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陈独秀

       时代不同了，但精神没有改变；时间不同了，但真理未曾改变；时空不同了，但科学不曾改变；时势不同了，但自由平等不能改变。2012年是陈独秀逝世70周年，不惑之年的我开始默默地用心写他，用我的母语我的汉字一行一行地攀登他精神的高峰，瞻仰他的灵魂。陈独秀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和思考，他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又给了我们怎样的营养？

       现在，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已非常开放，著述颇多。但以作家和同乡的双重身份创作陈独秀的传记，我是第一个。有人说，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我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实文并重，文史兼修，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我坚信：优秀的文学书写，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坚持走我的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

       2013年，就在我的这部《硬骨头》刚刚完成的时候，从我的家乡安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务院批准陈独秀陵墓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眠地下已70年的先生，灵魂可以安息了。

       我说我和陈独秀是老乡关系，都是安庆怀宁人，这当然没有人怀疑、但我说我和陈独秀是同宗同祖，都是江州义门陈氏，这就几乎没有人相信了。但在我的故乡怀宁至今依然流传着“丁陈是一家”的古话。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名叫“丁家一屋”，就是“丁家第一屋”的意思，在明朝初年就建立了。自打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先有一屋，后有祠堂”。安庆丁氏家族最早居住在宿松县境内，后来才搬到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并发展壮大起来。

       丁氏宗祠就建在我家西南一公里的地方。但打开家谱，首卷首页却赫然印着“江州义门”陈氏历代祖宗的画像，与陈独秀同宗同祖无疑。原来，我们安庆丁氏的始祖姓陈，名良卿，时任安庆太守（亦说是一位商人），在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战役之后，隐居宿松，招赘丁家，自成一脉，薪火相传。后人丁曰健曾先后担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1854年上任）和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1863年上任），为此时期台湾最高统治者。

       而被誉为“皖国诗书第，江州礼仪家”的怀宁丁氏家族，还曾被慈禧敕封“世进士”。因此，我说“怀宁丁陈是一家，独秀与我本同宗”可谓有根有据，借此机会把这段历史第一次公布于世，也算是中华文明家谱寻根文化的一段趣闻。

       只有一座独秀山，世无两个陈独秀。从童年记事时起，每当我站在故乡皖西南那个名叫丁家一屋的偏僻乡村，远眺十里之外的独秀山时，那平如釜底和尖如笔锋的连体双峰，就让我想起这位中国历史上令人奇怪且令我们怀宁老乡遗憾可惜并浮想联翩的人物。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叛逆的性格，但表现却截然不同。少年时代，陈独秀面对“白胡子爹爹”的棍棒，他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打不怕杀，但是他却怕母亲的眼泪怕女人的眼泪。同样是面对父亲的打骂，少年毛泽东则是屈一膝下跪，在妥协中寻求抗争。到了中年，“八七”会议后陈独秀靠边站了，当了“撒翁”，成了“反对派”，他不知妥协退让曲线迂回前进的策略，只知猛打猛冲，到头来碰得头破血流，头撞南墙也不回头。这就是宿命。

       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一个革命家就这样踏上了从革文化（文学）的命到革国家的命，甚至革自己的命的漫漫征程。这个名叫独秀的男人——好汉——硬汉——英雄——伟人——明星一样照耀着中国的大地和天空，他到底是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还是一颗永远燃烧的太阳？或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让世界满意的答案，或许世界本来就不需要答案。

       当然，时代不同时空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形势都大不相同，对任何事物、任何事件或者任何人物的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可比性，但从人物的性格角度，我们或许还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和不同。

       客观因素的不可比，与主观因素的相对论，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身上琢磨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并从正确的层面来吸收，改造并重塑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写作才变得高尚而美好。

       2009年，我有幸前往重庆采访。我的双脚刚刚从万米高空落下，踏上雾都的土地，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江津，赶往鹤山坪，赶往石墙院，去看望一个人—―我的老乡陈独秀，领略那一段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风云。

       狗脸变，狗脸变，这老天爷的脸还真像狗的脸，说变就变。路上，晴朗的天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蒙蒙的，暗暗的，有些忧伤的样子。但对我来说，这雨下得真好，天人合一般营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氛围，正好非常吻合我去瞻仰这位伟人的某种心境。世变之迁流，可以知时代之混乱。而先生的历史和先生的政治亦如这老天爷的脸啊！

       或许，空间没有改变，但时间肯定是变了。其实，时空永远都在变化。只有“变”，才是永恒不变的。伫立石墙院，大门两侧的对联是先生的篆书手迹——“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而在正屋的大门两侧也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这也是独秀先生从古诗中集句撰写的。

