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没收反动分子、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土地的建议。共产国际提纲建议没收反动分子的土地。此后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有力地推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员会曾经一再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它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但最后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卫回国后，国民党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这个决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但是由于军方反对，决议未能公布。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是，军队用来作为借口的，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土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指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译者注】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同时，在妥善规划的基础上和在充足的组织力量的支持下，作为没收土地的准备措施的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就会加速建立起来。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已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 1927年6月5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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