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震安庆的陈独秀

       位于长江中下游素有鱼米之乡的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安徽省省会、安庆府府治和怀宁县县治所在地，在1760年至1937年间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安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903年5月1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滂沱大雨突然来袭，长江水位暴涨，造成怀宁、桐城等县内河泛滥。这天下午两点时分，一场爱国集会演说在这座历史名城姚家口（北门大拐角头，今孝肃路拐角头）敬敷书院藏书楼举行，四方听众，冒雨前往，趋之若鹜。藏书楼里三层外三层都挤满了人，群情激愤，蔚为壮观。

       然而，爱国演说的组织者和主持者绝对不会想到，这次演说就像突降的暴风骤雨一样震惊了安庆震惊了安徽，令两江总督端方都为之赫然，成为安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可谓是安徽革命运动的滥觞，乃革命之发端。

       其肇始者，就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1903年，是陈独秀的本命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24岁的他对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知，学会了独立开放地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开始进行最早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这次爱国演说就是他在故乡安庆的第一个革命的直接行动。随后，他的名字马上登录政府当局的黑名单，遭到安徽巡抚聂缉规、安徽统领韩大武和安庆知府桂英等亲自饬令缉拿。

       其实，这已不是陈独秀第一次遭遇通缉的险境了。

       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

       六年前，1897年9月，江南乡试中名落孙山的陈独秀，自觉地完成了人生历程的第一次政治思想的大转变——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那个时候，他通过阅读《时务报》，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明星，“前读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原载《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号。）第一次走出家乡安庆怀宁，在南京乡试中没有像慈母期望的那样获得功名的陈独秀不仅不沮丧，反而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大解放。

       在他看来，科举落榜的结果对于他却“意外有益”――南京夫子庙考场考生的诸多怪状令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啊！”

       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陈独秀坐在一进去就“三魂吓掉了两魂半”的考棚里，经历了九天三场大考，吃的是或半生不熟或烂熟焦煳的挂面，心情糟透了。尤其是“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握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对这位“今科必中”先生如此荒唐的“行为艺术”，竟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思想完全开了小差，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这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陈独秀：《实庵自传》，原载《宇宙风》1937年第53期。）

       从“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陈独秀完成了思想上的第一次革命。从南京回到安庆，18岁的陈独秀彻底与科举决裂。“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唯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而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原载《新青年》1916年12月1日第二卷第四号。）拒绝八股，抛弃旧学，此时此刻的陈独秀真正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关系。

       1897年岁末，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雄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显然，长江中下游唯一的北岸港口城市——安庆的战略地位和曾经的战争史给了他许多启示，比如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之间具有转折意义的安庆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惨烈上演的，两年前的1895年甲午海战的败绩更是深深刺激了他年轻的心。而一个月前的11月14日，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之下占领了山东的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潮，开始瓜分中国。

       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他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势日非，不堪设想。”《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七千言，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的军事战略与防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他少年意气，挥斥方遒，自称“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长江防务纵横捭阖，视野之开阔，思维之敏锐，爱国之热忱，跃然纸上，令人感佩。

       1898年，陈独秀充满忧患意识的预言变成了残酷耻辱的现实。这年春天，英、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长江以及山东、东北、两广乃至福建、云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开始了第二次瓜分中国的狂潮。

       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所崇拜的康梁戊戌变法失败。这给了他更大的精神刺激，或者说思想打击。于是，他毅然抛妻舍子，与兄长陈庆元（孟吉）跟随嗣父陈昔凡（衍庶）奔赴东北沈阳，干点文书事宜。1899年，母亲查氏病逝，陈独秀和哥哥一起回家奔丧。料理完母亲后事，兄弟俩再次北上沈阳。

       1900年春，八国联军人侵中国北京，东北被俄国侵占。陈独秀目睹了俄国侵略者的暴行：“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中国人坐火车，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陈独秀：《安徽爱国演说》，原载《苏报》1903年5月26日。）

       国破山河在。后来，他回忆自己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

       他说：“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陈独秀：《说国家》，原载《安徽俗话报》1904年6月14日第五期，作者署名“三爱”。）

       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热血青年陈独秀终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新道路，并逐渐与新知识分子们一道奠定了以爱国主义为共同基础的秘密团体。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安庆，离经叛道的陈独秀开始积极接触和学习西学，与维新派青年汪希颜、汪孟邹、李光炯、何春台等密切交往，如饥似渴地在各种新书报刊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生父陈衍中，生前曾在桐城（今属安庆）、苏州等地执教，“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1881年因染瘟疫病逝于苏州怀宁会馆。或许因了父辈的人脉和声望，陈独秀与苏州依然保持着联络。

       1901年4月3日，中国20世纪最早的启蒙杂志之一的《励学译编》月刊在苏州创刊。在该刊第一期刊登的“助资诸君姓氏”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陈仲甫先生捐银三元”。为了帮助搞好发行工作，陈独秀还负责该刊在安徽的代售处。

       从接触康梁的维新思想，到渐渐接触西学，陈独秀的思想又产生了新的飞跃，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外。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为什么被人欺负？他百思不得其解，遂决定“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以求救亡图存之路。

       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走出国门，东渡日本，自费进东京学校学习。他随即将《励学译编》在安徽的代售发行工作转交给好友何春台。

       在日本，陈独秀通过留学生自办的《译书汇编》和《国民报》等，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学说，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著作，思想为之一振，眼睛亮了。

