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不怕火来烧”，所以孙中山先生此次入京虽然是一个“险途”，在革命党的态度上自不应避免不去，至于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烧便能明白。 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拒绝他呢，还是拉拢他？ 此次中山由广东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处都有民众的欢迎。在这些欢迎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众革命的情绪正在发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由惊恐而各逞其拒绝或拉拢之技能。英美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到处拒绝他，而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我们所谓“险途”即此。 民众为什么欢迎中山先生，不用说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段祺瑞、张作霖为什么拉拢孙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会说他们拉拢孙中山和民众欢迎孙中山是一样的意思。这两种意思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思，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思，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识。 换句话说，在民众方面，正在帝国主义利害意见不一致及军阀分裂动摇的时机中，力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在军阀（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恢复其势力，并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国主义之同情集中其势力，复兴其军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终得胜利之坦途，后者是残灯复明之迷梦。这两条道路都明白地摆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条路，便应始终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即退让一万步，亦不应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压迫或拉拢，而放弃其最近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乃是国民党与国民合作；若走后一条路，便是中山拋弃其主张，自食其宣言，实现所谓“孙段合作”。 或以为在孙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实现中山的主张。这种想头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恶，如亲日卖国，滥借外债以蓄私党，妄开兵祸以除异己等，都姑且不论，请看他现在的行为： 一、以安福派垄断政权如李思浩为财政总长, 龚心湛为内务总长，吴炳湘为北京警察 总监，姚震为法制院院长，姚国桢为烟 酒督办，曾毓隽为税务督办，丁士源为 公债局总裁，王揖唐为安徽省长。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缉未取消之倪道 烺（督军团首领倪嗣冲之侄）为凤阳关 监督。 三、反对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纵清 废帝出逃外国使馆。 四、起用全国公认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 为参政。 五、宣言“外崇国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强保 障外人既得权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对废 除不平等条约。 上列诸事已充分说明段祺瑞纵庇群小卖国乱政的行为，丝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国信”这份厚礼乞怜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援助，以恢复并巩固其安福群盗之旧日江山，他将要受一切帝国主义者之指使，压迫各阶级民族解放的运动，并且已经阻止孙中山在京津之演说及欢迎，他对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尚且骂李石曾少年胡闹，他对于废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条约更说是乱党过激的主张，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条约，只有修改廿一条为廿二条，希望他召集国民会议，除非是军阀官僚的国民会议来选举他为正式执政。 军阀们牺牲民族的利益，以结帝国主义的欢心，以保其权位，这本是常态；国民党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奋斗计，揭破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阴谋与罪恶，这也是常态；军阀失其常态，便不是军阀，国民党失其常态，亦不成其为国民党。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不怕火烧才是真金！” 1924年12月10日《向导》周报第九十四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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