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继续前清以来的军阀官僚政府（即袁世凯亦称北京是一大臭虫窟）。这种历史的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统辖的各省虽然挂着一块民国招牌，实际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习惯，仍然是光宣时代的故物，一切民国成立的基本条件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仍然丝毫没有，连双十国庆的集会游行都被禁止，这是什么民国？这还有什么双十纪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广州政府究竟是怎样呢？我们批评广州政府，应该把他分为两个时期：在讨伐杨、刘以前为一时期，讨伐杨、刘以后为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广州政府建设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实在不成个民国的形象；然而政府领袖们确是有革命意志的，他们眼见政府不能实行党义确是痛心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在广州政府之下是有相当自由的，所以我们自始即不能不承认广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来确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在后一时期，即讨伐杨、刘后的广州政府，乃建设在革命的民众与革命的军队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了。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领袖们，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内毅然决然的废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这些秕政，毅然决然的谋军政财政之统一，更毅然决然的驱逐那些寄生于秕政阻挠军财统一的军事领袖，而毫不顾忌；对外则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计成败利钝的与香港政府作战，成了此次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利益最后力斗之孤军。如何拥护此为革命而力斗的孤军，使他不至为英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所破灭，这是今年双十纪念运动中全国革命的民众所应第一注意的事，因为双十节所纪念的是革命的势力之胜利，不是反革命的势力之胜利。 广州政府现称国民政府，我们可以承认他确能名副其实，他此时虽然未曾统一全国，而他的工作，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这班国民政府的领袖，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们这种英勇奋斗，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只有这班英勇奋斗的领袖们才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若口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还徘徊依违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那便是中山主义的叛徒；中山主义的信徒与叛徒，只有在实际的革命争斗中才能够分别出来，别的著书立说都是欺人之谈。 民国六七年，京沪间的官僚甚至于国民党党员，对于中山先生有一个很流行的批评道：“孙中山是一个有革命癖的人，无论到何时他总要革命，恐怕他的儿子孙科做了总统，他还是要革命咧。”他们以为这几句话是讥诮孙中山的，殊不知这几句话却真能将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现出来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只要赞成他革命，虽巨恶如徐树铮、梁士诒，他也肯与之周旋，若不忠于革命，虽多年共患难的同志如黄兴、陈炯明，他也不惜与之决裂，若孙科为总统而不忠于民国，他当然起来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在国内一切主义不同的革命派都钦佩中山先生，也就在这一点。现在广州政府的领袖们，只计是非不顾利害的英勇奋斗，无论成败，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称赏的。十二年四月间，余正在大元帅府和中山先生谈话时，有人匆匆来报，大元帅府会计主任，为刘镇寰索饷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蒋介石参谋长，即谓须严惩此等不法军人，宁可失败而离开广东，也不可不和他们一斗，言时声色俱厉，其实当时所谓孙大元帅蒋参谋长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终于隐忍过去。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为党建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现在和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内外恶势力是些什么呢？国内恶势力出头来破坏国民政府的，为主的自然是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叶举、魏邦平、邓本殷这班括广东地皮还没有括够的小军阀。这班小军阀的势力，曾为革命的党军所击破，为什么现在又能结合起来向国民政府进攻？一是因为许崇智妥协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祸根；二是因为他们新近得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多万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福建派张毅的军队到潮州助战也是公开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准备援助陈军向粤进攻。陈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实力帮助以外，还有国民党中反动派的声援：谢持、石青阳等勾结熊克武，密谋在广州响应陈军；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的和陈炯明、杨希闵合作，该俱乐部所挥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给杨希闵的招待费三万元，他们更打算广东外交代表团到京时，开会欢迎林森、邹鲁等代表，劝其通电联陈反蒋；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间密谋勾结广州残余的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陈炯明等小军阀、香港买办阶级及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他们攻击国民政府之共同口号就是“反共产”，和以前唐继尧勾结杨、刘在广州谋叛的口号一样；其实广州国民政府里，可以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党员，更未曾并且未打算采行一点共产政策（反动派军队所衔恨的国民政府政策，如军政财政统一及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赌博等，难道都是共产政策吗？)。他们所谓共产，便是指革命，“反共产便是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罪状，真是不打自供了。国民党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头上自称是中山主义的信徒，实际上对于真能为中山主义在广州奋斗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诽，并且公然致函蒋介石阻其急进，又请张静江函劝蒋介石离开广东；他们这种举动，实际上也算帮了陈炯明的忙，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不赞成陈炯明与反动派。 国外的恶势力，不用说主要的就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抑制中国民族运动与抑制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以期长久保持他们的在华特权，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国的香港政府对于广东的政策。