       同时，他还加人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一叫“励志社”）。但人各有志，随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开始分野，并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要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后者鄙视前者为官场走狗，“励志会”成员渐次分化变质。陈独秀“原想参加励志会，多交朋友，多学习新思想，没想到这班乌合之众，只知道逢迎拍马，有什么交头？”遂与张继“后参加”却“先脱会”了。年底，陈独秀决定回国。

       1902年3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回到上海，经南京回到安庆。在南京，陈独秀拜访了汪希颜，并结识了章士钊、赵声等人。大半年的日本求学经历，漂洋过海，喝了“洋墨水”的陈独秀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开始有了新的思考，爱国救国的热血在他的心中如泉喷涌，救亡图存的地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

       一回到安庆，他和潘赞化一起，开始与赞同和主张维新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的同龄人何春台、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以及郑赞丞、房轶五等，高谈阔论，对国家和人生畅所欲言。陈独秀讲述了自己在日本参加和退出“励志会”的故事，还将从日本带回来的《教育世界》《国民报》等新书报送给大家阅读，并提议可以仿效“励志会”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青年励志社”，宗旨为“联络感人，策励志节”，“传播新知，牖启民智”。

       大家一听，积极响应，青年励志社于是在张伯寅家的一次聚会时正式宣布成立。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自己的读书笔记，交流自己的读书心得，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们每周还进行一次军体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体操口令。经潘赞化提议，青年励志社的社址设在他的堂兄潘晋华及其继母戴少英捐资兴建的敬敷书院藏书楼。藏书楼乃读书学习之地，既可以将各种新潮进步书刊存放于此供大家阅读，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大家一致赞同，遂开辟阅览室，通过集资从上海、南京等地购置了一批进步图书、报刊，开始传播新思想。群策群力，青年励志社办得风生水起，名闻安庆。

       为了扩大青年励志社的影响，陈独秀同时酝酿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4月19日的《大公报》还专门以《纪爱国新报》为题作了报道。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陈独秀进行爱国和启蒙活动的报道。

       还没等《爱国新报》创办，陈独秀的愿望就化成了泡影。他在藏书楼组织的种种读书、演讲活动，没有逃过大清官方的眼睛，为当局忌恨不容，遭到通缉。

       这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同行，再次前往日本东京。这次，陈独秀以陈乾生的本名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刘三）、汤尔和等人。

       年底，陈独秀与秦毓鎏、张继等26人发起建立了日本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公开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标志着陈独秀他自己所说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由“康党”转化为“乱党”(即革命党——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这个时候，陈独秀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陈由己”——“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陈由己是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会首次使用的名字，回国后他在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时所发表的诗作均署名由己。他将署名由己的七律《题西乡南洲游猎图》手书赠刘师培时，刘曾在诗下题“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可见陈独秀要求革命的叛逆精神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当然。“由己”也并非全是“由一己所欲”之意，应理解为陈独秀与旧势力决绝的意志和从此革命不回头的毅力。

       走向革命的陈由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动中。当时清政府对留日的学生管理十分严格，专门派出学监进行监督钳制，而且阻挠学生学习军事，其中以湖北留日学监姚煜（文甫）最为典型。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好友，以姚某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了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宅，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瘫倒在地，面如土色，哀求宽恕。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在日本东京上演了中国留学生历史上最为滑稽又最为经典的一幕一“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训曰：“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随后，他们将姚的发辫悬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门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章士钊：《疏〈黄帝魂〉》，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9-230页。），令其斯文扫地，丢尽了颜面，可谓奇耻大辱。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陈独秀他们不会想到，最后“赶快回国”的不是姓姚的学监，而是他们自己。受到侮辱的姚煜立即向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马上照会日本外交部。于是，陈独秀、张继和邹容被日本警方查办，将三人驱逐出境。

       1903年4月，陈独秀一行三人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士商汪康年会同蔡元培、吴敬恒(吴稚晖)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爱国社等组织，正在上海组织拒俄运动。原来，义和团被镇压以后，1902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撤军。可是俄国不但不遵守条约到时即撤军的规定，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陈独秀立即在上海加入拒俄运动。4月27日，上海十八省民众代表千余人再次在张园集会抗议，同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外交部，表示“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俄国的一切无理要求。抗议集会在“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陈独秀主持”下，“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章士钊、陶严兄弟、秦力山等十余人也来加入军事，声势浩大”。

       上海的抗议集会活动没有结束，陈独秀于4月底回到故乡安庆，发动响应上海的拒俄运动。一回安庆，他就马上联络葛温仲、张伯寅、潘晋华、王国桢、葛光延等人发起了安徽的拒俄运动。他们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怀宁学堂、桐城学堂门前散发张贴由陈独秀起草的《知启》，曰：

       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贻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1903年5月25日上海的《苏报》全文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这篇《安徽爱国会知启》。）

       1903年5月17日，时值梅雨季节的安庆，午后突然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恶劣的天气抵挡不住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前进的脚步。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学校师生和社会群众三百余人，冒雨来到姚家口的藏书楼，参加陈独秀等组织的拒俄运动集会。

       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由他首先发表爱国演说，发出了“安徽革命的第一声”。大会盛况空前，楼内容纳不下听众，许多人只好“立门外而听，众情踊跃，气象万千”。上海的《苏报》对这次运动自5月25日开始，连续一个多星期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本文为中国青年出版社《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一书后记，作者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