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成［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是［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章炳麟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 教会办的《时兆月报》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话非常智慧，乃由伟大的上帝所说。中国和平之奥秘包括其中。今中国若遵行此话，国中就有和平，倘轻视之，就必兴起骚乱纷争。”（见该报本年七月号斐以文做的《中国可享和平么》一文中）青年们注意呵！照基督教的教义，中国若要享和平，只有遵行上帝的话，服顺所有中外掌权的人，惧怕他，恭敬他，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 民权是我们应该主张的，摧残言论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赞成反革命者可以拿民权与言论自由做护身盾牌。研究系一班人对于民权与言论自由的观念，完全和我们相反：反动的北京《晨报》被毁时，他们大叫民权与言论自由被损害了，到了奉、直蹂躏北京报界，他们却一声不响，还仍旧附和奉军反赤；最近孙传芳封闭上海国民通信社，逮捕记者，他们是不响一声，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禁售反对革命的报纸，则大呼民权与言论自由：照他们这样的态度，仿佛民权与言论自由仅仅只有给反革命运动做盾牌的单纯意义，似乎不甚妥当吧！ 所以我们对于此次广州禁售报纸的态度是：不根本责备他们这是摧残民权与言论自由，而是希望他们将所禁的报纸再审查一下，那些是反对革命的（如“宁愿为反国民革命者”的《时事新报》之类），那些不是反对革命的（如《独立青年》之类），应该分别看待。像《新申报》分明是孙传芳的机关报，《新闻报》一向为陈炯明鼓吹，现在又在为吴佩孚出力，《顺天时报》更不用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上海的《独立报》、《正论报》和香港的《讨赤报》都是英帝国主义出钱办的，都天天大捧其张雨帅、吴玉帅、孙馨帅，民权与言论自由若为此等报纸而设，试问民权与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价值？ 1926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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