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的统治机关内，瞿秋白在大嚷“反对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肃清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口号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领导的三中全会，他们内部并争的污糟及其斗争使党所蒙的损失，现在且不必讨论，我们所需追问的是：这样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闹不清楚的国际路线，究竟有什么深奥难测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中国革命之向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之后，一变而为向左的机会主义即盲动主义冒险政策的路线。自从在第六次世界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它一向就是指导中国党，“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我们的面前是二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现时暴动路线是应当存留的”，“准备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代表在中国党六大的政治报告），“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议决案），“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执委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之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个革命的口号……就是群众政治罢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会的演说），“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运动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国际这一盲动冒险路线之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过，他们因此诬蔑我们为取消派（例如陈绍禹认为批评“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是过于注意准备武装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弃了经常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未注意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取消派的见解——见《红旗》第五十六期）。在红军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可以予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一直到中国党执行国际这样的盲动冒险路线不断的失败和多数的损失之后，一直到中国党中央政治局在本年六月一十一日所议决进攻长沙（当占领长沙时，莫斯科《真理报》上，大呼中国农民战争胜利是给予托洛斯基主义以打击），会师武汉的企图失败以后，它才感觉得到在这一路线所必然产生的实际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开始转变。然而转变以前过去盲动冒险政策所招致失败和损失的责任是应该谁负呢？它便轻轻把这个责任推在中国党身上，说这和国际路线有原则上不同互相对立的“李立三路线”之错误；这分明是企图把中国党员群众二、三年来感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行不通的积忿，从现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牺牲李立三及其追随作众矢之的，好让国际偷过难关。现时党内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对李立三路线运动”，其意义只是如此；这一简单明了的运动，闹得像现在这样混乱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国际指出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整个系统，是说：李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样的分析，对于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从这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己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 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一公式在中国实际应用，愚蠢的李立三那里会有他自己的路线！此外国际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之危险和害处：第一，他没有估计到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第二，他忽视了农民运动高涨超过工人运动这一个事实；第三，他曾提议在武汉暴动；第四，他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农红军，其指挥的干部必须是工人，和须有强固的党之骨干，现在还没有；第六，他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综〔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 在没有“全国范围的成熟革命形势”之现在，想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想巩固某些区域已得的胜利，这里史大林派的国际已明明白白说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还指责什么“李立三路线”！一年以来，各国史大林派的机关报充满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发觉真正工农红军现还没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只在传单里只在纸上？革命形势一成熟必然是全国的，我们不能懂得革命形势怎样会仅只在一个地方成熟；同时，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必须国内各地革命运动都有了平衡的发展，才算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之成熟。只要有当时的主要阶级领导革命运动，在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全国政治经济作用的大都市爆发起来，能够影响各地革命运动向全国范围发展，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动，一九一一年中国的武昌暴动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动，这就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也必须这样才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并非必须机械的计算革命运动在全国各省各县各乡村都平衡的发展起来，才算是“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李立三企图把几个农村区城的暴动，夸大为“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这企图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便企图在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之下，夸张“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以创造其“一个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学说。这两个方面错误的形势虽然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和都市的中心作用。无法在武汉暴动，便缩在农村中，依靠非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并巩固割据式的苏维埃政权，这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史大林主义？国际既然指导中国党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中国党自然会走到看轻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道路；国际既然发出“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暴动”、“准备组织暴动”的口号，何以中国党一执行，就变成了必须彻底肃清的李立三路线？ 国际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线”许许多多错误，和罗迈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线”更多的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都早已一一指摘过。可是在今日以前，党的统治机关，把这些显然毫无疑义的错误，都肯定为“绝对正确”，不许党员有丝毫异议，两年以来，有许多同志是因为反对或怀疑这些错误而停止工作，甚至于被开除出党，更甚至被诬为“取消派”、“反动”、“反革命”、“新工贼”。有许多“李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罗迈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也起来大叫“怎样肃清立三路线”？这班落井下石以固权位的鄙夫，所以还能留在党内，不是因为他反对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懂得“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这一奥窍。 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国际的盲动冒险路线之下所必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及其实际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国际路线之破产！ 国际在指责所谓“李立三路线”以后，它告诉我们它自己现在的路线仍旧是“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中国共产党执行这个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 国际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国党的列宁党的特性及其总的根本任务，我们不知道它从什么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从什么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指示中国党现在已经是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之时期，就要去准备组织暴动！这没有现实性的政治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同样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这一路线，只有军阀战争再起时再用做军事投机和盲动的根据。否则只有消极不动，因为它没有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内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词而已。 现在它的现实政策是：（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红军，即使是初只有四万五千到五百〔万〕人；（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三）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四）在非苏维埃区发展游击战争……十倍加强在军队里的工作。在这些实际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缩小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没有一点新的政策，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 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现在所谓“转变”，只是在实际政策上拉住中国党在执行它的盲动冒险的路线时，把范围缩小些，或者完全执行不通时暂时和缓些，和缓时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并没有指出一个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之转变；这是由于它根本上仍然不认识反革命的现阶段，不认识有指示给中国党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口号之必要，即将来再有进步的转变，也不过是在他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以前从右转变到左，将来又从左转变到右，这种钟摆式的转变而已。以盲动反对盲动的现在路线，将来会更进一步碰着墙壁。史大林派的国际路线，当然只有向右转变，即现在的路线已经是在照例的“左倾”空谈的遮盖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将来公开的向右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参加所谓“反封建势力的民主运动”；一是既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又反对做国民会议的斗争，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自然只有走到经济主义。 所以党决不会在仅只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运动之下，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这种滑稽运动，固然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并且仅只反对盲动主义，而不反对史大林派的国际始终左右摇摆于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钟摆式的路线，也仍然不能够挽救党于危亡！ 独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无产者》第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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