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追忆任建树先生

本文作者彭劲秀与任老合影

         我的消息闭塞，前天才获悉任建树先生已于2019年11月2日驾鹤仙逝的噩耗。我的心里非常难受，关上电脑，停止工作，伏案沉默良久，整整一天心情都没能缓过劲来。

我涉足陈独秀研究屈指20年了，最近在整理自己从事陈独秀研究的心得体会，在大量的文稿和资料中看到与任建树先生的两张合影和任老給我的三封亲笔信，这些都与陈独秀研究有关。睹物思人，追忆与任老的两次面谈、三次通信和多次电话的交往，任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的长者之风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涉足陈独秀研究的开端

陈独秀是跨越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老人，我则是跨越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晚生下辈。予生也晚，与陈独秀不是同时代人，对他的身世、经历、事迹、功过等等原来是一张白纸，后来也知之甚少。虽然我自幼酷爱读书，凡在乡间能找到的书我都如饥似渴，一睹为快。即便这样，我也是直到将近弱冠之年才从一些书刊中偶尔看到陈独秀的名字，而且在“陈独秀”三字前总是嵌着“反党”、“反国际”、“右倾投降主义”等大帽子，乃至“叛徒”、“汉奸”、“反革命”之类吓人的罪名。这样，他在我的脑海中便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反面人物”形象。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些学者冲破极左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深入开展陈独秀研究，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不少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活动的原始档案得以解密，公之于世，这些史料足以证实当年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罪名不少都是污蔑不实之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一所农村中学教师被选调到县委机关工作。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应该了解党的历史。于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利用业余时间查找有关党史、特别是建党前后有关陈独秀的书籍、资料阅读。二十世纪末任建树先生公开出版的大作《陈独秀大传》成为我置于案头的常读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我还时而把这些学习党史和陈独秀研究的心得体会整理成文，发给报刊或网络发表。

我研究陈独秀完全是业余的，属于“散兵游勇”一类。但蒙一些陈独秀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高等院校的老师们不弃，他们給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大力的支持，每有研讨会总通知我参加，給我开阔视野、学习长进的机会。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还吸纳我为理事，这更使我丝毫不敢懈怠。

 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罪名与北京某先生的一场电话辩论

 2006年7月22日，星期六，次日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酷暑盛夏的高温和闷热直到晚饭后还没有减退。7点钟，我按多年养成的惯例坐在沙发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看到专题节目“红色记忆”时，突然听到播音员宏亮的声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云云。我顿时站起身来，感到异常惊愕：扣在陈独秀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屎盆子不是去掉了吗？为什么今天又在中央主流媒体上重新给他戴上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话68500XXX，对方要我打68509XXX，接话的女同志又要我打电话跟8824XXXX联系。当我要通这个电话时，无人接听。

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被困惑煎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9时后我拨通了北京8824XXXX，仍然没有人接。此时我才忽然想到这两天是双休日，人家可能不上班，只有等明天星期一再找他们了。

困惑如浓云浊雾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我只好向安庆陈独秀网站一位只有神交但是未曾谋面的青年朋友倾诉。他当即以非常豁达的几行字给了我回复，使我烦闷、沉重的心情稍得缓舒。

7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许，我再一次拨通北京电话8824xxxx，一位姓张的青年与我通了话。我询问22日晚上播放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说是根据有关资料编发的，答应再核实一下，向领导汇报。他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他们节目的关注，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表示“今后多联系”云云。这次通话虽然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人家态度谦和、诚恳，尊重观众、听众的意见，所以我对这次通话是满意的，并把希望寄托在下次的通话上。

刚刚放下跟北京的电话，我打开7月24日的《中国剪报》，看到该报“人物春秋”版转载《党史博览》第7期尤XX的文章——《毛泽东之前的五任总书记》。当我读到“教授、‘旗手’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作者写道：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那一头还没有问清楚，郑州这一边又冒出一个陈独秀“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无奈不知道作者何许人也，更不知其人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无法直接联系。于是我几经辗转终于要通郑州《党史博览》第7期编辑的电话0371—6590xxxx。我向他直言了自己的意见，他听后表示再核实一下，并与我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会儿陈独秀和其他有关党史的问题。

7月26日晚上7点多钟，我仍按老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播放“红色记忆”节目讲到“八七会议”时，播音员已将22日播放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错误”。我听了感到非常欣慰，觉得对人的评价只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才能令人信服，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至于宣传工作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有时往往是难免的，知错改了就好。

