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到了，看看百年前陈独秀是怎么教育“昆仲双杰”的

陈独秀

       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首重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陈独秀的现实主义教育主张，目的是解决广大青年的世界观问题，继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氛围依然淡薄，宗教迷信笼罩民众头脑，大大阻碍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不解决好世界观的问题，其他的教育方针便无从施展。不彻底祛除民众头脑中的迷信桎梏，科学的光辉便无法照进现实。“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

       能够战胜迷信的唯有科学。“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陈氏家族是安徽安庆大族，陈独秀自己就是一位国学大师，他的孩子尤其是陈延年接受过完整的私塾教育，传统文化的底子很厚。但陈独秀并不要求子女继承“绝学”，而是要求他们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中国虽然早已引进西式学校，但在教学内容和教育理念上却依然保守落后，孔教依然霸占教育界，禁锢国人思想。“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陈独秀学贯中西，对海内外教育状况均有深入了解，所以他从日本回国之后，就把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从安庆老家接到上海，没有让他们到普通学校上学，而是直接送到法国巡捕房开设的法文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

       之所以让儿子学习法语而非其他外语，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情有独钟。他认为法兰西文明实为欧洲文明之先导，称“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法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深为陈独秀所欣赏。留法求学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也有不少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均有留法经历。

1920年，延年、乔年等离沪赴法勤工俭学

       陈延年继承了父亲过人的智商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学习上非常刻苦，不仅熟练掌握了法语，还顺利考入了震旦学校，攻读法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他又利用自己寄宿亚东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获取大量科学知识。正是由于陈延年及早地接触科学、学习科学，在主客观上都为他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继而树立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点是与陈独秀“现实主义”的教育理念分不开的。




            二     独立自主，父子同志，不相为谋

       很多人都说陈独秀在工作上“封建家长作风”很严重，但他对自己的儿子却十分“宽容”“放任”，他们不像一对父子，倒像是“冤家”。

       陈延年对父亲都是直呼其名“陈独秀”，从不称“父亲大人”，即使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也是称“独秀同志”。在工作上，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陈延年是广东区委书记。父子是上下级，但爷俩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争吵，闹得人人皆知，“父子不相为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陈独秀采取了迁就退让的做法，陈延年则始终极力反对，并不因父子关系而放弃原则斗争。当提到他父亲借口“顾全国共合作大局”时，他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老头子太糊涂了，真是老混蛋，他不相信工农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跟国民党右派做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我和老头子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陈独秀对儿子的“忤逆”毫不在意。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民众的个性解放，培养国民独立之人格。而人格独立的基础是个人经济地位的独立，只有个人经济独立才能培养起人格之独立，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陈独秀谈到国民性，常常感叹国人独立人格之缺失。“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所以，他在自己的家庭中，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非常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照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陈延年兄弟在上海家中仅住了几日，就被父亲“赶出”家门，搬到了设在亚东图书馆里的《新青年》编辑部打地铺。每个月每人只给五元钱生活费，其余一概不管。为了生存，延年、乔年两兄弟长期在街头打零工，喝凉水吃窝头，晚上就睡在编辑部的地板上，一年到头只穿一套衣服，满面菜色，以至于有人得知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子后惊愕难信。即使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两兄弟的生活水平依然如故，最困难时甚至拿黑面包蘸酱油吃。陈延年后来给自己立下“六戒”：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甚至直到牺牲，依然保持单身。这固然是一个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然，但也跟陈独秀对他自幼采取的“经济制裁”手段有联系。

       陈独秀对孩子如此“残酷”，让他周围的亲朋好友难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遭到了妻子高君曼的强烈反对。陈独秀不以为意地说：“（高君曼）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独秀对子之“不慈”，正是出于他对“民主”“独立”的理解和实践。民主的前提是独立，奴隶不可能有民主，寄生虫也不可能有民主。他对儿子的“漠视”，乃是在客观上人为地逼迫他们“自谋生路”“自创前途”，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因为他深知唯有经济之独立，方可论人格之独立，否则正如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般，虽则不满大家族的束缚而终无可奈何，因为他所要反抗的，正是他所依赖的。同时，陈独秀是一位革命家，为着革命工作的需要，也要求子女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人格与意识。“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在陈独秀这种提倡“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的理念下，难怪乎陈延年敢大骂他“老糊涂”“混蛋”。




            三     知行合一，勤工俭学，工人本色

       陈独秀提倡“职业主义”，实际上就是提倡把教育、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陈旧的“士农工商”阶层观念。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士人，鄙视生产劳动。“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这种陈腐观念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行合一，才是一名“新青年”的立身之道。

       在陈独秀“职业主义”的教育引导下，陈延年兄弟很早就已经独立生活，自给自足，并不仰仗陈独秀的接济。在北京期间，陈延年甚至还发起组织过“工读互助社”。社员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强调不劳者不得食。这一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虽最终因客观条件不允许而失败，但仍然是陈延年等人非常难得的一次社会改造实验。

