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北京的住所补遗

2022年5月20日，光明日报整版刊出《寻访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一文，并配发了陈独秀故居门口、院内、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三幅彩色照片及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等在北大合影的资料照片，编者还将文章的开篇，置顶于版面中央：

民国初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核心，许多颇有才华的作家渐次聚拢在北京，他们共同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从1916年11月到1920年初，陈独秀在北京生活了不过三年多一点，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直接组织领导了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间接影响带动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从陈独秀一生的思想轨迹来看，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2022年5月27日，是陈独秀先生逝世80周年，光明日报在这个节点，推出《寻访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做了转载。

    作者冯雷博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寻访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中，提及了西河沿街、箭杆胡同、北大红楼、米市胡同、“新世界”游乐场。北大红楼是陈独秀办公的地点，位于北京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米市胡同在北京城南的菜市口，79号院是原安徽泾县会馆所在地，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这里发行，陈独秀、李大钊是创刊人。冯雷博士说“1918年，为了出版《每周评论》，想必陈独秀也曾多次出入这里吧”。令人遗憾的是，泾县会馆早已被夷为平地；“新世界”游乐场位于北京万明路、香厂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1919年6月11日午后，陈独秀在这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营救活动，青年毛泽东为此发声：“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如今“新世界”游乐场也已不存，让人无可凭吊。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的住所遭军警查抄。冯雷博士说“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专函回复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出的请求，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2月1日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已经住进这个小院（箭杆胡同）了......(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在北京时的多次迁居不同，陈独秀很快就租下了箭杆胡同的这套院子，直到他后来黯然离京，其间一直没有搬过家”，冯雷博士的言下之意，箭杆胡同是陈独秀入职北大后唯一的住所。

我收集的资料里，有一份民国六年（1917）《安徽旅京同乡录》，编纂者是安徽同乡会。在名录的第7页，我找到了陈独秀名字，别号仲甫、籍贯怀宁，职业为北京大学文科主任。意外的发现是，陈独秀的住址填写为打磨厂同泰店。这就意味着，陈独秀在搬进箭杆胡同之前，还有一处住所就是打磨厂同泰店。

按照冯雷博士的时间推算，首次发现的打磨厂同泰店，会不会是1917年1月13日至2月1日之间，陈独秀的过渡住所呢？

民国六年《安徽旅京同乡录》的首页是序，其中有句：“同乡会会长江宇澄嘱同乡会办事员宋君健侯细心调查妥为编制，两阅月而始克蕆事，非复前刊之旧观矣。吾乡旅京人士手此一编，亦可资千里一堂之乐云。民国六年五月合肥吴春涛序”。江宇澄即江朝宗，安徽旌德人，时任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权倾一时，作为安徽同乡会办事员的宋健侯，自然“细心调查妥为编制，非复前刊之旧观”。从序言及《安徽旅京同乡录》封面分析，民国六年《安徽旅京同乡录》编辑于1917年3月，5月付梓，6月成书。由此看来，陈独秀至少在1917年3月之前，是住在打磨厂同泰店的。而冯雷博士称陈独秀2月1日时，已住进箭杆胡同之说，就值得商榷了。

有意思的是，民国六年《安徽旅京同乡录》的第7页上，我还见到了何春台的名字。1902年，陈独秀和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掀开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其中就有何春台。十五年后的皇城根下，“手此一编”的陈独秀和“手此一编”的何春台，会不会以此为媒、把酒言欢，而行“千里一堂之乐”呢？

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入职北大，把《新青年》从上海带到了北京。那么1917年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3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是在北京的何处编辑而成的呢？根据民国六年《安徽旅京同乡录》，至少在1917年3月1日前，陈独秀尚未搬进箭杆胡同，而北大红楼1918年才落成使用。显然，刚刚由沪抵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既不在箭杆胡同，也不可能在北大红楼。

上海渔阳里是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也是《新青年》在上海的编辑部。北京箭杆胡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住所，也是《新青年》在北京的编辑部。即便入京后的《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陈独秀依然是《新青年》的灵魂人物。根据过往和后续，陈独秀一直把住所和编辑部融为一体，那么打磨厂同泰店，也可能做过《新青年》的编辑部。

我收藏的资料里，还有一份民国八年（1919）《安徽旅京同乡录》，安庆望江的檀玑为序。通过序言及封面，这本“萃吾皖旅京千百人于一册姓名住址，朗若列眉无讹无漏”的《安徽旅京同乡录》，编于1919年3月，成于6月。其中的陈独秀，职业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住址为东安门内箭杆胡同九号（今20号）。这时的箭杆胡同已高朋满座，除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还有应陈独秀之邀来北大任教的怀宁老乡王星拱、程演生。后来的打磨厂同泰店,就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我对打磨厂同泰店兴致渐浓，著名作家徐剑先生为我推荐了侯磊老师，侯磊老师著有《北京烟树》，对北京胡同情有独钟，目前正在参与肖复兴先生文稿的整理，而肖复兴先生早年就住在打磨厂，并录制过打磨厂旧时印记的系列视频。在侯磊老师发来的文档中，我关注了一段文字：西打磨厂222号，共三进院，二进院内部有银库及戏台遗迹。据晚清《朝市丛载》报道，当时打磨厂有四家汇号，分别设在四家店面：协成乾在前门外聚泰店，义成谦在前门外公和店，存义公在前门外同泰店，志一堂在前门外太谷店，这处西打磨厂222号院落就是其中的一家。

肖复兴老师在视频中说，清末民初的打磨厂是有名的“邮政街”，北京的十家民信局，其中九家在打磨厂，曾和西河沿、鲜鱼口、大栅栏并称为“前门外四大商业街”。侯磊老师说，西打磨厂222号目前没有明确的来历，据老人回忆，这里或为聚泰店，或为公和店，或为太古店，或为同泰店。而同泰店作为陈独秀曾经的住所，那么西打磨厂222号或为《新青年》曾经的编辑部，就非乌有之说了。

冯雷博士在《寻访李大钊在北京的足迹》中写道：其实北京城里许许多多的胡同、公园都曾见证过早期革命者们的艰辛和执着，只不过他们有的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有的则渐渐沉淀在北京城市记忆的深处。而陈独秀在前门外打磨厂的足迹，却从北京城市记忆的深处朝我们一步一步走来。期待未来的打磨厂街，作为陈独秀曾经在北京的住所，不仅是创意和艺术融合的共享，更将成为一道靓丽的“京畿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