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国一大事，并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对其死后之态度，却值得我们的注意与批评。 （一）帝国主义者之态度。伦敦《泰晤士报》称为光明之失败；巴黎各晚报，均称美孙之爱国，惟惜其晚年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日本的报纸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中山先生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后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则宣言“外崇国信”，英国帝国主义者称为光明之失败，是表示他们快慰的心理！我们不愿把布尔色维克这名词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为孙中山主义和布尔色维克主义显然不同，并非以为中山先生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是罪恶，也不以为不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便减少了中山先生在历史上的价值，而法国帝国主义者却是因为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及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便说他倾向布尔色维克主义，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中伤中国民族运动的宣传，他以前宣传“黄祸”是同样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国民党之稳健派提携，统一中国，这是中山先生死后国民党中之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所应注意的。 （二）安福军阀之态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对日本东方通信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现在善后会议，国民党系中除汪兆铭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状态。按国民党有为之士，当孙氏在世之时，因从孙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现政府任命之官职，若欲就官职，则为背孙氏之命，因此之故，遂与现政府发生疏隔；然自今以后，余知此种障碍已除，而可进于圆滑之关系矣。惟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与现政府之至大方针究不相容，故将来欲望接近，实为一至难之事。”中山先生死后的第五日，段催杨庶堪就职，姚震对杨说：“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想利用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来分裂国民党，正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他们所谓共产各说之邪道，大约连反对优待清室，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都包含在内；他们所谓国民党中之抱共产主义者一派，大约连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徐季龙都包含在内。他们知道只有这班抱共产主义者一派不能和他们相容，共产派到应该多谢他们有知人之明，所难堪者只是他们所称的稳健派，平日高声反对共产派，以护党自称，现在揭开黑幕，当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们与安福派握手提携的障碍吗？好了！此时障碍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态度。在全世界哀悼称美声中，独研究系机关新闻——《时事新报》，对中山先生加以毁谤与诬蔑。他以为中山先生现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说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再死于孙、陈分裂。其实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协的黄兴派分裂和反动的陈炯明分裂而格外显示出来。譬如梁任公和反动的康有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吗？至于诬蔑中山先生“恃墨斯哥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这种态度，不单是《时事新报》之耻辱，简直是全新闻界之耻辱！中山先生受过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的证据在那里？中山先生宣传共产的证据又在那里？中山先生在过去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在现在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领袖，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称赞他援助他，并不是因为他或希望他宣传共产，乃是因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类人所不愿做而为中国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争斗。研究系的先生们，常以受墨斯哥共产宣传费诋毁共产党人，今又以此诬及国民党领袖，墨斯哥共产宣传费真多，已遍赠中国人，惟未赠及研究系。《时事新报》又说：“革命时代有血气有思想之孙文也，知爱国知保种之孙文也，可惜此孙文自二次革命后已死去矣。”他们现在始如此说，其实他们忘了当年《民报》与《新民丛报》之争，他们诬毁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至何程度！ 1925年3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〇七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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