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 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 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 , 做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 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 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 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923— 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 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 最后 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关键词： 共产国际 联共政治局 中国大革命 中共中央 关于1923—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一个定论：中国共产党由于在革命中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最后半年“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完全正确”。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联共、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来看， 这个定论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苏联外交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联指导中国革命，是从1920年4月维连斯基一行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关于来华使命，当时维的顶头上司俄罗斯联邦远东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第一条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 。就是说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要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即苏联国家利益。那么，当时苏联对华政策追求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呢？是追求苏联远东边界线上的安全，在中国寻找一个与苏联“结盟”的政府。因为当时的俄国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包围、封锁，处境十分孤立和困难。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苏联当时采取以上对华政策，追求以上国家利益，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是共同的利益所在，就此而论，中苏两国人民有共同利益。然而，中国和苏联毕竟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又各有自己的民族利益。这种民族利益的差别，深刻地影响了联共 (共产国际) 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在两国利益一致时，苏联能较好地帮助中国革命，如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共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国共合作等，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短短几年就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在两国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中国革命服从苏联的利益，造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不应有的或过重的损失。 由于确立了这样的对华政策总目标，苏联除直接做北京政府工作外，一度想争取直系军阀吴佩孚；同时又对多年来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对苏联友好的孙中山寄予厚望。1923年以后，苏联全力支持孙中山，对在北方有实力经常威胁北京政府的冯玉祥和以后有实力北伐的蒋介石更是大力援助，惟独对刚刚成立、力量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不以为然，不仅多次批评指责，在中共受到国民党右派打击时令中共一再退让，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前，始终不把援华重点放在共产党身上， 最后还要把失败归罪于中共。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追求现实的利益，因此，我们本来无权批评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衡量，他们蔑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党格”，甚至为了追求苏联的外交利益而损害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利益，则完全是错误的。对此，当年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1923年国共合作初期，就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应当彻底消除党 (指中共——引者) 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当马林等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俄罗斯应当面向他时，“他们就把党拉向这方面”，后来，当实际生活抛弃了对吴佩孚的这些幻想时，党又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人们开始把党拴在孙逸仙的马车上”。为此他呼吁：“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过去人们把共产党“降到从属的地位”，变成国民党的“附庸”和“尾巴”，说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斯列帕克则从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个错误的总根源在莫斯科。 联共指导中国革命的组织系统 在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以上苏联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有决定作用之外，还与当时联共指导中国革命的组织系统有关。 从现在公布的档案可以看到，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至1927年该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 (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的总方针) 到小的决定 (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考虑得十分周到。 然后，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发布决议或指示、命令、训令等，命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的指导和监督。 所以，在大革命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大量工作实际上是在“国苏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也必须服从“国苏合作”的方针。“国共合作”对于共产党来说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苏联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国苏合作”。国民党方面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汪精卫，也是这样来处理国共关系和国苏关系的。 以下的论述将证明，许多重大政策是莫斯科的驻华代表亲自执行的，许多重大事件也是他们亲自处理的。 中共为捍卫自身独立性进行的早期斗争 一向有独立见解和顽强个性的陈独秀，最初不适应上述苏联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组织系统。在建党和国共合作初期，他曾为摆脱束缚，捍卫中共的独立性而坚决斗争。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马林不与中共中央商量，密派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本为筹备共产国际远东会议而工作。陈独秀认为马林不尊重中国党，与他发生严重冲突，并要求国际撤换马林。参加中共成立大会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曾得到指示：必须参加中共领导机关会议，中共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陈独秀在党内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等几乎全体中共党员及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强烈反对。从陈1922年4月6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来看，其反对的理由主要出于捍卫新生的中共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考虑，即“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 (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后来大革命失败及国共破裂的事实，证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分析是十分深刻并有预见性的。 所以，陈独秀这时反对以中共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从原则和战略上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策略上有欠缺，这是中共党还在幼年时期革命经验不足所致。而且，这个策略运用得好，可以得到好的结果；运用得不好，会导致机会主义。