广东迫近香港，恰好近几年来广东的政权又落在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人手中，真所谓“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断的利用陈炯明，利用商团，利用杨、刘，阴谋破坏广州政府。可是他的阴谋都着着失败了，尤其是杨、刘失败后，英人失了一切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工具，同时香港沙面大罢工的工人得以广州为根据地，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得以坚持，使香港英人眼见每天损失四百万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军压迫罢工的方法，英人正在无可如何，适逢粤军中的反动派领袖，反抗国民政府废除苛税杂捐，禁止拉夫开赌，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机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国民政府有肃清内奸的决心，不姑息的逮捕诸反动领袖，解散诸反动军队，是时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广东，美其名曰为中国谋统一，究因国际形势不容英人能够这样横行，其计又不得逞，于是决心再以实力援助陈炯明、魏邦平，邓本殷等，以成现在东南两路夹攻广州国民政府的局面；全国的反动派——北洋军阀，香港大商买办阶级，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军阀，国民党的反动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一齐拿着“反共产”、“反苏俄”的旗帜，向广州国民政府进攻，为英国帝国主义效劳！据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电说：“港督今日在立法议会提出预算时演说，谓渠信广东有智识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营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约本年底来年初可望恢复秩序。……今在本地募债，未必成功，而此时请助于伦敦市场，据所接英国消息观之，亦属不利，盖投资者以为香港状况不佳，非有极优之条件，必多迟疑也。故非俟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已遭失败，不宜募债云云。”在这小小一段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他所谓过激派（英人眼中的过激派，一切爱国运动者都包含在内，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蒋介石等，更不用说了）破坏香港之企图，所加于香港英人经济的打击，实在万分明显，所以他不得不运用阴谋，利用中国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推倒广东革命的势力；（二）他明白供认他曾经教唆广东有智识之人（当然是陈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军；（三）他已经很有把握的计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势力，在本年底来年初可以占领广州；（四）香港的经济状况，已无法得到伦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产反苏俄的广东有智识之人占领广州，使过激党破坏香港之企图遭了失败，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广东之成败，关系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之利害，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样在内外之恶势力四面八方的进攻之下，广州国民政府也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失败的不只是广州国民政府，实在是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命脉。成功的是谁？不用说是陈炯明及国民党的反动派，尤其是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这就是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在今年双十纪念中所以不应忽视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这件大事看做广东的局部问题！ 又有人以为广州国民政府联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运动的意义。像这种错误的观念，实是中国民族运动一大危机。第一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民族运动，其意义是要求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压迫与经济的剥削，决不是一民族的闭关主义，并且在这一民族运动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此时世界上各民族能够以实力援中国民族运动的，还只有苏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鲜、若加哇等被压迫的民族及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们应该明白：在理论上，援助被压迫的民族，是苏俄立国之信条，他若不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便是言行不符；事实上，苏俄也刚从西欧经济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现时也还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四面进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德国、土耳其等）结成联合战线，抵抗帝国主义之进攻，他援助中国，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应避讳苏俄的援助，并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还应该更进一步和苏俄缔结同盟，共同防御帝国主义之进攻。第四我们应该明白：在实际事例上，苏俄实行其立国信条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援助了波斯的民族运动，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运动，都是无条件的同情援助，他对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过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发生；即对于中国的中俄协定，苏俄自动的放弃了那帝国主义者经过五卅大流血还不肯放弃的许多权利，他所得的是什么？苏俄实是援助了广州国民政府，而都是无条件的，也丝毫没有什么压迫或剥削的事实发生过，若说聘用苏俄军官改造海陆军便是授权于外人，那便是把苏俄看做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不能够接受他军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欧洲帝国主义者造出来离间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和苏俄联结的方法，现在中国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学舌，真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帝国主义者好比是些强盗，苏俄好比是和我们守望相助的邻人，若把邻人也看做强盗，拒绝他们的援助，这正是强盗们暗中称快的事。像陈炯明等及国民党的反动派，更是要竖起大旗来帮强盗攻打邻人，所以他们竟会把“联俄”算做广州国民政府的一桩罪状。 1925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三三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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