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中共关怀“三农”问题第一人陈独秀

[提要] 1922年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的领导列宁、蔡特金、托洛茨基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季诺维也夫作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布哈林作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报告，罗易作了《东方问题》报告。会上通过了一份《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另外还就中国共产党的事，作了一份《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作为对《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补充。

中国共产党派出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以陈独秀为首，还有刘仁静、王俊，瞿秋白任翻译。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走上共产国际的舞台，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参加会议的65个代表团，代表62个国家的信仰马列主义的代表们，了解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念、特点、实践经验。

过去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没有在大会上发言，只有刘仁静代表中共在会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近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李颖同志到俄罗斯原共产国际档案馆查阅档案时，却发现了两篇陈独秀的发言稿。一篇《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另一篇《中国政治派别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这两篇报告的内容，在李颖同志新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中作了介绍，并分析了为什么陈独秀的报告过去没被收入前苏联的文件汇编和中共党史方面的文件汇编，可能是政治因素所决定。因为陈独秀不被当时执政的掌权的人们所承认。编档案的人也带着政治偏见有所取舍。

在李颖同志发现以上两篇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前，李玉贞同志编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中，附在马林的一些资料中有一篇陈独秀的文稿《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注为：陈独秀写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期间，在莫斯科。陈独秀在这篇报告中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这里所说的两个根本原则，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为东方无产阶级指出目前斗争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陈独秀对两个联合战线的论述，很有见地。本文不去多说，只想告诉大家，这篇文稿中关于农民问题，确实有惊世骇俗的见解。在86年前，即1922年11月—12月，他就提出了“农业是中国民国经济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关注“三农”问题的第一人。他说：“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又说：“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陈独秀的论点，是依据中国农民所处的实际状况而得出的。同时，也体现了伟人的睿智和指导社会革命的洞查能力。文章中说：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灾荒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徙所致的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租额，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主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库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运输上亦有绝大之影响。

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按照陈独秀所设计的农村政策去做，可能不会出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统购统销”之类的劳农、伤农政策，也不会带来60年代的农村大饥荒。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国策。在建国后，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承认。从以工业为主导，到工农业并举，到农轻重，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一步一步地得到承认。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重结构的社会体制的限制，三农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得到落实，显示出它的诸多优越成果。中国农民得到的实际优惠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和所谓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