这两种情况在大革命中 (三二O事件前与后) 都出现过。所以，关于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全面否定。托洛茨基后来对此说过一句很公平的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 在印尼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鉴于当时中共还是一个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再加上孙中山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希望利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地走向工农大众，从而使党组织较快地发展壮大起来。 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后，就求助于组织的力量，因为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于是，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先后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指示， 批准马林的建议，令中共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中共中央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杭州会议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上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方法是简单粗暴了些，但考虑到当时采取这个策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后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应该肯定这个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况且国际在上述决议和指示中，还醒中共加入国民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后来大革命失败，正是由于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的莫斯科最高当局违背了这些原则，而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又处于无力回天的位置上。 这里要揭示一个过去完全被封锁的重大的历史事实：陈独秀在接受党内合作初期，执行上述决议和指示的过程中，曾为捍卫中共党的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进行过十分艰苦顽强的斗争。 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天真地以为可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三角联盟”的传统做法，期望他走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于是，他或致信孙中山，或发表文章，提议不要走老路。 陈的这个行为，不仅是为了改造国民党，而且是为了捍卫共产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因为共产党此时已经加入国民党，若被纳入“依靠军阀反军阀”的轨道，共产党本身也就改变性质了，而且这是毫无胜利希望的投机行为。 但是，正如陈上述给维经斯基信中所言，孙还是老脾气，只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的批评，“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曾屡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所以，孙对陈的行为十分恼火，上述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后来，虽未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孙还是决定利用当时国民党右派因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问题而掀起的反共浪潮，压一下陈独秀，用国民党的纪律制裁陈。于是，孙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右派对共产党的弹劾案。陈对孙不去压制右派，反而压制共产党深感意外。他在1924年7月14日给维经斯基信中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为此，陈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 (制造) 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有些偏激，但指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之强大，共产党 (自然包括苏联和共产国际) 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否则将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这种认识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结果，不幸而被其言中。 但是，在广州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并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工作的鲍罗廷，从来华第一天起就看不起中共，特别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共当时“总共只有40人”，研究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的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甚至粗鄙地把中共比做联共的“私生子”。所以，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实际上又把这种合作归结为他先后与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的个人之间的合作。而中共只是他与这些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因此，当孙中山终于在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时，鲍罗廷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 (控制) 共产党问题。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致电鲍，强硬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在国民党的会议上，鲍罗廷和瞿秋白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辩解，但仍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在上海的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得知此结果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以陈独秀个人名义或中共中央的名义上诉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的妥协政策，特别对他不同中共中央讨论而“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对鲍提出警告，并决定鲍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在进行这场斗争的同时，1924年至1926年初，中共中央总的方针是依靠和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斗争，从而使国民党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如两次东征陈炯明、击败港英支持的商团军进攻、粉碎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开除公开反苏反共的西山会议派、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等)，不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也使共产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革命领导权。这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力量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 但是，一贯看不起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鲍罗廷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由于当时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为了争取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排斥异己，追求其个人独裁，也参与了打击公开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因此鲍认为1926年初广州出现的良好的革命形势是他以苏联的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 (布勃诺夫为团长) 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 “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 “九二八”指示——莫斯科路线右倾化的转折点 上述中共中央在1924、1925年的斗争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与当时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采取比较积极的方针有关，如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强调中共在联合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和争取革命领导权。