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悲剧命运的个性因素

在中国近代史中，陈独秀集大功大过、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毁大誉于一身，是一位非常复杂、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到上海后，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11月7日,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张申府等人在法国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施存统等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并连续担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对陈独秀曾给予极高的评价：1917年9月，毛泽东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足见当时的毛泽东对陈独秀是何等的钦佩、拥戴和推崇!后来，毛泽东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又说：“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从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他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总书记），仅一年多时间，其能力不可谓不强。陈独秀受到李大钊、毛泽东等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其威望不可谓不高。然而，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贬黜，不久又被开除了党籍。晚年，陷入困顿的陈独秀流落到江津鹤山坪，因贫病交加客死异乡，死后仍长期背着黑锅，蒙冤负屈。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悲剧人物 。

陈独秀的悲剧命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推卸责任、诿过于他；继任者唯命是从不敢为他仗义执言；王明、康生之流唯莫斯科的马首是瞻，对陈独秀落井下石，横加诬陷，等等。当然，毋庸讳言，陈独秀本人在履职中犯的错误和他独特的个性缺点，也是造成了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仅就陈独秀悲剧命运的个性因素谈点个人浅见。

“不羁之才”，有棱有角

陈独秀小时候每因不听话而挨祖父的板子时，他不跑，也不反驳，但满脸不服气的神态表明他生性的倔强，以致祖父感叹“家门不幸”，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是蛇就成龙”。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比喻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之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话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

胡适称陈独秀为“不羁之才”。所谓“不羁之才”，词典的解释是“意为非凡的、不可拘束的才能。”语出《汉书·司马迁传》：“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陈独秀确实是个“不羁之才”，不好驾驭，而且他身上有棱有角，有棱角就不好与人相处，特别是当棱角触及上峰时，不仅会导致他的孤立。而且会铸成人生的悲剧。

性情刚烈，暴躁易怒

有一句名言说：冲动是魔鬼，发怒是祸水，这是人生的经验之谈。怒是丧失理智的表现，许多事情往往因情绪失控、暴躁发怒而失败。

所以，古今中外有所作为的领导者都把控制情绪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一项。林则徐是性情刚烈之人，他知道发怒有百害而无一利，最为坏事，于是他在自己的书房中挂一块“制怒”的牌子。作为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动怒，不要发火，严格管控情绪，遇事冷静处理，才能少犯错误。

陈独秀当然知道这些道理，但由于性格使然，遇到事情总是控制不住情绪，压不住火。不少与陈独秀有过交往的人对他都有过评价。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李达的前夫人王会悟晚年回忆说：“陈独秀人很好，就是脾气很坏”。毋庸讳言，陈独秀不是完人，他身上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和明显。他脾气暴躁，个性倔强，我行我素，细行不检。喜怒皆形于色，毁誉全然不计。对你不满意，当面批评；事过如同往常，从不记仇。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凡事直言不讳。他常常事后反思，当发现自己说的话、做的事不对时，敢于承认错误，错了即改，甚至多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作自我批评，这是不多见的。陈独秀个性倔强，认死理，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那么，他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都是事实，他本人也都承认。

对于陈独秀的坏脾气，李达说得较多且重。如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看望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产生分歧。李达后来回忆说：“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象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我当时即已萌发了脱党的决心。”（王炯华：《李达评传》第127页，引自《李达自传》1949）

陈独秀性情暴躁，脾气不好是事实，但他对于思想上的分歧并非如此粗暴，况且对方的“理由还未说完”，至于“大发牛性，拍桌 子，打茶碗”吗？有什么必要“破口大骂”乃至“要动武”呢？陈独秀是这样粗野蛮横的人吗？须知，陈独秀是文化名人，“思想界的明星”，不仅当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且主编过《新青年》等报刊，能诗善文，著作等身，怎么能蔑称其为“草寇”呢？

李达还说陈独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争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
　　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时检查自己“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和原因时，第一条就是“不满意陈独秀的卤莽灭裂（暴烈）的草寇式的作风”。文革期间，李达被批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当造反派批判他是“叛徒”时，他竟然说：“我是叛徒，是叛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当时陈独秀是受批判的对象。李达贬损陈独秀是“草寇”、“恶霸”显然是夸大的不实之词。

其实，当年李达与陈独秀的关系非常融洽。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见到“心仪已久的陈独秀”时，谈话“非常投机，在组织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而且，1921年4月，李达与浙江桐庐女子王会悟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只在陈独秀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向继东、王炯华：《李达与毛泽东和陈独秀》）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与李达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什么分歧。他后来对陈独秀夸大其词、大加贬损必然是另有背景和原因的。至于把自己的脱党也归咎于陈独秀的脾气不好，就更没有道理了。

