄款人的名字即要邮差按原址退回；有一次何之瑜问他：“听说张国焘给你寄来5000元，也让你給退回了？国焘不管怎么说曾经是你的学生和老部下，你这样一概拒绝，似乎也太不近人情了！”陈独秀用蔑视的口吻说：“张国焘是什么东西，一个叛徒而已，我陈独秀没有这样的学生。古人尚知不吃嗟来之食。我现在虽然一无所有，但这把硬骨头还是有的。我宁愿穷死、饿死，这种人的钱不能收！”（陈璞平著：《陈独秀之死》，青岛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349页）

但是，对章士钊、蔡元培、傅斯年、胡适、赵元任、罗家伦等至交好友不定期的无私援助，陈独秀就觉得却之不恭了。胡适与赵元任曾各赠陈独秀1000元。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对陈独秀非常崇敬、后当上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以学生、门生的身份对陈独秀资助最多，杨鹏升深知陈“无功不受禄”的品格，有时以朋友转交的匿名方式给予资助。陈独秀在重庆治病期间，杨鹏升对他更加关心，帮助他解决医药费。甚至连陈独秀用的信纸信封，也是由杨鹏升包制包赠，并且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杨鹏升对陈独秀的关心和照顾真是体贴入微、无微不至。陈独秀感念在心，于1942年4月5日写給杨鹏升最后一封信中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表示感谢，称“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当杨鹏升收到最后一封信时，陈已辞世，他在信封背面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陈独秀比杨鹏升年长21岁，成为忘年之交。1939-1942年期间，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信有44封。但他每封信都尊称杨鹏升为“兄”或“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手启"，在留存下来的40封信中，记载着这对莫逆之交深厚的情谊。

还有一位自称“晋先生”的陌生人，陈独秀从没与他见过面，根本不认识，但这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独秀2200元，他在辞世前一月余写给杨鹏升的信中称：“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像这样古道热肠者并非“晋先生”一人，如1941年10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曾说：“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武汉沦陷后，杨鹏升因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寓居成都，修建了“劲草园”，醉心于书画、雕刻和金石文化研究。陈独秀蛰居江津石墙院，杨鹏升寓居成都劲草园，这对忘年、莫逆之交，一直通过书来信往，交心知心，倾吐衷肠。

在江津鹤山坪，陈独秀不仅要忍受贫困和疾病的煎熬，而且还要经受反动当局特务的盯梢、骚扰和盘查，幸亏有杨鹏升这位“少将”多方关照和周旋，陈独秀才没有遭遇太多太大的麻烦。

1941年秋，他写了一首《对月忆金陵旧游》诗云：“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表达了他清苦、贫病、孤寂、沉郁和无奈的心情。

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的栽赃诬陷

生活的窘迫已使年老多病的陈独秀非常烦恼了，但更使陈独秀困扰、愤懑和伤心的是，早在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当他们听说刚刚获释的陈独秀正试图与中共中央联系合作抗日的消息后，立即加以阻挠。王明于12月4日便迫不及待地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第24期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文中称：“日寇的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者、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居然把陈独秀称之为“奸细”、“匪徒”。12月9—14日，王明又以“钦差大臣”自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强调“在国际上我们可以与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中共五十年》第１９１页）

惯于整人的“诬陷狂”康生迎合王明的旨意，于193８年1月13日和18日《解放》第29期和第30期连续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诬称“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云云，将“日本汉奸”的屎盆子硬扣在陈独秀的头上。

1938年5月，一本《托派在中国》的小册子中，收入宣传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文稿10篇，其中有陈伯达写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一文。陈伯达在文中诬陷陈独秀“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务的”。 对于王明、康生等人的诬陷，陈独秀在给何之瑜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

从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走出国民党监狱，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小山村鹤山坪凄然病逝，在近5年的时间中，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的诬陷栽赃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1942年5月8日，在陈独秀生命垂危、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解放日报》又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此文将陈独秀的一些言论和文章污蔑为“汉奸理论”，批判“陈独秀的汉奸本质”。此时的陈独秀已没有精力与这些蛮不讲理的家伙辩论和抗争了。李心清文章发表之后第19天的5月27日，陈独秀就凄然逝世了，这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成了陈独秀离开人世的催命符！。

陈独秀的病逝及安葬

   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说玉米缨能治心脏病，喝蚕豆花可以治高血压。但喝了一杯蚕豆花泡的水后感到腹胀不适。原来是蚕豆花被雨浸后生霉喝下中毒所致。三天后，包惠僧从重庆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忙到石桥镇买了一点猪肉，中午吃土豆烧肉。陈独秀因为高兴，多吃了一点，晚上即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全吐掉了。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并开始发烧。潘兰珍看后吓得哭了起来。第二天，邓仲纯、陈松年、何之瑜三人急忙赶到鹤山坪。陈独秀仍处于昏迷状态，邓仲纯忙给他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稍好。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给他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苏醒过来。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药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大的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之瑜连忙点头。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王星拱）等人商量处理。”何之瑜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对人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难言。过了一会，陈独秀对儿子陈松年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第二天，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她的朋友杨子烈（张国焘的妻子）两人赶到鹤山坪。夏松云拿出300元对陈独秀说：“惠僧回家说先生病了，段锡朋和几个北大同学凑了三百元钱。”陈独秀无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又昏睡了过去。   

194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三，星期三，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陈松年说：“爸爸从上午9时起就昏迷不醒了。”邓仲纯轻声说：“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晚上，潘兰珍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独秀的眼皮，似乎有感觉，还流了泪。晚上9点40分，当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连续担任中共中央五届总书记、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陈独秀就这样在偏僻冷落的小山村——江津县鹤山坪石墙院凄然地撒手人寰！