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6月25日的联共政治局会议还作出决定，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指导运动，指示务必推进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同时，在北方，加拉罕又利用莫斯科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直接指导了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为配合这个行动，中共北方区委还发动了一场“首都革命”。 但是，从1925年秋开始，形势渐渐逆转。1926年4月1日，联共政治局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回顾从上一年秋开始的对华政策转变时说：1925年10月和12月德法和德比先后签订的边界协定是反苏联盟，表明中国革命“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因此，不仅苏联“需要延长喘息时间”，对当时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日本“需要作出让步”，并力求同中国现有政府“保持真诚的关系”；中国革命也要与苏联的外交政策相适应，必须设法“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搁下“国家命运问题”，“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该文件说，这不能“错误地解释”为“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 这种口吻难免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这是一份迫使中国革命服从苏联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实际上，联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和中国形势的分析并不正确。因为无论国际或中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东方亮”，即使欧洲出现联盟反苏的形势，并不意味着在东方就必然出现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状况；“黑了北方有南方”，冯玉祥国民军在北方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并不意味着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须实行退却。恰恰相反，南方正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夜。 但是，联共却从自己错误的形势分析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路线由进攻向退却转变。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指示中共必须对国民党“避免加剧关系”。随后，根据这个决定，共产国际东方部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以下简称“九二八”指示），指示中共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关系：(一) “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要发号施令”；(二) “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三) “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 (未加入共产党的) 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这个指示的精神，就是以“谨慎”为名，令中共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中的领导职位，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领导权。 这是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右倾化的转折点，而贯彻这个文件，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对国民党二大选举、“三二O”事件和“五一五”事件，采取一系列的让步。过去，人们把这“三大让步”说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标志。真相究竟如何呢？ 牺牲中共的政治交易 关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原来的立场是十分强硬的，而鲍罗廷是右倾的。1925年初，鲍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讨论有关国民党二大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问题。陈独秀企图加强共产党的力量，提议7个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鲍罗廷却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即3人。鲍的理由是“不吓跑中派和无谓地刺激右派”。争论到最后，陈不得不妥协至4人，鲍才勉强同意。3月20日，陈独秀在向国际报告12日孙中山逝世后的形势及“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时，又决定：“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后来，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右派刺杀廖仲恺事件打击“西山会议派”、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的形势，制订了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时共产党人争取在中央委员中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但是，莫斯科从错误的形势估计出发，表示对中共驱逐胡、许“绝对无法理解”，指责为“在不停地拆毁连结共产党先锋队与民主群众的各种桥梁，要完全孤立中国共产党，并带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致命的后果”。联共政治局认为，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 为此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于是，在受严命而再次来华“纠偏”的维经斯基的监督下，陈独秀等人无奈地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伧等人谈判，导致在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在36个中委中，共产党人只得到7个，未实现广东区委的方案。为此，后来在检讨“三二O”事件肇因时，中共广东区委指责中共中央不应该让步；而莫斯科则指责中共让步得还不够，占据了太多的领导职位，引起蒋介石的不安。 其实，双方都没有说到要害上，因为“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的武装政变，不是通过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的。所以，不管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委中占多少席位，对于共产党在1926年初已经发展的势力和影响，他都要打击，以争夺领导权。 关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的中山舰事件，驱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赶走季山嘉事件，传统党史著述者多引用张国焘提供的谎言，说是陈独秀中共中央制定了对蒋让步的“妥协政策” (有称“他同陈独秀等商定的方针”)，并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纠正广东区委主张反击的“左倾错误”。 真相是，“三二O”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团长布勃诺夫贯彻“九二八”指示亲自处理，有关政策是强加给中共中央的。布在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做的报告解释他为什么对蒋介石让步时，讲了六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而这是因为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后来写的处理“三二O”事件的总结报告中，他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 随即，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向陈独秀灌输了他的看法。陈当时对事变真相一无所知，一时听信了布的话，并在3月29日以中央名义发出指令，匆忙表态，认为蒋是陷入右派挑拨的阴谋中，他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陈独秀还想知道广州事变的详细情况，遂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以便独立作出判断，采取补救措施。所以，张并不是执行“陈独秀的妥协方针”。然而，张去后没有及时报告中央。4月中旬，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于是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点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一)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 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 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为了贯彻这个计划，中央还决定立即派彭述之到广州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彭为书记，成员有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但是，当彭于月底到广州时，鲍罗廷也在前两天回到了广州，他已经奉莫斯科的命令，又转向极右，与蒋彻底妥协，不仅接受布勃诺夫对“三二O”事件的处理，而且进一步接受蒋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不得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部长、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全部名单的条件。这就是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务整理案”。