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即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都很有限，一切决定于“民会”（希腊的agora，罗马的Comitiacuriata）。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专制的旗帜。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宣布：“民主主义的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从根本改变。”我们可以在这些说话中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由古代社会传到阶级社会，它也和别的事物一样，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面前，它是狭小的，而比之中世纪制度，则是高度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列宁有理由可以说：“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斗争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只有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拾起来他们己经破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来非难无产阶级专政，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正如列宁写《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统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如于右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的更揭开假面的迫害无产阶级。 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会议，是形式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表现。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并未完成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今后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最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做总的政治口号，在实现这一口号的斗争中，动摇、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整个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无政府党人当然不能赞成，他们根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之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者已争论了半世纪以上。如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半巴枯宁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难这一战略，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于是他们一般的骂提出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口号的人都是拥护资产阶级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阀政府，即对于他们自己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害怕得了不得，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愈彻底愈坚决，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愈团结于无产阶级的周围，资产阶级专政愈加动摇。他们认为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实际上只能够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装饰”，愈走到东方愈卑贱的资产阶级，并且还有地主，都竟能够拿“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做他们专政的“装饰”吗？史大林派现在对于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有这样的幻想，这和他们从前幻想国民党可以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幻想汪精卫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领袖，其荒谬的程度相差几许呢？他们认为并且说是“列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即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国民会议。”；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写的十九条《立宪会议提纲》之第一条，开口第一句便是“立宪会议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立宪会议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他们又反对我们“单独”的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其实我们自始就是“国民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这四个革命民主要求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并且是以后三个口号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他们理屈词穷了，于是异想天开的引用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后驳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特别是考茨基）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拥护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说话，来反对现在的中国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口号，这完全“文不对题”，并且混乱了阶级的立场！ “企图以这个口号（按即指‘国民会议’口号——作者）来组织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来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粗暴而不忠实的半巴枯宁主义的史大林派对于我们这样无端的毁骂，是不值识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说，“国民会议”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它是否为革命的口号，要看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是怎样；这就是说，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只是反对军事独裁和力争在现政权之下的议会制度与和平发展，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义的企图；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不仅是反对军事独裁，不仅是为议会制度斗争，并且力争武装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策略，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史大林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人们，也只有在这样观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评定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才是妥当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诉我们：“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又有重新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口号里，就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主义的阶段。在国际政治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的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的到来。”“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在这个口号（‘全权的国民会议’）之下，共产党先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这还不明显吗？除非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信口雌黄，托洛斯基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即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运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岂非根本不同吗？ 采用同一“国民会议”口号而政治路线根本不同，这也并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宁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五年，和少数派甚至自由资产阶级都采用“国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政治路线则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张的民众武装暴动，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来实现这一口号；后者则希图在沙皇政权之下，实现立宪大会，在没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七年，列宁和少数派都主张要利用那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但少数派的政治路线是抓住议会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列宁则是利用议会行动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所以，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不但向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者有斗争；同时，向右和少数派改良主义者也有斗争。 在我们左派反对派的内部，当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谓“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现在也已经没有了；而所谓“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认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用革命的暴力”者，则恐怕还非常之多，只在意识上有明了与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人民和各国，看为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不仅是完全分开的，而且相隔得很远。”这即是说，“形式的革命者”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在根本上同样是阶段论的错误。在这样阶段论的观点上，自然把民主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同时并存的东西；自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看成永远是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分离的东西；也自然把国民会议的口号看成是用不着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两个革命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运动即争取部分的民主主义要求如出版集会等自由，如此而已。这种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①、小陈②、劳他等同志），无论他们对于未来的阶段有“武装暴动”、“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号（正因如此他们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不同），而对于两个革命间现阶段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其认识却与改良主义者没有两样，也就如托同志预料史大林主义者的话“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所以他们和史大林主义者同声相应的反对“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仁静）、“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独秀）这一类说法。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国民会议，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之一——独秀），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国革命之不断性，完全截断了！或者他们误会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由民主的国民会议选举来实现”，这便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有这种误会，也只是由于他们“用不着经过革命的暴力来实现国民会议”这一和平观点出发的。