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声等三位先生在《学灯》上,《读女神和草儿》这篇文章里说及我对于旧诗的意见,以为“足使我们惊异”。其实我的惊异也决不亚于三位先生,因为我不曾想到我的文章竟有如此晦涩,至于使别人不能了解里边的意思。去年“六三”事件以后,我因了一篇《碰伤》的小文,也挨了热心的青年的一顿痛骂,这种事情或者算不得什么希罕,因为反语在有些人常要当作正话看的,但是我却不得不略略说明几句。 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的人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但是我却不能命令别人不准做,不但是在我没有这个权威,也因为这样的禁止是无效的。我所能做的只是讽劝他,叫他自己省悟。譬如院子里有一棵杨柳,小孩想去拔他起来,我们不必禁阻他,只要告诉他倘若去拔须有千百斤的气力オ行,他觉得没有这个气力,中途停止,那是最好,否则去试一下也好,看见拔他不起,当然也止住了。我说:“有才力能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苏、黄或任何人为条件。”便是这个意思。这条件的限制看去似乎轻微,其实现在老小的旧诗人们有谁够得上?倘若不幸有青年见了我的话,看不出条件里的反语的讽劝,以为我是在那里提倡做旧诗,并且自己觉得有这样的才力,便放心的做起七古、五律来,这愚行当由他自己负责,虽然一部分也或者由于我的文章的晦涩。 就实际上说来,做旧诗实在是能不能的问题,并不是该不该的问题。希腊拉丁文是欧洲的死文字了,但是有才力的诗人如法国波特来耳、英国的斯温朋,也能够运用了做他们自己的诗。不过大家要认明这是特别的例,不是我们常人所可以援引的;然而也不能因此便说希腊拉丁文不应该拿来做诗。我们不能拔起垂扬柳,却有鲁智深可以把他拔起来,但是我们里有自认是鲁智深的又不免是一个蠢人了。 三月二十三日 1922年5月3日《广东群报》 署名: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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