言辞尖刻，处事偏激

陈独秀胸无城府，心直口快，对人说话历来都是直来直往，不绕圈子，有时言辞尖刻，让人下不了台，如陈独秀早年在杭州第一次见沈尹默时自我介绍说：“我是陈仲甫，是刘三（江南名士刘季平）的同事，在杭州陆军学校教文史，昨日在刘三壁上见到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把自己写的诗书赠給名士刘季平，刘季平把它挂在自家的墙壁上，应该说，这字不会太差。然而，陈独秀初见，竟这样当面贬评，不给作者一点情面，使沈尹默非常难堪。所幸的是沈尹默虚心接受批评，对人说:“陈独秀对我直率而中肯的批评，的确使我茅塞顿开!”于是发奋努力，书艺精进，后来成为“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并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像沈尹默心胸开阔、闻过则喜的人毕竟不多。陈独秀因说话太直是得罪了不少人的。

中共成立之时，陈独秀正应陈炯明之聘请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一时无法脱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一大”闭幕后，马林要求陈独秀马上来上海履新党中央书记之职，开展党的工作，于是派包惠僧专程去广州接陈独秀来上海。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陈独秀便以到上海治病为由力辞。陈炯明只好放行，为他饯行后，陈独秀于9月10日到达上海。   

次日与马林见面会谈，两人因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统一领导之下制定和执行。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两人几次都谈不拢，陈独秀很气，竟不愿再与马林见面。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见面就弄得很不愉快！

马林的翻译张太雷看到两人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于是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丢下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及一些在沪党员召集开会，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态度，坚持表示：“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陈独秀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刚刚成立的党与共产国际隶属关系的确定是一件大事，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应当深思熟虑，谨言慎行，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怎么能第一次见面就弄翻呢？从某种意义说，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第一次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见面就严重对立，彼此都不愉快，暴露了陈独秀个性上言辞太直，处事偏激的明显缺陷。

我行我素，不怕孤立

陈独秀曾说，自己“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1935年11月。大画家刘海粟从黄山写生归来，再次到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并将自己在黄山创作的《古松图》带来给陈独秀欣赏。 陈独秀看到画面上的古松和刘海粟在图上的题记：“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亦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见古松虽然树干龟裂、但枝繁叶茂，苍劲挺秀，卓尔不群，陈独秀啧啧赞叹道：“好松！好松！”

刘海粟本意是作为赠品送陈独秀。谁知陈独秀见图后，喜形于色，当即命笔，题诗一首：

黄山孤松， 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 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头称赞，称诗“有哲理。”

陈独秀端详片刻，又提笔补写两句话：“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当时的陈独秀已经遭受多次狂风暴雨的洗礼，且正在国民党的狱中服刑。他观赏刘海粟送来的《古松图》，联想自身的坎坷经历和身陷囹圄的处境，有感而发，题写了这首诗。全诗24个字，其中就有7个“孤”字。

耐人寻味的是，刘海粟的画是《古松图》，而陈独秀的题诗却是“孤松诗”。古松图。孤松诗，一字之改，抒发了他孤囚狱中的感慨。这首诗谈孤与不孤之间的辩证关系，谈孤与不孤的各有妙境，富于哲理，含蓄隽永，它突破了画师原画与题记所表现的意境，引导人们理解孤与不孤的辨证关系，表现了诗人虽身陷囹圄，却不甘孤寂的壮阔胸怀。著名学者石中扬教授赞赏这首题诗称：“陈独秀的题词，实为他当时‘不孤而孤，孤而不孤’的处境与心境的写照，而刘海粟的《黄山孤松图》则不啻为独秀精神造像。”（石中扬《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180页）

陈独秀书法外劲内秀，大气磅礴，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激情，表明了他虽身处逆境，却傲骨依然和‘不孤而孤，孤而不孤’的倔强个性。

陈独秀口头上表白自己“不怕孤立”，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孤立。他曾在一首诗中感叹：“世无朋友更凄凉”，孤立毕竟是无奈、凄凉的。