陈独秀逝世后，当时有多家报纸报道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5月29日，《江津日报》首先在第一版刊发了《一代人杰溘然长逝》的报道；5月31日上海《申报》对陈独秀的去世作了报道，高度评价“陈氏为中国共产党之创办人及一著名学者，……为文学革命先驱之一”；6月4日，重庆的《大公报》发表了《悼陈独秀》的短评，还发表了高语罕的《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时事新报》和《新民报》也都发表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

陈独秀一生奔波，历尽艰辛，客死异地。由于是外地人，陈独秀在江津没有墓地，也没有钱购买棺木。幸得生前好友、江津名绅邓蟾秋及邓燮康叔侄伸出援手，全力赞助。

邓家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有几间房子，陈独秀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曾来这里住过几天，也曾陪朋友来这里游览过。他面对滔滔的江水，环顾漫山遍野的橘林，赞叹说：“得此佳景，平生足矣！”邓氏叔侄不仅将陈独秀生前称赞过的这片园地赠作陈独秀的墓地，而且几乎包揽了安葬陈独秀的棺木和送老的寿衣等善后事宜。棺材是邓蟾秋老人为自己百年之后去世用的上好楠木棺材。由于有古道热肠的邓家鼎力相助，客死异地的外乡人陈独秀才得以在江津大西门外背靠鼎山、面对大江的康庄入土为安。

陈独秀安葬的费用，据照料陈独秀生活和操办陈独秀丧事的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记载：“经费之开支，自从先生病逝以来，至本年元旦日止，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赠药费赙（殡）仪等费共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支出药医衣棺安葬等费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另一分，收支两比，尚超支五千元，拟由北大同学会拨付。所有授收各方赠款，已由夫人潘兰珍女士另行致谢外，支出之详细账目经公子松年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共同审核，以后并无其他用途，凡各方赐赠，概行谢绝。”

至于各界人士在陈独秀病逝之前的资助和陈独秀病逝之后赠送的赙金数目，何之瑜亦有记载：

病逝前的资助：“蒋先生5000元，朱骝先5000元，段书贻2000元，王抚五2000元，许静仁10000元，余骥500元”；病逝后的赙金：“蒋先生5000元，陈立夫2000元，许静仁2000元，胡小石100元，金鸣宇100元，欧阳竟无50元”。总收入法币33750元。”（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江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7月第1次出版，第178—179页）。

这里说的“蒋先生”即是蒋介石。有些文章说蒋介石资助在江津的陈独秀10000元，这固然不错，但蒋介石給陈独秀的资助不是一次付予10000元的，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在陈独秀病逝前赠送5000元，用于治病；第二次是在陈独秀病逝后赠送5000元，是葬礼赙金，合计10000元。

必须说明的是，第一次的5000元，由于陈独秀坚决拒绝收受蒋介石的资助，身边亲友未敢与陈独秀讲。第二次的5000元是赠送的葬礼赙金，陈独秀已经去世，什么都不知道了，当然也无法拒绝了。

1942年6月1日，人们为陈独秀出殡下葬。上午在江津九中礼堂举行陈独秀追悼会，会场虽然没有挽幛、鲜花等等，但参加追悼会的除陈独秀的亲朋好友外，还有中央官员段锡朋、江津县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三四十人参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边挂着“伊人去兮事迹犹存，人生功过自有评述”、“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等对联，高度概括了陈独秀的一生。葬礼非常简朴，肃穆，在偏僻的江津乡下也算是颇为隆重的了。

追悼会后，周围乡邻有一两百人也赶来为陈独秀送行。棺木被抬上在江中等候的一艘木船中，从水路直抵康庄。人们按照当地风俗把装着陈独秀遗体的楠木棺材缓缓地放进挖好的墓穴，众人一起垒土筑成一座坟墓。后在墓前树起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由同乡好友台静农手书的“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一代人杰陈独秀就这样入土为安了。

陈独秀逝世后，不少人撰写了悼念陈独秀的挽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高语罕的挽联是：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曾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陈铭枢的挽联是：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1947年2月，遵循陈独秀生前遗愿，三子陈松年把陈独秀的灵柩运回安庆老家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

由于江津陈独秀的墓碑不便运输，因此陈松年又重新为父亲立了一块碑。为平安起见，很小的墓碑上没敢用陈独秀的名字，而是用当年陈独秀科举考试的名字，刻的是“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个字。幸亏这样，陈独秀的墓躲过了“文革”一劫。陈独秀的后人多年都没敢去墓前祭扫。“文革”后，陈松年带着子女去扫墓。但墓地已为荒草覆盖，墓碑也无影无踪了。经过多方寻访，找到当年抬灵柩的一位老农，这才确认墓址。

1979年10月，陈松年征得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新立的墓碑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经一些学术界人士的考证，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大多被否定。安徽省人民政府于1998年5月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中央领导对陈独秀父子故居和墓地的问题作了批示，11月中央还派督察员到安庆就批示办理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察。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决定斥资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建立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现在，陈独秀墓用汉白玉包盖为半球形，四周有雕石栏杆，墓前有宽阔的石阶和通道，两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十分醒目，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修缮陈独秀墓园引起当地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款捐物，现已开辟为庄严肃穆的独秀园，已将陈独秀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事迹纳入其中，对外开放。据江津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办公室负责人张梦丹介绍，今年以来，尤其是《觉醒年代》开播之后，每天前来参访的游客基本都能达到3000人左右，不少单位都在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也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综观陈独秀的一生，他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出生入死，五次坐牢。晚年流落江津小山村鹤山坪，尽管病老缠身，缺医少药，生活窘迫，举步维艰，但他一直秉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始终保持人格，卓尔不群，铁骨铮铮，不改其志，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他在南京狱中为看望他的刘海粟书写的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成为他非凡一生的真实写照。（作者：彭劲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