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骂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信）；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1927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署名：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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