固执己见，不计后果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经第一特区法院略事询问，即将同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独秀等解押到南京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审理。报纸报道后，国内、国际的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杨杏佛、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批示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于是，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羁押。这样，就为陈独秀能够得到从轻处理创造了条件。因为，如按军法处理，军事法院审理是不公开的，而且不得聘请律师辩护。而地方法院则宽松多了，对被告人当然是大为有利的。　　　　　　　　　
　　当时陈独秀被控为“危害民国罪”，按规定应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但高等法院设在苏州，如果将陈氏押往苏州，怕出问题，于是苏州高等法院派庭长胡善称到南京组织法庭审理陈独秀案。苏州高等法院检察处也派检察官朱隽到南京为公诉人。　　　　　　　　　　　　　　
　　审理开始，陈独秀的老朋友章士钊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入席就座。公诉人朱隽宣读起诉书，认定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出公诉。　　　　　　　　　　　　　　
　　审判长问陈为什么要推翻国民政府。陈独秀宣读他的辩护状回答：　　　　　　　　　　　　　　
　　第一，“国民党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政府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二，“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民主共和也。千年之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不啻证明日本人斥中国非现代国家之非诬。路易十四曾发出狂言‘朕即国家’，而今执此信条者实大有人在。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三，“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陈独秀义正辞严，当说到“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时，旁听席上的听众大都点头颔首，表示赞同。

审判长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　　　　　　　　　　　　　
　　陈独秀回答：“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靖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两次叛国矣！荒谬绝伦之见也。”　　　　　　　　　　　　　　　
　　陈独秀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哄堂大笑。审判长胡善称连忙站起来制止。他对陈独秀说：“你只能就你的罪行进行辩护，不得有鼓动的言词。”　　　　　　　　　　　
　　陈独秀说：“刚才我的话难道不是正对着你们的起诉书所强加给我的罪名进行辩护么？好，你不要我说话，我就不说了。”　　　　　　　　　　　
　　胡善称说：“不是不要你说话，只是要你言词检点一点。”　　　　　　　　　　　
　　陈独秀继续说：“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的损失。”　　　　　　　　　　　
　　 陈独秀说完，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说：“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问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诚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之原则也。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尚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本律师薄识寡闻，实不惑不解也。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乎？若宣传共产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曰龙头大有人在也。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予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陈独秀见章士钊的辩护词中有“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来不暇，焉用治罪乎”等语，陈独秀认为，章士钊的辩护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合，且有摇尾乞怜、卖身讨饶之嫌。于是在章士钊发言毕，立即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章士钊律师的辩护，目的旨在申明陈独秀主观上没有推翻民国政府的故意，客观上没有推翻民国政府的行为，不构成“危害民国罪”，极力为陈独秀开脱，要求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但陈独秀却不接受章士钊律师为之辩护的好意，当庭当面声明律师的辩护“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

在法庭上，律师都是千方百计搜寻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为被告人作无罪或轻罪的辩护。这正是被告人内心渴望的，哪有被告人指责律师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呢？陈独秀这样做，大出章士钊的意外，在法庭上感到非常尴尬、难堪。

其实，当时陈独秀的处境是非常险恶的。他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对他“严惩”、“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处死陈独秀是完全可能的。陈独秀对老朋友章士钊律师为自己作的无罪辩护不表态就是，如果法庭不采纳也无大碍，如果采纳，无罪释放不是更好吗！然而，陈独秀却当庭拒绝章士钊律师的无罪辩护，給帮他说话的律师难堪，下不了台。陈独秀太率性而为了，对自己何益之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审理后，高等法院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陈独秀提起上诉。最高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8年。

事后，老朋友柏文蔚曾对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的忙也帮不上。”

坚持原则，缺乏灵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的飞机轰炸南京，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的陈独秀所住监舍屋顶也被炸塌。陈独秀躲到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胡适、张伯苓和当时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原北大学生陈中凡等联名保释陈独秀。但当局要陈独秀写了“悔过书”才能释放，被陈独秀拒绝。8月21日，司法院下发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称:“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五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以示宽大。”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终于8月23日无条件释放了陈独秀。

出狱之后，陈独秀仍余怒未消，他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傲骨铮铮，“龙性”难驯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国民党监狱，他拒绝了当局的笼络和各方的建议，先住在时任中央研究院干事傅斯年家，后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北大学生陈中凡家。陈中凡见老师坐牢数年仍然大义凛然，风采不减当年，更加钦佩，于是写了一首诗：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看后，写了一首《和觏玄兄赠诗原韵》回赠：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效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从陈中凡诗中“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到陈独秀回赠诗中的“豺狼聘效邑，兼之惩尘频。”和“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等句，陈独秀高标伟岸、风骨嶙峋的个性跃然纸上！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颇感兴趣，曾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陈立夫希望陈独秀更改书名，并致信陈独秀：“仲甫先生大鉴：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撰祺！  陈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 ”。

陈立夫建议更改书名的意见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信的措辞确实是很客气的。陈立夫充分肯定陈独秀所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内容“精辟”， 希望“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并预付两万元稿酬。然而，陈独秀却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予以拒绝。陈独秀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

陈独秀下台后，由于左傾盲动主义的泛滥，中国革命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中共中央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经共产国际批准，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参加会议。当中央向陈独秀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时，被陈独秀拒绝。后来瞿秋白、周恩来劝他参加，无奈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