旅欧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合影（前排左6为陈乔年，左8为陈延年）

       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学员们的生活都很艰苦。陈延年兄弟则对这种艰苦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比在国内的条件好多了。在繁重的学业和工作的同时，陈延年兄弟还积极参加旅欧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1922年，陈延年兄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延年还担任了该组织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并承担了机关刊物《少年》周刊的发刊人。当时《少年》周刊的办刊条件很艰苦，陈延年虽然是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撰稿人和印刷工。他每天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不停地刻写印刷《少年》所用的蜡版。

《少年》杂志

       由于长期参加劳动，陈延年无论从身体还是灵魂都早已融入工人群体，这为他日后参加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陈延年自苏联莫斯科返回祖国，经上海去广州，很快就接任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区党的工作。据曾与陈延年在一起工作过的谭天度回忆，“他身材魁梧，硕壮结实，面容粗糙而带棕色，眉毛浓黑粗大，两眼闪耀着坚毅而沉着的光辉，头发浓密乌黑，剪得很短，两手粗壮有力，穿着一身残旧的衣服鞋帽，如果事先不认识，看到他这样举止穿戴，很可能以为他是来修理房子的工人，而不会想到他是一个西洋留学生，是来领导几个省革命工作的区委书记呢！”

       陈独秀的好友、曾出席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忆道：“陈延年从不做个人打算，他的生活极其简单朴素，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他在广州和我们共同工作约近三年，还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哔叽的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迹斑斑，领袖破烂，有的同志劝他做一套衣服换一下，他付之以点头微笑，其安于破烂也如故。”

       陈延年从不以干部、领导自居，即使身为“位高权重”的大区党委书记，也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他一有空就和沈青、周文雍等同志到万福路和大南路等处的手车伕馆，和工人交朋友。他和手车伕工友一起出车，代替有病的工友拉车劳动。延年同志身材魁梧，黑红的脸膛上长满酒刺（即疙瘩），穿着工人的衣着，谁也看不出他是个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工友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老陈’，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区党委书记。”

       其实，“老陈”并不老，牺牲时还不到30岁。




            四     兽性主义，艰苦奋斗，顽强不屈

       陈独秀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兽性主义。“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可见，陈独秀的“兽性主义”教育思想明显受到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以及进化论的影响。

       救国救民，人才是关键。但纵观当日中国之国民，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身体素质，都无法满足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在陈独秀看来，当今世界的欧美日俄等列强，就如同一头头噬人的猛兽，如果以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去和他们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以羊搏虎。所以，必须以“猛兽战胜猛兽”“以野蛮战胜野蛮”。陈独秀以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为蓝本，结合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提倡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并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即“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简而言之，就是勇敢、强健、自立、率真。

       在“兽性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延年兄弟就如同是被父亲“放养”到了原始丛林中的一对羔羊，在旧社会无比残酷的环境中挣扎着存活了下来，进化出了犄角与爪牙，变成了与黑暗社会勇敢搏斗的猛士。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期间，就经常和工友们一起劳作，指导他们如何反抗伪警察的盘剥和欺压，并参与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被捕的时候，无论陈延年还是陈乔年，都是勇敢地和国民党特务搏斗，直到遍体鳞伤，力尽被执。

陈乔年

       陈独秀呼吁“兽性主义”，就是要用“兽性”来对近代中国弥漫于全社会的“奴性”“羊性”进行“矫枉过正”，恢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炎黄精神。

       陈独秀虽然推崇“兽性”，但并未放弃人性。他鼓吹兽性，是在保留人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他清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单纯发展兽性而忽视人性，则就会变成一头嗜血的战争机器，一个人如果只有兽性而无人性，则会变成一个毫无道德的自私之徒。因为动物本能是趋利避害，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兽性膨胀到了极致便是文明的倒退、人性的堕落。




            五     革命家庭，猛烈如火，平淡如水

       陈独秀对子女的关爱，不在于提供多少物质条件，而是在于循循善诱，用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父爱，为他们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1924年底，陈延年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到，郑超麟带着他去见阔别四年的父亲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正在一间石库门式房子的天井等着陈延年。我料想他们父子相见感情一定会激动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相见时很平淡，延年找了把椅子坐在陈独秀旁边”。

       陈独秀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牺牲为归宿。这样的身份与追求，使他必须舍弃小家，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那份拳拳的父爱。

       1927年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一时间，风云惨变，天地异色。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相继被捕，并遭到残忍杀害。陈独秀老来丧子，又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一系列的打击让他更加冷静地去思索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和儿子之间的父子之情才真正流露出来。当陈独秀被捕入狱后，面对蒋介石集团抛出的“橄榄枝”，陈独秀断然拒绝：“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不共戴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狱中的陈独秀兴奋地难以自已。“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将酒洒在地上。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流泪。”




（作者：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工作人员；文章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原标题为《陈独秀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