此案当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蒋计划的中共中央所拒绝。这个史实，过去为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长期被埋没，1975年才被彭述之揭露出来；周恩来也证明说，党中央派了彭述之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 但是，鲍罗廷已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接受该案，彭述之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蒋介石给莫斯科的交换条件是答应进一步打击右派，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而这也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得意洋洋地说这样处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这场交易，充分说明鲍是如何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中共利益，也说明了中共在他的手中是怎样成为一个筹码的。通过这次交易，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不可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对于中共，不管陈独秀党中央和广东区委如何反对，都无法改变莫斯科和鲍罗廷强加的这个结果。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只得辞职。蒋介石则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陈独秀后来愤怒地指出：“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 莫斯科拯救了蒋介石 所以，在“三二O”和“五一五”这两个事件中的右倾妥协对策，完全是莫斯科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处理后强加给陈独秀中共中央的，而中共中央本来是要反击的。当时蒋介石羽毛未丰，与他有矛盾的非蒋派各军军长及国民党左派，都可以站到反蒋一边，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时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副团长的罗加乔夫在事后写的关于“三二O”事件的书面报告中承认：“3月20日，蒋介石觉得自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在政治委员会中看到他的行为受到彻底谴责后，觉得自己的‘拿破仑式’的想法遭到失败……但他无法找到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因为“所有其他各军 (特别是由广州人组成的第四军) ……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 是谁把蒋介石从“三二O”事件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是布勃诺夫、鲍罗廷和莫斯科。 过去人们都说“三二O”妥协是中共对蒋介石的让步，现在的档案表明，这种说法错了，这次妥协是苏联对蒋介石的让步。当时的中共连让步的资格都没有，它只是苏联与蒋介石交易中的一个筹码，处在被牺牲的地位上。帮助布勃诺夫处理事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在事变发生后第四天的一封信说得很清楚。 信中说，事件发生时，布勃诺夫代表团以为蒋介石“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 (指苏联——引者) 的联系”，“不愿再同俄国顾问共事”。因此他们很紧张，但“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还是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当蒋介石做了一番表演，感到很孤立，还需要俄国人的援助而表示他的行动不是针对苏联时，索洛维约夫竟然十分得意地说，这证实了他原先的一个看法：“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 于是双方就达成了以上的交易。 可见，布勃诺夫、鲍罗廷处理“三二O”和“五一五”事件时，根本不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更没有把这些事件视为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利用”还是“依靠”蒋介石 “三二O”、“五一五”以后，莫斯科对中国革命贯彻以上退让方针时，宣称是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利用其反帝积极性的策略。斯大林把这个策略比喻为“榨柠檬汁”，宣称最后要把蒋介石“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 。 “利用”蒋介石，是“三二O”以及“四一二”以后，莫斯科为掩饰自己的错误用的一个辩解词。实际执行的却是“依靠”蒋介石，想依靠他取得北伐和国民革命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当时参与处理“三二O”事件的国际代表穆辛和罗加乔夫的两个绝密报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关于“三二O”事件的起因，穆和罗的报告不去谴责蒋介石的行为，却荒唐地指责“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忽视为将领们而首先是为蒋介石‘提供服务’的必要性。” 在他们眼中，中共对蒋介石连“同志式的”平等地位都没有，只是“提供服务”的苦力。 实际上，据上引罗加乔夫的报告，事件后，真正处于垮台边缘危险状态的是蒋介石 (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也是这个观点) 。那么，为什么不乘机除掉蒋反而去拯救他呢？因为在当时，莫斯科把蒋视为他们在中国实现苏联利益的主要依靠对象。因此，即使发生如“三二O”这样的严重挑衅事件，也不认为是蒋的罪过，而认为是中共及同情中共的季山嘉的错误。因此依然把蒋“作为同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人和作为最有军事素养的人，毕竟是指挥北伐的惟一候选人”，指示中共“现在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一个重要力量”来扶持。 可见，从“三二O”事件开始，莫斯科就完全接受鲍罗廷的观点，把国民革命和北伐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根本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 最严重的是穆辛的提纲还为这种错误的立场制造理论根据：“现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 因为在未来的政权中，没有共产党的份儿，所以现在共产党应该做国民党的苦力。为此，穆辛的提纲强调中共的“任务不是为自己从国民党那里夺取群众”，“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事业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那么，如何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呢，提纲竟提出这样的主张：(一) “共产党组织不应公开提出垄断工人运动的要求”；(二) “农会不应由共产党人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国民党的一定力量来参加这项工作”；(三) “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战斗力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而是“巩固和加强军队”。为此，“应该准备取消军队中建立的共产党支部”，而且“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这个主张进一步贯彻“九二八”指示、让共产党全面放弃独立性和革命领导权、做国民党的苦力和附庸，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纲领。 不幸的是，4月29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批准了这个纲领。会议决定：“认为国共破裂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此，共产党“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 (指蒋介石——引者) 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 这样，这次政治局会议，不仅批准了在“五一五”事件中牺牲中共以对蒋介石让步的对策，而且进一步决定了以后中国革命中的投降主义路线。 远东局越俎代庖 “五一五”事件以后，中共不仅在国民党面前降到附庸和苦力地位，而且在与莫斯科的关系上，进一步失去独立性。 由于认为“三二O”事件是中共的“左倾”错误造成的，而且这种错误将直接威胁苏联在中国所追求的利益，所以，“五一五”事件以后，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中共的控制。 第一，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用布勃诺夫的话说，对中共、特别是“对广州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把对它的领导工作与我们在全中国的政策结合起来” 。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中央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 。 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必须经过远东局批准，而远东局则必须请示莫斯科。如此实行仅一个月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承认：对中共中央“我们远东局起了领导作用”，“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还发生“不经党中央的事先决定就派俄国同志到党的地方组织工作”的情况；远东局三个月工作总结还得意地说中共“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我还要监督中共的军事工作。” 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中国的局势十分复杂，远东局……胜任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实际上对中共中央“我们没有对它起领导作用”。他们发现，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他们“感到惊讶”。