7月27日上午10时许，我又一次拨通北京8824XXXX。接话人已不是24日通话的那位张姓年轻人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我便将22日央视播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事情及其个人的意见说了一遍。他又冷冷地问我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的，我如实答复了他。听其居高临下的口气，可能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员。也许是他为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居然对他们的工作挑剔、质疑不高兴吧，当我说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既然去掉，为什么现在又给他戴上时，他官气十足地厉声反问我：“谁说去掉的？我们这样编发是有根据的！”我当然不服气，于是据理力争：谁说去掉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去掉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回答《百年潮》杂志关于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什么把陈独秀右倾错误中的“投降”二字去掉时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国民党‘一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这些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4月30日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错误时是用“右倾错误”来表述的，没有用“右倾投降主义”，而且将“共产国际”四字加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前面，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对方闪烁其词，极力回避现在仍给陈独秀扣“右倾投降主义”的罪名是否妥当这一核心问题，我则始终抓着“投降”这个关键不放。问他：说陈独秀“投降”，他投降了谁？如果说他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那是当年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的诬陷，历史早已有了公论。如果说他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那么请把他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和证据摆出来。请你抽时间找1933年4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审理陈独秀危害民国案时陈独秀的自辩状，陈独秀毫不隐讳地明言他就是要推翻这个反动的国民政府，他身上只有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哪有一丝一毫的“投降”气味？要知道，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屠杀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每忆及此，陈独秀都是痛彻心脾、刚肠寸断的！

那人理屈词穷，仍然强词夺理，东拉西扯，用过去那些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不实之词为自已辩护。此时，我已感到千里遥远在电话里打这样的“唾沫官司”太没有意思，于是说了句“好了，就这样吧”，遂放下话机，终止了这场草野之士与京城“肉食者”远隔千里的电话辩论。

对任何人都不能冤枉，对离开人世失去辩护可能的人更不能冤枉。正是基于这条做人的底线，我才不自量力地为陈独秀的所谓“右投”罪名去而复来的问题上下求索。亲友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人家说陈独秀‘右投’也好，‘右机’也好，右倾也好，关你屁事？你为‘右投’这句话忙乎这么多天，一会儿北京，一会儿郑州，电话打了这么多，最后呢？只落一肚子气！何苦？”我对亲友的批评和嘲弄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见不得别人无辜蒙冤，见了就要仗义执言；同时我又见不得别人以讹传讹，见了就要彻底澄清；更见不得别人恃势冤人，见了就要表示反对。别人没有的罪行或错误，不管在什么情况、诱惑或压力下，都是绝对不能罗织罪状强加于人的。也不能认为别人是犯罪者或犯错者就可以随意、轻率地扩大、添加其罪行或错误。评价任何人，不管其是显赫的名人还是普通的平民，也不管其是依然健在者还是已经去世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丝毫含糊不得。我认为这是为官、执法、执纪、做人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严格恪守这条底线，才能仰不负于天，俯不愧于心。

陈独秀与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起开天辟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彪炳千秋。当然，陈独秀是人不是神，他也和后来不少的领导人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不是一个心地龌龊、口是心非、当面是人、背下是鬼的官场政客和卑污小人，而是一个刚直不阿、宁断不折、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铁骨汉子。对陈独秀的评价理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数典忘祖，以讹传讹。说陈独秀其他错误或有可能，惟独说他“投降”，我接受不了，因为这是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的不实之词。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此公的肌肉、血液、骨髓和性格里压根儿就没有长一粒“投降”敌人的细胞！

回想这段日子，我为陈独秀的所谓“右投”之事确实耗神不少，而且与北京的那位先生进行了一场电话辩论，结果双方都不愉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为一介“处江湖之远”的布衣之士，力量太微弱了，不可能具有与那些“居庙堂之高”的高层人士直抒己见、臧否人物的条件，也没有为那些覆盆之下沉冤莫白者洗雪冤诬、讨还公正的权力。但是，我并不沮丧，为了真理正义，为了实事求是，我必将一如既往，言所当言，行所当行。至于有没有效果，这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了。记得周栎园在《书影》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现在，我只能在草野之中说几句恪守良知的话，做几件对得起良知的事，像陀山上那只执著的鹦鹉那样，“入水濡羽，飞而洒之”，仅此而已。凡事心到了，力尽了，余愿足矣。只有这样，才能无负于千古正气对我的抚育，才能免受天地良知对我的谴责，才能告慰那位为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作出卓越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四处奔波，历尽坎坷，如今长眠在安庆城外、长江岸边的丛林和黄土之中的桑沧老人！

