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哉和平运动！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沉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麐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近在上海美国人招待会说：“治外法权乃一种苟且之计，但此时实属必要之物，明知其弊，而实不能去之……因此权一去，公道被危。”平心而论，治外法权在中国人自然恶其有弊，在外国人自然觉得是必要之物而且公道，倘一旦这种“公道”被危，英国领事便不能在青岛护庇杀害德国人的凶犯，日本领事也不能在上海护庇打死陈阿堂的凶犯了。这种公道在帝国主义者欺凌中国人的作用上诚属必要之物，可恨赤俄竟不感觉其必要，竟在中国把这种“公道”抛弃不要，所以有些人痛恨苏俄起来反赤！ 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张宗昌对济南各界代表说：“并闻党军实行共产共妻主义，不论公私房地，执行没收，各地稍有财产者，党军概强迫勒捐，或将全部财产，全数没收，归公之产，作三三四三股分派，以三成充党费，三成充战费，其余四成则入私囊，沿线所掳之妇女，悉遭奸淫，惨不忍闻；又其出兵之际，即印就中央银行钞币二万万张，强迫地方行使；现湖南至汉口一带，均强迫行使此项纸币，贻害人民，凡此种种惨无人道之罪恶，罄竹难书。”张宗昌这一篇谈话，若将其中“党军”改为“奉联军”，“中央银行钞币”改为“军用票”，湖南至汉口一带改为济南至张家口一带，再加枪杀新闻记者一项，便是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 万县最大屠杀事件出来以后，全国悲愤，无论新旧党派，都一致奔走号召，反对英帝国主义之横暴，独有一向自称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不知道那里去了？国家主义者的大首领多半是四川人，现在强权屠杀到他们的家乡了，他们再不出来抗一抗，他们的血也未免太冷了！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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