“经过要求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而举行的武装暴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也实现了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平的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但经过国民会议不可能，即经过苏维埃，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对派对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和史大林主义者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是同样犯了阶段论的错误之故，他们有了阶段论的成见，所以不能了解“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意义，而认为只有“冲破”、“毁灭”国民会议（民傑同志）或“赶走”国民会议（劳他同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托洛斯基同志说：“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的口号和要求。”“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所证明，全体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这些指示中，对于民主主义的政制，只有要求实现，而不是“冲破”、“毁灭”和“赶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是“冲破”、“毁灭”、“赶走”了立宪会议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才召集立宪会议，托同志在预测中国革命前途中也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即苏维埃政制接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也不曾有“冲破”、“毁灭”、“赶走”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冲破”、“毁灭”和“赶走”是对于具体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国民会议或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议会制度的最终运命而言，则在我们此时所争辩的革命策略上没有一点重要的意义。 此外，如赤声同志说：“争取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与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彻底解决的。国民会议的口号，在目前应取的策略是，使共产党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晴光同志反对他这样的说法，而自己却也摇摆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国民会议”和“一切中国根本问题是不能在国民会议中解决的”。这两种说法之间。这些说法，也是由阶段论出发而更加混乱。其实，“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土地革命”都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现在能够解决，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决，也不是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够解决“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问题，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召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民主任务的国民会议。 刘仁静同志，因为反对阶段论者对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而又走到另一种错误，即是他所谓“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如果认为这只是由于说法不同，其真实意义即等于他自己所说：“真正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释：“我从前说过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无产阶级用国民会议口号夺取政权运动的意义。”如此则我们之间似乎不必有所争论了。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根本的争点，还是仁静同志根据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初期所要解决的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遂不承认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分歧，难道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由无产阶级的动力及其和各阶级的关系之变化所形成的政权之阶级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决的直接任务来混淆的。这本是极浅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静同志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难道二者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因此认为任何国民会议既然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则无产阶级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的斗争，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当然是阶段论的错误见解。然而也决不应该因为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遂否认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这样的否认同样是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这一观点出发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虽然国民会议，又如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带有浓厚的反资产阶级反军事独裁的性质，但这只可以作为一种理由，来假定将来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能够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认为这些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赞成“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说法的仁静同志，他当然又会把“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务，看做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仁静同志大概会有第三种说法，即二者都只是“秃头的”民主主义，而没有阶级性的分歧。仁静同志虽然没有这样明白的说法，在我的认识中，他确是常常讨厌在民主主义上加用“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好像他还有“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大意如此）这种说法，他最近又发明了他所了解的民主口号之内容，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农民的民主主义，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不是民主主义的是一件事，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上所谓“民主制度”、“民主任务”、“民主口号”无一不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想像：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也不能想像：在现代社会，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会有其他民主主义。仁静同志千方百计的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在这一点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陈同志等，根本都同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的观点，虽然发表出来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时还正相反对。 我们为什么要力持二者之间有阶级的分歧呢？这并不是名词或单纯的组织形式问题之争，而是因为二者各有不同的内容，即是：国民会议即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它也不能排除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不如此便没有召集国民会议之必要了），它并未能公然剥夺榨取阶级参加的权利（普选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解决民主任务（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被榨取者大众的民主主义，它比之榨取阶级的民主主义，在形态上有更高的发展，在性质上有根本的改变；它和农民的关系，开始确定一种新的形式，即中农除外，连贫农亦须“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的工农联合；它不仅能够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能够保证最健全地转到社会主义去的唯一形式”（列宁）。如果国民会议和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而没有在阶级意义上的和历史意义上的任何差别；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过在这两个异名同实的口号当中，挑选一个较灰色的告诉我们；这就是革命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或者会有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岂不是企图和资产阶级妥协吗？我们回答说，否，中国资产阶级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据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见：“关于形式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这几句话是对的，不但农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预先见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他们所见到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幻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有高度幻想的表现，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外，特别还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或农民的民主主义。）特别是农民，不有对于这个幻想之活的斗争经验来证明，他们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 此外还有什么理出，我们必须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呢？难道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不能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吗？难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法兰西革命史）民众不曾为了实现民主要求口号而举行过反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暴动吗？不但“国民会议”，即“民族独立”、“没收土地”和“八小时工作制”这些口号，也没有一个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难道我们也要一一加以否认、避讳吗？ 以前曾有些人避讳“民主主义”这个名词，恐怕沾染了机会主义，而以“德谟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想代以秃头的“民主任务”；这都是掩耳盗铃！我们不要继续做这样无意识的事吧！应该牢牢记住托同志指示给我们的话：“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史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对于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民主口号，从来不曾站在主动者的地位进行强有力的鼓动，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我们各个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传和辱骂的影响，不自觉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后面鄙薄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静同志不严正的驳斥史大林主义者抄袭巴枯宁派在第一国际时代鄙薄而且诬蔑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口号之反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反而自己很腼腆的急忙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仿佛以为必须把国民会议口号当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役有分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方可采用，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是丢了左派反对派的脸！ 对民主口号这样鄙薄而怠工（和对于爱国运动鄙薄而怠工一样）的状况，还能任它继续下去吗？我们必须有个坚决的迅速的改变！ 九月一日 1932年10月1日《校内生活》第四期 署名：独秀 注： ① 民傑，即严灵峰。1931年任托派中央宣传部干事。 ② 小陈，即陈岱青。1931年任托派上海法南区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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