常州研讨会有幸认识任建树先生

2006年11月9日在常州参加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和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陈独秀民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常州召开，我与任建树先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第一次见面认识的。任老身穿一套浅灰色西服，内穿一件深色鸡心领羊毛衫，非常得体、整洁。当时他已82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谦虚和善，温润如玉，是一位极有亲和力的长者。

常州是苏东坡的终老之地，他一生11次过往常州（一说14次），所以这个城市的“苏味”很浓，到处都能看到苏东坡的遗迹和纪念设施。苏东坡一生，屡受贬斥。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东坡被贬到当时还很荒凉的海南岛儋州。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病逝于常州藤花旧馆，享年65岁。后移葬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我们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友与任老一起参观了瞿秋白纪念馆，游览了东坡公园。我与任老在舣舟亭苏东坡洗砚池边合影留念。拍照时，他提醒为我们拍照的一位会友：“请你一定要把‘苏东坡洗砚池’的牌子照出来，有这几个字才更有意义。”

在安庆陈独秀研讨会上第二次与任老会面

2008年5月，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在安庆召开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比较多，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叶尚志等同志到会。地方党政领导很重视，开幕式上，安庆市委书记朱读稳、市长肖超英等在主席台就座。

这是我与任老的第二次见面，自然熟络多些。除会议交流外，我们早饭前、晚饭后在宾馆附近的菱湖岸边散步，交谈的范围很广，对陈独秀研究，我就阅读《陈独秀大传》中不清楚的问题当面向他请教。任老还说，他主编的6卷本280万字的《陈独秀著作选编》年底就可出版。对陈研前景，他说：“这个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半步、半步地来。”当听说我快要退休时，他连声说“退休好！退休好！我在岗时没搞出什么名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几乎都是离退休后写出来的。”除此之外，历史人物、个人经历、人生见闻等等都有涉及，可谓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在菱湖漫步中，我才知道他是河北武安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武安沦陷。兵荒马乱中，13岁的他“跑反”南下，几经周折，才到河南内乡县进了“河南省战区临时第一中学”读书，后于1943年夏考入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谈起一生的经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停住脚步，放眼远眺烟波浩渺的菱湖水面，十分感慨地沉默良久……

会议安排参观有陈独秀墓碑、铜像的独秀园，我有幸再次在浮雕前与任老合影留念。

任老給我的三封亲笔信

与任老认识后，我一直珍藏着他給我写的3封亲笔信：第一封是常州研讨会后的第一个春节前，我写信给他拜年，当然也谈了些他的大作《陈独秀大传》的事。他很快回信说：

劲秀同志：

谢谢你在新春来临之时，给我的美好的祝福。

《大传》出版后，有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来信祝贺或提出批评。在这许多不曾见面的朋友里，你是唯一的寄贺年卡的，谢谢！对《大传》还望批评。

我身体还可以，老年人一般的病症，我都有，似不太严重。至于还能做什么，想法是有的，恐怕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作（足）。

贵市有位张雷先生是行政办公中心的，也未曾谋面。他是一位热心陈独秀研究的人，曾通过信，不知你们相识否？如见面请代我致意。

敬祝

身体健康

任建树

2007．元月24日

第二封信是我将一篇拙文寄上，请他批评指正。他回信说：

劲秀同志：

正准备写信给你，却接你的长途电话，要说的似乎都说了，不过信还是应当回复的。

你的信对我多有溢美之词，实愧不敢当。我学习、研究陈独秀不过较一般年轻人早了几年。其实也说不上早，不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而且还是偶然碰上的，并非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在此之前，我虽然已到研究所多年，但90%的时间，不务正业，通俗点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卖变质的狗肉。等到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已老了，不中用了。你在检察院工作，是业余研究者，且有成果，是很辛苦的。望珍惜健康，多看、多想。

大作，我在电话里已说了，有新意。我孤陋，还不曾见到有这样写的文章。

……蚌埠有位张雷同志，曾赠他的大著给我。我仅复信一纸，无他回报。待见面后，请代我致意。我总希望研究陈的人越多越好，尤其是年轻人。这个人随时代之前进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发生兴趣，会有与今天完全不同的评述。我很相信这一点。