其中第一点，陈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做“时局的基本特点”，而不是像他们那样“满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回答” （即就事论事，甚至颠倒黑白地说蒋介石的挑衅是中共的左倾错误引起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某些问题上比远东局高明，看到了斗争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由此，他们甚至说莫斯科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自以为可以“在莫斯科领导远东的工作也是十分错误的”。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由此导致的后果反而教育远东局的一些领导人认识到莫斯科的路线有问题。特别是任远东局书记的维经斯基，一直比较同情中共的困难处境，一度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和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的主张。他认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线对于中共来说，存在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他当时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抱怨说：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要事事迁就国民党；既要领导国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又不能担任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要实行领导但不能变成指挥、由自己 (共产党人) 取代国民党人，这是特别困难的”；“必须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使用一些军事领袖，而且也被这些领袖利用”，以致国共合作本来是要“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实际却在走向军事独裁。 对此，他深深地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了解了这些，“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维经斯基当时已经是一个老革命党人、得到列宁赞赏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了几年后，竟有如此的认识和感慨。那么，对于十分幼弱而又缺乏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来说，执行这样一条自相矛盾的莫斯科路线，将会遇到怎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两种策略，殊途同归 尽管有以上的认识，维经斯基还是必须贯彻莫斯科的路线，而且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为首的远东局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执行莫斯科的路线。他认为“三二O”事件是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太弱造成的，因此在执行莫斯科路线时，侧重于自下而上加速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从而加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以此促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左倾。因此反对鲍罗廷“把北伐描绘成万应灵丹”，要求他停止在上层集团搞“阴谋诡计” 。 鲍罗廷则不同，一是他根本看不起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二是“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三是“三二O”事件粉碎了他此前对广州形势的乐观估计和对蒋介石的忠诚的评价，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打击，因此更加把革命当做在上层“玩弄权术”的把戏。 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利用矛盾、施展计谋，但是，必须建立在壮大和依靠自己力量即共产党和工农力量的基础上，否则就是单纯投机，像鲍罗廷这样不依靠革命力量而一味玩弄权术，结果只能被利用。斯大林和鲍罗廷就是这样被蒋介石利用的。当时鲍对蒋设计了这样一条让他自然灭亡的策略：“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但蒋介石和“保定派” (当时除蒋为军长的第一军的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 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从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所以，明知他要灭亡，共产党也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北伐，“不同蒋介石搞坏关系”，甚至连“反对反革命的运动”也不能进行，因为“ ‘反革命’ 这个概念必然也包括蒋介石在内”。所以，北伐开始后，鲍为中共规定的任务是：“集中精力在工会和农民中做工作”，让他们去当北伐的苦力；“共产党人应当知道，蒋介石现在在前线作战，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要支持蒋介石。” 1926年6月以后，中国的北伐和国民革命，就在这条莫斯科右倾路线和上述两种策略的矛盾斗争中展开了。北伐很顺利，仅仅三个月，就一路胜利打到武昌。斯大林首先被胜利冲昏头脑，9月23日在度假圣地索契欢呼“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但是，维经斯基主持的远东局却预感到一种潜藏的危机：由于北伐占领区以筹措北伐经费为名，向农民强制分摊债券，“谁不购买，就说他是反革命”；又以巩固后方为由，镇压工农运动。所以，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 远东局认为：这种危机是鲍罗廷从“三二O”起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 为此，维经斯基在1926年9月22日给莫斯科写信，批判“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要求“撤换鲍罗廷”。北伐军打败孙传芳开始向上海进军时，他又在10月22日致电莫斯科：准备执行他的方针，推动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起义，争取建立“商人和城市民主派 (即国民党左派——引者) ”的政权；坚决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和豪绅”的斗争，并认为只有坚决斗争“才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和城市民主派”。 这些信和电报引起斯大林的震怒。因为“三二O”事件时对蒋介石的让步，恰恰是斯大林的政策，由此而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苏联国内对此正严密封锁，而当时联共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正抓住这个问题攻击斯大林。维经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批判鲍罗廷，实际上是批判斯大林，并给反对派以口实，斯大林自然决不能容忍。此其一。其二，莫斯科当时正被中国的北伐胜利冲昏头脑，认为鲍罗廷在上层玩弄权术的“榨柠檬”策略完全正确。而维经斯基电报提出的加强自下而上的工农群众斗争的方针，将会破坏统一战线和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 因此，斯大林分别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严词拒绝维经斯基的主张和建议。29日的电报批评他是“左的幻想”，说这种错误会吓倒国民党并“使它向右转一定要同右派结成联盟”；批评他“所建议的加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在现阶段为时过早和极其危险”；不准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批评发动农村斗争“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 斯大林这个电报的精神很明确：在北伐进行中，禁止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特别禁止进行工人夺取政权和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运动，只维护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政权。这与鲍罗廷推行的策略基本一致。 其实，维经斯基的主张也有致命的弱点，其主张有两个要点：(一) 依靠国民党左派去同掌握军队的右派斗争，共产党只在后面支持左派 (这是迫于莫斯科的决策，因为莫斯科规定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党政军领导职位) 。实际上，左派比共产党还要软弱。在远东局参与策划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中，他们不是临阵动摇而导致失败 (第一次暴动)，就是在蒋介石的威胁下使共产党领导的市政府瘫痪 (第三次暴动胜利后) 。 (二) 只重视工农群众运动，但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为后盾。因为莫斯科实际上不允许搞工农武装，维经斯基和远东局被迫成为“群众运动万能论者”，认为共产党只要掌握群众运动，与左派结成联盟，就能迫使蒋介石等右派左倾。殊不知在中国，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作后盾，群众运动是没有决定性力量的。所以，最后他也与鲍罗廷一样，在执行莫斯科路线中，步步向国民党蒋介石让步。 于是，当远东局指导的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时，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作出了第二个答复：“远东局对诸如在上海和南京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局同时决定，非但拒绝远东局关于撤换鲍罗廷的要求，反而加强鲍罗廷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而“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进而置远东局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仍负责隶属于广州各省的工作”；“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更有甚者，紧接着被撤职的竟不是鲍罗廷，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决定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廷正式进入远东局，原书记维经斯基被逐出 。