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并且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这是因为国民会议比较的形式严重些，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开会，在此半年中，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暗斗明攻所加于中国之损失与危机，无法遏制；所以我们不但赞成国民党所主张的预备会议，并且看清此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以期中国政权即由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怀抱“北洋正统”的旧观念，竟不待预备会议之召集，硬以军人拥戴，入京自为执政，自己颁布临时政府制，以延军阀政府将坠之生命。国民党领袖们及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即令能容忍段祺瑞这种专断的事实，亦应严厉的督责他马上召集预备会议，马上将摄政内阁给他的政权奉还人民——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 毫无法律根据的临时执政政府延长一日，即为中国加增灾难一日。 在外交上说起来，往事且不提，军阀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丧权误国的，何况段祺瑞在战争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对外的表示，他的执政政府延长期中，所谓战争中损害赔偿，所谓金佛案，所谓无线电台合同，所谓保障外人已得权利，甚至于所谓参战借款转期案，都会为了执政之承认和东交民巷公平交易。 在内政上说起来，如果是革命的苛迭达，吾人自然没有理由绳之以法，至于反动的苛迭达，每酿成政治上极大的扰乱，吾人应许拘泥成法（指民国临时约法）等犹彼善于此。段氏对外态度之妥协，对内破坏摄政内阁差强人意之设施——修改优待条件及监视清帝，压迫反曹之国民军，恢复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权，没有一件事能够表示丝毫革命态度，所谓“彻底改革”，所谓“更始为宜”，只是毀法以便私图之饰词。这种非革命的毁法，不但无与［益］于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对派假护法（指民国约法）以争政之机会，造成将来的乱源。 欲救此对外对内之危机，只有一途：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国民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 1924年12月3日《向导》周报第九十三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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