我无电脑，正在设法添置，届时奉告。

祝

身体健康

建树

2007．9．29

第三封信是我又一次将一篇拙文寄上，征求他的意见。他很快作了回复：

劲秀同志：

昨，你来电话，适我不在家，错过了一次交谈的机会。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敬祝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大函、大作均已收到，且已拜阅两遍。很好，详实、全面地记述、评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陈研的艰难坎坷的经历。唯其中对鄙人多有溢美之词，实愧不敢当。大作因篇幅较长，我估计公开刊物不易录用，较适宜于内部刊物，安徽、南京的刊物大约可用。总之，作为史料（今后如有人写陈研史）是很值得保存与参阅的。

……第8页倒数第三自然段，我很赞同敬佩你的态度和作为。对方虽“强词夺理，闪烁其词”，但我想他们的内心恐也不禁有理屈词穷之感，至少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吧，再遇此事要考虑再三吧！

有人问我，陈还有错否？我回答：这要先问联共（斯大林）、“国际”有错否？然后才是陈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似有共识。自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会上说：“国际”和陈都犯右倾错误。于是学界有不少人赞成这个说法。问题是缺乏研究，没有论证。右倾与右机的界限在哪里？实际情况如何？

我说这些：在已多有涉入的研究领域里，须深入；在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领域，须扩大。陈学，是在南京会上提出的，能否真正成立为学，尚待历史检验。我以为在那个历史转折的时代，陈无疑是转折时代的领军人物，不仅学识渊博，且品格几乎是独有的。

《“右投”缘何去复来》大作，未曾拜阅，即到电脑中去寻。虽未曾拜阅，却很同意：“我没有沉默，无愧于一个‘陈学’研究者的良知和风骨”。我虽年迈，仍愿与你共勉于陈研途中！

顺颂

撰安

任建树

2009．12．23

任老说《“右投”缘何去复来》“未曾拜阅”，老人可能因为我寄给他的文章内容较多，记错了。他信中引用我文中的话都是来自《“右投”缘何去复来》的，怎么能是“未曾拜阅”呢？

以小见大，细微末节见其高尚品格

与任建树先生接触以来，他的清风正气、长者之风和高尚品格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细微末节体现的。如我給他寄发的信和文稿，他是百分之百地每信必复，对文稿也是每篇都提出中肯的意见，给予热情的鼓励。特别是他在2007年9月29日的第二封信中开头就说：“正准备写信给你，却接你的长途电话，要说的似乎都说了，不过信还是应当回复的。”那次是我先給他寄了一封信，又给他挂的长途电话，要说的话似乎都说了，他完全可以不再回信，他不回信我也不会怪他轻慢我，因为要说的话都在长途电话中说了，但任老是一位极为注重礼数的谦谦君子，他认为，电话是电话，书信是书信，对别人的来信如果不予回复，那是有失待人之礼的。任老待人处事就是这样的心细如丝，一丝不苟。

与我同在蚌埠工作和生活的张雷同志是市委讲师团团长，曾任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有《走近陈独秀》一书问世。他也給任老写过信，寄过作品，当时两位尚未谋面。但任老对他念念不忘，在給我的三次亲笔信中竟两次要我代他向张雷同志致意。任老关心年轻一代学者的赤诚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我在常州宾馆与任老第一次见面，当晚在他的房间我们谈到很晚。我离开时要他的通信地址，他欣然提笔在我的通信录小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上“上海桃江路21号”和邮编、电话号码。不久他在电话中給我讲：“我很快就要搬到建国西路去了，搬进去后我给你联系。电话号码还是原来的老号码未变。”

在常州、安庆两次研讨会上，北京、南京都有名人到会，我一次都没有看到他像有些人那样，对名人趋之若鹜，曲意逢迎，极力攀附。任老喜欢静处，常在会外闲暇之时走出去漫步，这也许是他思考问题和休息的习惯吧。

我常以自己是陈研领域里的“散兵游勇”自嘲，但我觉察不到任老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歧视和轻蔑，这是我对他最为感佩和崇敬的。有一次散步时我向他流露出自己自惭形秽的情绪，任老开朗地笑着说：“人生不能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汉代思想家王充有一句名言说得好：‘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你应该知道吧？”我说：“知道，这是王充在《论衡》中的名言。我曾以‘知正失者在草野’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在两家党报上发表过呢！”

任建树先生驾鹤仙逝两年多了，我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再也无法与他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了，再也不能展读他的亲笔来信了，再也无法在电话中聆听他亲切的教诲了。我只能在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深夜写出这篇小文作为献給任老灵前的一个迟到的花环，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借用宋代范仲淹被贬睦州（浙江建德）时追念高士严子陵所写《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名句作结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任建树先生千古！（作者：彭劲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