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新青年》

《新青年》：推动中国融入现代文明

——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系列评论之二

　　明天就是《新青年》90华诞了。正如胡适所说：它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行程的少数报刊之一。它在抨击两千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宗法专制社会，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过，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使当时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任务，《新青年》也一直毁誉参半。它究竟有哪些建树和缺失，给我们留下什么历史智慧？ 

　　延绵不断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动力

　　新文化运动是救国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萌发于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等人和一批外国在华人士通过办报、撰文，传播来自海外的新文化；当时的代表性报刊是《循环日报》和《万国公报》。甲午战争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抢占势力范围的狂潮催生了以严复和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报刊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中国第二次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源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主要旗帜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延绵不断的启蒙，基本动力来自对中国落后、腐败的震惊和对自己的祖国赶上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渴望。

　　魏源没有到过外国，阅读外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后忍不住大声呼喊：“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企盼古老的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这是惊见文明标杆已经插在西方，中国不仅船炮落后，必须祛除愚昧，追赶“西海之民”的第一声呼喊。甲午以后，形势更加紧迫，在梁启超看来：“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通议》一）惟一出路在全面学习西方，而且从本原学起。他所推动的启蒙运动，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

　　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国运多蹇。如何让“民国”名副其实？

　　从改变思想观念入手，为民国奠立坚实基础，不是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的，蔡元培、黄远生、章士钊等人已先后动手做了不少有关工作。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几年内竟有为数高达一千左右的认同它的理念的报刊在全国各地破土而出，表明经过70多年的耕耘，新文化的传播势若燎原大火，上合“天意”（社会前进的方向），下得民心（广大知识阶层的认同），任何力量都无法扑灭了。

　　新文化运动不是书斋中的学术探讨，其实质是以人类文明已有的高度为标准，揭露和批判中国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落后面，推动思想变革，为国家现代化开路。因此，它往往以外来文明与本国固有文明对立的形式出现。只要国家现代化没有实现，关心国家命运的志士仁人必然顽强地以各种形式继续推动这一思想变革。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和出发点，是我们观察《新青年》的历史贡献和缺失的前提。众多对新文化运动的误解正是忽视了这个前提。

催促公民意识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追求

有些朋友迄今仍对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耿耿于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为什么要批判传统文化，究竟批判了哪些传统文化？

　　任何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核心都是推动国人从俯伏在专制统治者脚下的臣民蜕变为现代公民，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人的地位高低是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民国初年中国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最大差距所在。因此，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青年杂志》（《新青年》）

　　创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开宗明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首要问题是要认识“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人权与科学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宗旨；后来改为民主与科学，而基本内容未变。有“自主自由之人格”的人就是现代公民。

　　“人有自主之权”是19世纪30年代由西方传教士传进中国的，是自由和人权的同义词。到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它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常用语；也是20世纪初启蒙高潮中梁启超反复宣扬的核心观念。在现代化国家，这是公民的常识。辛亥革命后，距离它来到中国80年，陈独秀重申这个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既是历史发展迟滞的记录，又是新的启蒙高潮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坚持公民的自由？如何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关键是如何认识国家、政府和个人的关系。他们的答案是：“夫国为人而设者也。

　　国家权利，即以人民权利为根基。自由人格，全为蕲求权利之梯阶。……人生归宿还在人生；非一有国家，便为归宿之所，以人民为国家之牺牲品。“弄清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要建设一个实行宪政的法治国家，公民权利方能得到切实保障：”立宪国家之第一要义，即在限制其政权，而范围之于法律之中。国家违法，与人民违法，厥责维均。“（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为了维护人民的自由，还要有独立的舆论：“天性之发展持自由，自由之表见为舆论。”“舆论在共和国家，实为指道政府引诱社会之具。

　　……但当问其发之者果为独立之见与否，不当先较其是非。“”须有敬重少数意见之雅量，不得持多数之威势，抹煞异己者之主张。“（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从家族本位向公民个人本位转移。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转变势不可挡，因而在《大清民律草案》中明确规定：“权利能力于出生完全时为始。”“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不得抛弃。”“自由不得抛弃。”清政府制定的这个草案和《刑律》等在辛亥革命后为民国政府采纳，成为现行法律，加上《临时约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都确认中国人应该成为堂堂正正地享有充分自由的现代公民，一切专制统治都失去合法性。

　　《新青年》为什么要那么坚决批判以三纲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或儒学的有关部分？为的是唤醒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反抗袁世凯及其继承人专制统治，为的是“民国”不要堕落成为各级官员腐败、专制的帝国。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乃回顾吾邦，事事返古，出死力以排除近世国家原理。似维民主主义能行万方者，独不能行于吾国。非持数千年前陈言古义，逆系人心，则其群必将立涣……自由平权人格权利，在他国视为天经地义，倾国家全力以保护之者，在吾国必视为离经叛道，倾国家全力以铲除之。”（高一涵：《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说到底，关键在于如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人应该同世界一切文明国家一样，成为独立自主人格的自由公民，还是继续成为俯伏在统治者脚下的臣民？这是文艺复兴以降，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人的解放”问题。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波的新文化运动在实现公民权利上有三点切切实实的成效：一是肆虐两千年的三纲之说经过辛亥革命的打击和新文化运动的扫荡，公众舆论已经弃若敝屣。二是婚姻自由至少在城市中，逐步成了时尚。三是言论自由的合法性得到公认，而且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基本成为事实，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制度保证。