       站在先生人生最后的驿站，看着他曾使用过的简陋家具和书桌，让我想起他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那个“抛”字；看着他亲手种植的栀子花，让我想起那是我们家乡安庆乡亲们最爱的花朵；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让我无法想象独秀先生在江津生活的1374天……世事繁杂，人心浮躁，重温旧人往事，感悟品德精神，这或许正是我决心写陈独秀的原因。细雨淅淅沥沥，很快就润湿了衣裳。先生的雕塑巍然于院内的花园，也很快被细雨打湿……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听见先生的教诲，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好清明，社会才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说老实话》http://new.chenduxiu.net/portal.php?mod=view&aid=2411）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当然期望活在当下，但我们扪心自问，人文思想安在？学术精神安在？师道尊严安在？文人品格安在？诚信操守安在？为什么总有人在原则上崇尚愚蠢？为什么总有人在底线上装疯卖傻？潜规则为什么大行其道？“厚黑学”为什么被奉为做人的技巧？人世间难道真的是“时间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尘成土，把一些傻瓜变得又富又阔”？蒙蒙细雨中，我依依不舍地向石墙院告别，向独秀先生告别。那一刻，我能做的，我能表达的，就是立正站好，向他致敬。

       汽车载着我快速离去，离开石墙院，离开鹤山坪，离开江津。在江津大桥边上，我请求司机暂停下来，走下车，静静地伫立在长江边上，我远远地瞻望鼎山山坡上的康庄，远远地仰望山上的那座坟茔，独秀先生爱赏桃花林的桃花还在盛开吗?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好多年前，江津地方要修建一位开国元帅的纪念馆，当初曾把馆址就选在鼎山安葬独秀先生的这块风水宝地，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建设过程中竟然先后两次发生塌方事故，最后不得不易地重建。后来，独秀先生的墓冢得到重修，但从未发生塌方。

       长江不息，涛声依旧。此时此刻，我还能对独秀先生说什么呢？独秀先生还能给我什么启示呢？从我的故乡安庆怀宁，到重庆江津，千里之遥，一水相连，真是“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君不至，共饮长江水”。

       当我回到故乡安庆，站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站在他的墓前，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1933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念念不忘《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话语。他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把“革命的前驱”送给了陈独秀，这是真话！

       “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与此同时，我又想起毛泽东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罕见赞誉鲁迅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间，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之后，我有一个感受，我相信读者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毛泽东追授鲁迅先生的每一顶桂冠，似乎戴在独秀先生这颗印堂宽阔、额头跑马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的头颅上都极为恰当，且不偏不倚，再合适不过了。

       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而思想现代化的试金石就是科学。

       何谓科学？早在1915年9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则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他看来，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法，源于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实证传统。

       对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黄金搭档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概括则更加成熟。胡适说：“民主的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的真意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种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后来，独秀先生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说：“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短短的一句话，今日读来，依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令人扼腕深思。

       何谓科学精神？梁启超曾言：“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科学家竺可桢1941年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提出了三种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陈独秀硬骨头的一生可谓贯穿了这三种科学态度，实践着他自己首倡的科学精神。正因此，在中国人思想依然没有充分实现现代化的今天，独秀先生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依然任重道远。

       只有一个陈独秀！陈独秀不是传说！陈独秀和他的硬骨头精神，无愧于他的时代，无愧于他的祖国，无愧于他的人民，无愧于他创造的政党，也无愧于历史！像他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恭迎进中国一样，独秀先生始终不渝追求的民主、科学思想不死，独秀先生与生俱来的硬骨头精神不朽！诚如蔡元培所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格永远是人的榜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盖棺定论未有期。在本书的结尾，我还想说，当谈及信仰和担当的时候，当下的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更是一个常识。我希望尘世的人们能够在清楚明白常识的基础上建立共识，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负作为知识分子的名分。我相信，作为“人”，我们能够从陈独秀身上找到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和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写陈独秀，其实是在写心中的那个自己。最后，我愿意与读者诸君一起，再次静下心来思考苏格拉底临终时的嘱托——

       我设法劝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




本文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一书后记，作者丁晓平。  

       这是一部以陈独秀五次被捕为主线创作的陈独秀传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历史人物像陈独秀的人生这样富有传奇，一生遭数十次通缉并五次被捕入狱却又大难不死，而他的每一次被捕都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随即发起的营救运动也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和媒体的热点。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声援营救他的人潮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党政领袖也有社会名流，既有同志同人也有对手敌人，既有显贵达人也有平民学生，洋洋大观，堪称历史奇闻。而其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和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已成为历史的美谈。

       本书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和斗争经历，而且记录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若干历史足迹，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阅读品位的作品。


【作者简介】

       丁晓平  诗人、作家、评论家、出版人。1971年出生，安徽怀宁人。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创委主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著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毛泽东家风》《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1945·大国博弈》《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30余部，900余万字，作品曾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