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 在未有阶级未有国家的氏族社会，即已有政治组织，从莫尔干所谓一权政府（酋长会议）至三权政府（酋长会议，人民会议，及军事总指挥。），都是民主主义的，即如莫尔干所说：“会议，在全员周知的事件之下而召集，在民众环视公开演说之中开会，它在民众影响之下而行动，那是一定无疑的。形式上虽属寡头政治，实是民主主义的代议制。代表们虽以终身任职而选出，然须服从于罢免。在各氏族员之同胞关系上及关于公职之选举制度，乃是民主主义之萌芽与基础。民主主义，亦如其他大原则一样，在进步之初期阶段，即有此不完全的发达，人类是可老世家自豪的。”（古代社会第二篇第四章一一八页）。 到了阶级的社会，民主政制，受了土地贵族大的摧毁；直至第三阶层即市民各阶层出现，才举起民主主义（Democracy）旗帜，来和贵族政治（Aristocracy）对抗。这一长期的市民运动之目标，综合起来，即是推翻压制平民之贵族、国王、教主、少数人的特权，在政治上经济上扩大普遍的民权，具体说来，即是以民选议会代替国王及贵族之专制，解放行会，解放农奴，这便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主要内容（有人以为民主任务只限于经济的，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胡说。），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近世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的向着这指标进行。参加革命的各阶级及其各阶层，都在这指标之下，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并非将民主要求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任务，预先为造成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行动，即资产阶级本身，亦非自始就有这种企图，相反的，它在其初好几个时期，尚企图和旧统治阶级妥协，在旧统治阶级权力之下，获得若干利益，以共同抑制下层人民；它并且不完全赞成这些民主任务的要求，特别是真正普选和彻底解放农民，资产阶级所最后保留的，只是一种形式的民主主义，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句谎话，和猪圈的议会。在法西斯特的今天，连这个都不要了。但斗争的结果，只因为当时还没有强大起来能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一切权力很自然的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因此，历史家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也就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并认为革命中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我以为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历史任务。在理论上，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并不限定是哪一阶级；在事实上，也只有在英国或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完成的，在法国是小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完成的，在俄国乃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完成的。 落后的俄国之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任务斗争的基础上，比诸先进国之无产阶级早些获得了政权，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得着了第一次实验之成功，把“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干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旧的传统思想，打得粉碎。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中也得着了一种反证，即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若不能取得政权，革命只有失败，完成民主任务的话便无从谈起。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无能愈无耻，孙中山的党——中国资产阶级最先进分子的党，从开始诞生第一秒钟，一直到今天，无论在理论上在行为上都是反民主主义的。他们的所谓革命，只是简单的等于北伐成功取得政权，至于完成民主任务如排除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独立，解放农民，民选议会，等等，都算是“赤化”，都和他们如冰炭之不相容，连形式的民主主义和猪圈的议会都没有。（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鲍罗庭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除枪炮外，算是反民主主义的议论，最合他们的口味！）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无论在数量上如何庞大，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重要，也不能居领导地位，所以中国完成民主任务的责任，终于要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这便是中国革命之不断性的客观论据。 所谓“不断革命”，并非如字面的解释：以为是说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局势是不断的；这是一种不值论驳的瞽说。或者以为是指主观上不断的努力进行革命，不停止在民主阶段上；这句话本身虽不算错，然词意含混，可以解释成史大林派所攻击的所谓“半托洛斯基主义”，即是说“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阶段，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很快的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不过是较急进的阶段论，而非“不断革命”的意义。 “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指出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分离性。这就是说：落后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取得政权；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不断革命”之最基本的论点，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之前，已经坚决的定下了。在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列宁是托洛斯基的学生，托洛斯基不是列宁的学生。 如果有人企图抽去民主主义的内容，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抽象的空洞名词用，他便完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策士，甚至汪精卫夹袋中有时都会需要这种人物。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所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具体的，所以我们所谓民主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指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使中国独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归贫民，以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这些具体内容。 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把完成民主任务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那便有几方面的错误：（一）不懂得民主主义在人类社会进步上的历史意义；（二）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不少民主主义的气味，其实，聪明的中国资产阶级，很懂得民主主义运动，对于它比社会主义更是直接的现实的灾难；（三）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推迟到远不可知之岁月，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永世不能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使无产阶级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夺取政权之可能；（四）抛弃了民主的口号与斗争，便无法取得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特别是农民，中国的无产阶级若没有农民的同盟，休想取得政权。如果他以为他并未曾主张过抛弃民主斗争；那末，我便要问：斗争而不肯放在肩上，这是什么把戏？把民主斗争放在哪一阶级的肩上？是否无产阶级只应该把社会主义斗争放在自己的肩上，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只好跟在他们后面参加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将在什么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我们现在不能知道，这不但要依国内局势，而且要依国际局势；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将经过哪些过程，作何结果，现在也不能知道，这要依阶级斗争来决定，国民会议和苏维埃一样，并非一定的模型。惟如果有人企图把我们现时采用的国民会议口号，预先和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这完全是自由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观点，这明明是预先准备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政府之下，在不能解决国家独立及土地等问题的国民会议之中，做一个反对派。 对民主斗争和民主斗争中之总的口号“国民会议”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这都是门什维克的传统思想，此种思想虽只在萌芽，我们即应严加驳斥，何况现在已经系统的坚持着他们的成见！ 这些思想之错误，根本都由于不认识“不断革命”的战略之重要性与可能性。 或者又有人说：我们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才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这不过是一种手段，取得政权后便用不着它了。我答曰：否！否！我们取得政权之后，正是我们的民主政纲实现时代之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只可以说在那时我们不能以民主政纲自限，而不能说用不着它。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民主主义是对于官僚主义的抗毒剂，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东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从量改变到质，从议会到苏维埃，并且还要从大多数人民政治继续扩大到全体人民政治，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要采取迅速的手段，来彻底的铲除官僚主义，而且能够把这种手段应用到底，直到官僚主义完全消灭为止，直到代表民众的民主主义完全实现（按此即列宁所说的“真正全体人民都来参与国家行政”）为止。”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恶，使列宁几于无话可以驳复考茨基，真要气死列宁的幽灵！ 平心而论，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这便是史大林派的官僚主义无限制发展的大助力之一。 生长在官僚主义的祖国而没有马克斯主义素养的我们这一辈的中国青年，在莫斯科接受到这样的空气，自然认为民主主义是和资产阶级不可分离的，和资产阶级同样的龌龊，要同样抛弃在垃圾堆里，清洁的无产阶级，清洁的共产党人，应该和民主主义永远绝缘，沾着它总有点臭气，于是乎“民主主义者”便成了一个骂人的名词，在一九二四——二五年顷，有一位国际代表和几位由莫斯科回来的中国同志，都先后告诉我：提倡民主主义是托洛斯基的错误之一。 我们现在应该矫正了罢！ 矫正的要点是：（一）不要把资产阶级狭小的形式的民主主义，当做是历史上随着各阶级发展的民主主义之全内容！ （二）不要把民主主义当做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并存的东西！ （三）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1936年3月10日《火花》第三卷第一期 署名：孔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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