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六大”会议，但当张国焘找他商议是否出席“六大”时，陈独秀却明确表示支持，说你们“应当前往参加”。

率性而为，不讲策略

　   陈独秀在平时工作中方式方法有所欠缺问题还不大，但在对待共产国际出现失误问题就大了，这是造成他人生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当共产国际多次要他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均予拒绝。陈独秀说“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要知道，1927年7月11日，斯大林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已经一锤定音：“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而陈独秀却敢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并直率地批评共产国际“官僚”，共产国际怎么能够虚心接受呢？
　　陈独秀曾激愤地对秘书黄文容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陈独秀对莫斯科的不满和反感溢于言表。

共产国际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强加在陈独秀头上，当中央按共产国际的旨意要其写悔过书时，陈独秀激愤地说：“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并许以‘东方部长’的职位。陈独秀严词拒绝，并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

陈独秀就是这样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如果陈独秀忍让些，策略些，应召去莫斯科，把中共党内的工作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向共产国际作以汇报，并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作以检讨，共产国际也许不会把他置于死地。陈独秀能在国内党的会议上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能到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去一趟作个检讨，給斯大林、布哈林等一个面子和台阶呢？

　  当然，陈独秀之所以坚决拒绝去莫斯科，除政治观念的严重分歧和对共产国际深为不满之外，可能还有个人安全问题的顾虑。因为，此前“乌克兰、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几乎均被处决。一大批留住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干部被当作外国间谍受到审查和监禁，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如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库恩·贝拉，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列申斯基-达斯基，南共中央书记查皮克等人都被处死。”（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第291页）

当时陈独秀想到其它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被莫斯科监禁、处死的结局，联想自己已经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加之自己性情刚烈、宁断不折、不会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到莫斯科去必然凶多吉少，甚至有去无回。所以坚持不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怨报怨 缺乏忍耐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派思想观念极左、年仅29岁的罗明纳兹带一个年仅25岁的助手牛曼（纽曼）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他来中国下车伊始，就到长沙策动湖南省委揭发陈独秀，受到抵制。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当时陈独秀就住在汉口纸庄，罗明纳兹却无视他的存在，不通知他参加会议。这对陈独秀的自尊心刺激很大。11月，罗明纳兹在上海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独秀也在上海，但罗明纳兹仍不通知他参加，陈独秀连这个“扩大会议”都被排除在外，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李维汉向他转达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他断然拒绝；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要他去当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也被他拒绝；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前，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要陈独秀参加，又被陈独秀拒绝。由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不谋而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书记。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托派骨干的党籍，但鉴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特殊身份，中共中央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情况报到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请陈独秀去莫斯科，听听他对开除党籍的意见。然而，陈在《答国际的信》中又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彻底搞僵。

罗明纳兹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和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把近在咫尺的陈独秀排除在外，有伤党的团结和大局，显然是不对的。但是，陈独秀缺乏忍耐，耿耿于怀，以怨报怨。他认为，你们既然不让我参加近在身边的会议，那么，你们什么会议我都不参加。他就是这样感情用事，放弃了与共产国际沟通的机会，很不妥当。

如果陈独秀当时能够忍耐、理性、灵活一些，特别是最后一次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谈开除他的党籍问题，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不应失去。当时，无论是从党的工作还是个人进退考虑，陈独秀都应该去莫斯科，详细、如实地向共产国际汇报大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中共党的其它工作，对中共中央将要开除自己的党籍问题，可以坦诚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如果这样，共产国际也许不至于批准开除他的党籍。但是，由于陈独秀的个性使然，坚决不去莫斯科。致使共产国际决定放弃陈独秀。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来中国对中共党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的罗明纳兹在1927年7月来华，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11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12月带着牛曼参与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旋即回国。1930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1934年自杀身亡，1935年被开除出党，年仅37岁。当年在中国对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连起码的礼貌和尊重都不讲，伤害他的感情，他哪里知道自己后来竟也成了一个被诬为反党、蒙冤负屈的悲剧人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他不为名利所诱惑，断然拒绝当局的各种笼络，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内一些同志也希望他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此时，在国民党监狱坐牢5年的陈独秀已58岁，他将向何处去？四顾茫然，无路可走，只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陈独秀晚年偏居四川江津山村鹤山坪，贫病交加，艰难度日。他曾写诗记述：“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陈独秀去世后，老友朱蕴山赋诗评价他：“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建党有功，虽有错误，但功大于过。他人格高尚，从不搞阴谋诡计，正如鲁迅评价所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如此光明磊落。这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陈独秀的一生曲折坎坷，结局苍凉，是一个悲剧人物。造成其悲剧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他个性上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作者：彭劲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