当时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五大，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 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斯大林到底推行的是什么路线。因为，维经斯基远东局的路线虽有弱点，但其立场毕竟站在共产党一边，而且他在1926年9月就能预见到北伐胜利发展中潜伏着严重危机，并提出警告。莫斯科对此不予重视，终于加速了失败的到来。 一次次放弃倒蒋机会 那么，在北伐中，莫斯科试图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如何导致最终失败的呢？ 北伐开始后，的确出现了鲍罗廷预料过的蒋介石危机。由唐生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六、七、八军在两湖地区作战，由于共产党员的英勇奋战和工农民众的帮助，一路胜利；而由蒋介石率领的第一、二、三军在江西作战，由于第一军排斥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作风腐败，战斗力弱，连连失败。力量对比对蒋极为不利，唐生智的地盘和实力迅猛扩大。再加上非蒋系对蒋搞军事独裁不满，国民党左派和非蒋系很快掀起“迎汪抑蒋”运动，甚至把“打倒蒋介石，打倒党内军事独裁的问题提到首位”。 在与远东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中共中央 (陈独秀参加) 也提出了“抛弃蒋介石和他的独裁”，“推翻蒋介石并使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取胜”的方针。 蒋介石立即“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派人到上海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到武汉，“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同意比“五一五”规定更多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省党部，欢迎共产党人重返第一军；恢复了连队中的党代表，在邓演达为其两个师新配备的政工人员中有12名共产党员，蒋希望以此来加强其军队的战斗力；蒋之亲信何应钦在进攻汕头时，也向共产党求援。唐生智更激进，建议共产党在湖南开展反蒋斗争。所以，这是运用策略“打倒蒋介石，恢复 ‘三二O’ 以前状态”的一个良好机会。 但是，对中共中央的倒蒋主张，维经斯基远东局表示严重忧虑，并认为莫斯科决不会批准。维经斯基问中共中央：“你们不害怕这可能有危险吗？要知道那时中派会同右派一起来给你们以很大的打击……你们使左派和共产党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不会加速他们之间的斗争吗？”莫斯科果真不允许倒蒋。1926年11月25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指示鲍罗廷、加伦等：“必须劝告国民党中央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消除或者哪怕是缓和蒋介石、唐生智和其他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 而且，当蒋介石坚持独裁，坚持迁都南昌，从而与武汉国民党人的斗争不可调和时，斯大林签署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电令鲍罗廷，同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一起，赴南昌说服蒋：“说汪精卫不去，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由于当时蒋以辞职相威胁，电报还要鲍向蒋表示：“我们理解形势的复杂性和您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您有哪怕是暂时退出领导岗位的情绪也是危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领导。” 到这时，莫斯科还是采取依靠蒋、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蒋的方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在远东局的监督下不得不放弃倒蒋方针，改取“汪蒋合作，唐蒋平衡”的方针。实际上，有决定意义的“唐蒋平衡”是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团直接执行的方针，中共无权也无力干涉。如“三二O”后取代季山嘉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后来所述：蒋介石集团在进入武昌前在军事上“比北伐中的任何一个军都弱”；而且“由于在广东推行自己的政策又引起所有将军的反对”。所以，我们在到达武昌前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寻找平衡哪怕是大体平衡的方针。为此我们曾尽力做到“不加速蒋介石的垮台”。加伦因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后来与鲍罗廷一同被联共政治局授予“红旗勋章”。 就这样，蒋介石摸透了莫斯科怕分裂和因此使北伐失败的弱点。所以，当维经斯基在2月两次奉命与他谈话时，他以“分裂”相威胁，责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表示：“我们准备分裂”。在莫斯科的帮助下，蒋介石很快就渡过危机，在南昌建立起他的反革命中心。在他取得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资产阶级支持以后，便开始公开进行镇压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活动。1927年2月21日和3月7日，他在南昌两次发表反共演说，叫嚣要制裁共产党，制裁左派。3月6日，蒋介石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从此一路杀到上海，接连捣毁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的党部和总工会。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看到这种情况，头脑很清醒。陈独秀在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成功后，明确告诫全党：蒋介石从江西反动以来，“被害的都是CP”；南京惨案，英美打死中国一两千人，“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 (上海) 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将来的纠纷问题，为 (工人) 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同时，自从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猛烈攻击鲍罗廷之后，鲍对蒋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支持武汉发出了让第六军军长程潜在南京“执行逮捕蒋介石的命令” 。 但是，莫斯科却对蒋介石有幻想，因而一直犹豫不决。3月10日，当得知蒋介石另立反革命中心 (其实如上所述是莫斯科同意蒋把司令部设在南昌) 时，联共政治局会议却决定征询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是否应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到3月底，“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后，联共政治局还不相信，一面问鲍罗廷“是否属实”？询问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一面却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进行公开作战”，“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只在群众中开展反对蒋介石政变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和斯大林又反复宣称蒋介石“服从国民党领导作出的一切决议”，“服从纪律”，他只能“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主张这时反蒋或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极端错误的” “愚蠢的策略”。直到4月7日，联共政治局还决定“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拟派格里高里 (即已经被他们撤职的维经斯基——引者) 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这样做是否合适”。 正是由于莫斯科的这种“犹豫”态度，“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部门 (俄国军事顾问) 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于是，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被取消；武汉政府“逮捕蒋的命令”也被延误一周时间而失去时机。就这样，失去了最后一次除蒋的机会。陈独秀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方针，还不得不与从苏联回国的汪精卫签订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 (即汪陈宣言) ，企图“避免冲突”，防止蒋“采取极端行动”，实际上掩护了蒋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宣告了斯大林试图利用蒋介石的“榨柠檬”策略的破产。 形左实右的武汉时期 以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在汉口办公为标志，大革命进入武汉时期。在四一二政变前，除了对蒋介石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外，在其他方面，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又有了新的特点：形左实右，主要表现在1926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7年3月3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和5月30日“紧急指示”三个文件中。 