　　若果有人冀图否定新文化运动，必须首先回答：您赞成还是反对中国人成为现代公民？

推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三大业绩

　　再从学术、文化发展的实绩来看新文化运动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吧。

　　第一.推动现代学术文化在中国生根。

　　翻检近代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我们看到19世纪中国仍然是经学和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在科学技术领域，是翻译的世界。人文与社会科学园地中，一些传统学者皓首穷经，在整理和注释古籍特别是子书中成绩卓著；但是，最具时代气息的开新之作通常都来自致力于传播新文化的先驱。《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日本国志》、《变法通议》等等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巨著；而“新史学”、“诗界革命”也绽出花蕾。

　　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固然是引进西学后的成果，中国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是在新文化拓展中确立的。

　　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王国维的《宋明戏曲史》到繁花似锦的各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无一不是新文化的产物，而绝非抱残守缺、固守传统的儒者所能写出来的。

　　中国传统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没有一类的出版和研究不超越前人。

　　第二.实现了语文合一。

　　1920年教育部接受学者意见，下令采用白话文。白话文学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开辟了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第三.以北大为代表，建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制度，而且广泛影响到各大学和一批中学，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喋喋不休说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呢？他们发思古之幽情，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安身立命的观念被摧毁而痛心疾首。

　　请从道德说起。一些人提出，抽象继承传统道德就很好，何必全盘否定儒学？陈独秀早就说过：“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答佩剑青年》）《新青年》既没有全盘反孔，更没有全盘反传统。以此为攻击《新青年》的藉口，不过是与风车作战。至于抽象继承传统道德，陈独秀不愧为先驱之一。早在1916年，他就公开撰文提倡勤、俭、廉、洁、诚、信，说这些“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我之爱国主义》）翌年再次申明：“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他反对的“乃在以周代礼教齐家、治国、平天下，且以为天经地义，强人人之同然，否则为名教罪人。”（《答<新青年>爱读者》）话说得如此明晰、平实，有什么好非难的呢？

　　其实，现代工商社会与前现代农业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规范的核心都不能不变。个人的独立、自由取代等级服从为特征的宗法关系，是无法抗拒的大势。人们对“人心不古”的埋怨，不过是无法抗拒这个发展大势的逆反心理。儒教的恭顺和释老的与世无争，作为个人爱好和选择，无可非议；要公众奉为金科玉律，恐怕很难办到。

新文化运动的外在障碍与内在缺陷

　　旧的意识形态消逝是非常困难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它所遭遇的主要思想障碍是民族文化主义：19世纪是“严华夷之辨”；辛亥革命后则是“国家自由”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我们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所谓国家“完全自由”，从理论和实际看，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官员或“领袖”可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肆意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或自由。如此肤浅抹煞国家、政府和个人的界线，轻率否定现代国家的基础，在理论上不值一驳；但与武力相结合，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

　　于是，在民国政权下，公民自由被民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所压倒；现代大学制度被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击败；好不容易得到的言论自由，被国民党的新闻出版和图书检查制度所取代。

　　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建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恶果。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值得记取的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法的传统根深柢固，要清除其影响十分困难。

　　而就新文化运动自身而言，内在的缺陷成了被压倒的重要根源。

　　首先，陈独秀是一个理论上不彻底和不成熟的思想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潮激荡中，他的认识出现了含混不清和后退的现象。1919年底，他执笔写成的《新青年宣言》写道：“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用十几个形容词描绘了一个虚无缥渺的天国，就是不知道这个社会确切的政治、经济架构是怎样的。1919年6月，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曾明确表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立宪政治与政党》）

　　立宪政治主要内容是以法治和民主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新青年》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旦被抛弃，公民权利往哪里放？这是明显的动摇、倒退。

　　其次，他的极端和固执的性格，加上缺少实际政治经验，也不利于他作出冷静的选择。例如，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他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

　　1919年6月，他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当时，他手无寸铁，这个威胁没有吓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坐了三个月的牢。

　　进入20年代，新文化运动迅速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固有宗旨。五四一周年，胡适就发出警告：“现在学生会议上，对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以后又一再重申：“彼此尊重异己的主张是政治生活的首要条件。（《论学潮》）”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自由和法治在民国政权的压制下黯然退隐。

　　在当时的民国政府，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蛊惑轻易被人们广泛接受，是一个没有法治和自由传统的东方国家的国民成长过程的幼稚病。以狭隘的民族特点为由抗拒人类现代文明，是19、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最重要根源。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奇特观点是“中国应该选择自己固有的文明为建国的基础”，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准国教”。90年前，康有为主张：“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则认为：“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西洋之断片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线索，一以贯之。

　　……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杜亚泉文存》第366、36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这些主张，当年遭到陈独秀撰文在《新青年》上痛斥。这些主张的是非不值得认真讨论。引人深思的倒是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念念不忘这些陈芝麻、烂谷子。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在民众的集体潜意识中虚幻的天朝意识挥之不去。

　　有些知识精英自觉不自觉还在做“重睹汉官威仪”、“再现汉唐盛世”的好梦。

　　“人心”、“风俗”，或者人们津津乐道的道德，都是政府无权干预的私人事情。

　　从清末新政以来的法律，大体上已经采纳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成就。民国时期社会秩序或者道德状况不佳，主要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和法治不健全的恶果。如果要回到以“中国固有文明”为立国基础，拒绝“现代国家”，就要把当时既有的宪法和法律基础全部摧毁重来。正如陈寅恪所说，中国固有文明的核心就是“三纲六纪”。回到“固有文明”，岂不是为宗法专制招魂？

　　不必怀疑康有为、杜亚泉们的良好用心。他们不太措意的是，19、20世纪世界各国史证明：能不能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上，勇敢地接纳人类已有文明的成就，是国家盛衰和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