与1925年“九二八”指示相比，国际执委七大决议有以下转变：(一) “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 (过去是退出或不担任国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二) “重点是土地革命” (过去的重点是军事北伐，不准进行削弱战斗力的土地革命)；(三) 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为此，共产党要“在革命中占领导地位”即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过去是国民党掌握领导权，共产党甘心情愿做苦力) 。 应该说这是重大转变。但是，这条路线还没有突破原来的两条大框框：第一，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必须通过国民政府去实行。第二，不想建立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而且决议仍然强调“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七大决议后一个月，国际又给中共一个指示，强调：“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在这一天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规定：“共产党员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党应设法使党员担负党内的领导职务，但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 所以，如果国民党不同意，上述三条新政策一条也不能落实，只得又回到向国民党妥协投降的老路上来。至于说那时的革命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在已经感到革命正向“军事独裁”发展的维经斯基看来更是荒唐可笑。 可见，共产国际七大执委制定的路线和莫斯科为执行它而发出的指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自相矛盾和形左实右的。 事实果真如此，关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连上述国际执委七大决议都承认当时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国民党右翼手中 (六个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 ”。所以，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是不受欢迎的。后来勉强让谭平山和邓中夏分别担任了农民部长和劳工部长，他们却受到百般排挤，连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因此长期无法工作。最后，为了缓和紧张的国共关系，他们不得不“辞职”。 土地革命就更难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但二者的本质区别是阶级斗争问题。国民党左派，即便是孙中山、廖仲恺或汪精卫、顾孟余，最害怕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右派一样，绝对反对土地革命。武汉时期“反对农民运动过火”喊得最响的，就是汪精卫政府。陈独秀说：“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国民党领导人“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远东局给莫斯科的报告甚至说国民党左派“被农民运动和农会以及阶级斗争吓破了胆”。维经斯基6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报告说：“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完全掌握国民党中央，让它接受我们的土地纲领。”如果不通过国民政府而由共产党直接进行土地革命，则共产党因没有政权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不了农民。“没有由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来领导，还没有自己革命的军队。这正是农民运动转为土地革命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和最主要困难。” 于是，中共中央以及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和鲍罗廷，都对这个有重大路线转变意义的国际执委七大决议未加理睬。 1927年3月3日，由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始公开反共反革命，莫斯科才把国际执委七大决议进一步具体化，令中共对“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变”。斯大林这天签署了联共政治局作出的九条决定，其主要内容是：(一) 改造国民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 (二) 改造军队。“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工作”；“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必须加强军队中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 从这个“三三”决定中，可以看出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又有了重大的进步，似乎摸到了中国革命危机的症结所在。但是，莫斯科的觉悟太晚了，当时已经没有可能从国民党内部取党政军的领导权了。新军阀绝对不允许共产党夺取他们的领导地位。他们用屠杀或“礼送出境”的办法，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共产党人。 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夺取对部队的领导权，这是莫斯科指导大革命的一条基本方针。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及他们在华代表的讲话中，他们多次津津乐道这条在苏联红军中行之有效的方针。在这里，他们犯了“军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苏联共产党是在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向红军派政治委员，由政委掌握军权，实行“党指挥枪”的。可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军队是新旧军阀掌握的军队，他们凌驾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上，且不说当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按苏联的经验在军校和部队中设置的共产党员担任的所谓“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做军事长官的苦力、帮手。瞿秋白说“政治部是姨太太”，只能顺着长官的意志办，如教育战士勇敢作战，动员工农群众支援北伐，而不能违反长官的意志，更不要说夺取军队的领导权了。让共产党员去改造国民革命军，掌握军队领导权，可以说是与虎谋皮。 “三三”决定另一个致命弱点是，莫斯科指示必须通过武汉国民党政府来执行。特别是“四一二”之后，斯大林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作为莫斯科依靠的对象，称武汉成了“革命中心”，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 。所以，改造军队和土地革命都要依靠这个政府来进行。殊不知，汪及国民党左派是害怕和反对土地革命的，而武汉政府的命运也是操纵在新军阀手里。所以，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去改造军队，也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七大方针和联共政治局“三三”决定为标志的莫斯科的新路线，实际上使中共 (包括共产国际和联共在华的代表、顾问) 处于一种左右为难、手足无措的状态。武汉地区的局势则急剧恶化：在蒋介石等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下，经济迅速崩溃，军队不断叛变。其中最严重的是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的叛变，许部捣毁湖南省国民党、工会、农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曾主张武力平叛，但鲍罗廷坚决执行莫斯科的依靠政府解决纠纷的方针，亲自与谭平山带队到长沙查处，结果被许以武力威胁顶回。许克祥于是更加猖狂，大肆屠杀附近各县革命群众。 联共政治局得到长沙事件的消息后，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发来最后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在“三三”决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条新内容：(一) 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 “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但是，这个指示的前提条件依然是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统一战线，并且要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执行这个指示。所以，这个紧急指示还是无济于事。 关于建立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军队，莫斯科领导人似乎在大革命初期有所考虑。1925年5月5日，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曾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政治局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约50万卢布的决定。可是后来联共却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而令中共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三二O”后，鲍罗廷回到广州，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于是鲍以此为资本向蒋讨价还价。当时陈独秀要求把供给蒋介石的这批军火中匀出5000枝枪武装广东农民。鲍坚决不给。他回答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他“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 。 后来，维经斯基等国际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吁，“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在农村，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提供购买武器的经费，但莫斯科始终不予理睬。1927年2月25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时，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莫斯科的信也说，当时上海的革命形势“非常好”，工人还“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可是没有钱”；“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前一天，联共政治局曾作出决定“拨给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但是不到10天，即3月3日，中共中央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时，莫斯科又撤销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政治局会议记录上没有说明，但显然是因为得到了第二次暴动失败又要举行第三次暴动的消息和需要经费购买武器的要求。莫斯科以此再次表示反对中共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取得胜利后，24日举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才作出一个事后追认的决定，致电鲍罗廷并转国民政府：“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 这说明，在莫斯科看来，中共在上海接连三次武装起义和武汉收回英租界时建立的工人纠察队是非法的，现在被迫承认，也用“为数极少”来限制它。 莫斯科为什么如此害怕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和武装起义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装会吓跑国民党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此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才能战胜北洋军。在国民党军队纷纷叛变时，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公开宣称：“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然而，是谁造成了这种没有革命军队的状况呢？他没有回答。事实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四年来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从而导致了这种局面。 但是，5月30日的“紧急指示”却突然要中共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7万人的“可靠部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这种指示显然是不可能实行的。 紧急指示于6月1日发到中国，后来又多次发来电报重复这些内容。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指示，除罗易和瞿秋白持保留态度外，其他人一致认为无法执行。陈独秀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指示要求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但是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他最后表示，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运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需要时间”。瞿秋白“完全同意”紧急指示，但具体如何执行？他也“回避明确提出问题”。周恩来则怕莫斯科出尔反尔：“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鲍罗廷也明确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认为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共产党人应该反对国民政府，而这必然会导致十分危险的武装起义”。 所有这些意见，都集中到一点：如果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不准对抗国民政府，那么紧急指示的任何一条都不可能贯彻。于是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回答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在这里，陈独秀既显示了光明磊落的品质，又表现了幼稚的书生气。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柳三个俄国人的，按理应由他们回答莫斯科。但是俄国人十分明白向莫斯科说“不”将会带来怎样的命运，因此推给了陈。于是，陈一人承担了对抗莫斯科指示的责任，为下一步成为莫斯科的替罪羊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提供了口实。 罗易对大家的意见持保留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可以依靠汪精卫来执行新指示，挽救革命。于是，他私自把莫斯科的指示拿给汪精卫。汪看后大惊失色，坚定了反共的决心，表面上则敷衍说：“同意此项计划，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时到来”，并要求1500万卢布的援助。罗易这个与虎谋皮的愚蠢行动，引起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愤怒，他们要求莫斯科立即召回罗易。莫斯科不得不同意这个要求，批评罗“违反了纪律”，给汪精卫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 但是，依靠汪精卫来执行莫斯科的路线本来是莫斯科一贯的方针，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就出现了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6月2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作出决定，致电汪精卫：“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同时给汪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并说明“现在我们无法满足”1500万。但第二天斯大林得到武汉回答，不提供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于是，莫斯科“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同时指望第一笔汇款能用于“组建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30日的联共政治局会议记录称：“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 应该承认，莫斯科为挽救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不可能成功。如果这些资金用在1924年至1926年的共产党方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则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汪精卫政府是否收到这些资金，现在无从查证，事实却是汪精卫以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为证据，在国民党内煽动反共情绪，指控“共产党方面危害本党生命”。7月1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十次扩大会议，终于作出了“分共”的决议，以此回答莫斯科，大革命终于失败。 斯大林寻找替罪羊 面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为了回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开始寻找解脱自己的出路。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论时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却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莫斯科的宣传标语上，陈独秀由“人民英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坏蛋”、“叛徒” 。最严厉的批评发表在斯大林7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中央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头脑”；“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他还指责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他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侮辱。编辑有关档案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 斯大林作出了文过饰非的榜样，布哈林等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也都来攻击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中国亲自执行莫斯科路线、了解并抱怨过莫斯科错误的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国际代表及顾问也以此来洗刷自己。于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成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唐宝林 《历史研究》2000年0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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