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陈独秀的名字叫仲甫，家谱名庆同，考科举名字是乾生，后来搞新文化运动才叫陈独秀，笔名实庵。他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的，到一九七九年正好一百周年。 一般说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县人也可以，实际上是安庆人。因为原来的怀宁县城在安庆市，安庆是属于怀宁县管辖的（现在怀宁县与安庆市分开了）。确切些说，应该是原怀宁县、现安庆市人。我家一直住在安庆市北现在的116医院那里，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而不是现在的怀宁县独秀山人（月山西北边一个小山叫独秀山，离安庆市有三四十里）。 我的祖父辈有四兄弟，前两个早夭折了。我的亲祖父叫陈象五，是老三，一直教书，没有中过举人，大约在父亲几岁时就死了。四祖父叫陈昔凡，中过举人，在东北辽阳、新民当过一期县官（知县）、一期州官（知府）。我父亲过继给四祖父，跟四祖父到东北读过书。我的父亲辈有两兄弟、两姊妹。伯父陈孟吉是老大，两个姑妈是老二、老三，我父亲是老四，在兄弟当中是老二。伯父陈孟吉当过廪生（科举学位，比举人小些），在东北花钱捐过一个候补官，实际没有职权，没有正式当过官。我们的兄弟姊妹共六个。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〇年去世），生了我们三兄弟（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一个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治病，死在宝隆医院）。我的继母高君曼是我亲母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一弟一妹。我弟弟叫陈鹤年或陈和年，对外又叫陈哲民，听说在浙江。 陈独秀小时候在家读私塾，由老夫子教他读“四书”。他很聪明，形式上不用功，不是呆板地读书，而是很活泼，但是读书成绩不错。他对科举考试不热心，不太愿意考科举，由于四祖父和伯父督促他读书（四祖父和伯父的诗画都不错），才在安庆考秀才（考篷在现在的安庆一中里面）。他考秀才时，伯父对祖母说，兄弟可以中秀才，母亲准备喜蛋吧！祖母说，还没考上就准备，不叫人笑话吗！结果真的考上了秀才。以后又去南京考过举人，没有考中。在满清时代，他是革命党人，在日本剪辫子，回来戴假辫子。四祖父对他也伤脑筋，又疼爱又害怕，怕他出纰漏，怕惹出事来损失家庭财产。他随四祖父去东北读书时，伯父一九〇九年在东北死了。他伴伯父的尸骨（灵柩）回到安庆。第二年九月母亲生了我。他与柏烈武（即柏文蔚）组织过岳王会（是从柏烈武的资料中知道的）。他在芜湖办过《俗话报》。他在安庆藏书楼（原法政学校，现广播器材厂那里）发表过演说，言词过激，讲得过劲，有反孔思想，有人听了害怕。他是否在安庆办过小图书馆，我没有听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孙绍侯、柏文蔚等三人当安徽省都督，我父亲当过这三任都督的秘书长（不是教育厅长），当了二年多。我的弟妹就是在这时候（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生的。以后袁世凯派了倪嗣冲来，父亲是袁的反对派，就带继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四祖母、母亲、哥哥、姐姐、伯父的两个儿子和我都留在安庆。他没有寄钱回来，因祖母有点财产，可以负担全家生活。倪嗣冲来安庆后，还抄过我家，要抓我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抓到，逮到我伯父的小儿子，因逮错了，后由地方上的人保出来了。父亲后来干什么，我不知道。直到1933年他关在南京第一监狱时，我才在每年寒暑假去监狱看过他。 陈独秀将近四十岁时，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搞新文化运动。他写的文章书籍，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家出版商叫汪孟邹（汪原放是他的侄子），是安徽人。胡适、高一涵也是安徽人，他们的文章和书（如《胡适文存》）也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汪某与我父亲关系很好。我姐姐一九二八年去上海病死，就是由汪某料理丧事的。 父亲被捕过几次，就是在我小时、“五四”运动时和蒋介石统治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逮捕他，记者访问他时，问他找不找律师，他说没有钱，要义务律师。但没有人干。法庭审判他时，有些朋友帮忙，将他的供词改了，对他有利，但他签字时又改正过来。后来柏烈武曾对我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了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判了他十三年徒刑。他开始上诉还让登报，以后就不让登了。章士钊曾替他辩护说，不能判“危害民国罪”，因为改良政治不等于危害民国，如果改良政治是危害民国，那孙中山当初不是改良政治吗？我父亲还不满意，说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不能代表他。后来章士钊给他写个条幅，劝他晚年多看书。他在南京狱中开始受优待，住单间房，有人要会见他，他说会就会，也不要登记。彭述之与他同时被捕。因为他们有活动，看守就严了。有人要见他就要在收发处登记，说明与他是什么关系，要典狱长批准。我父亲在被捕前还有个老婆，是个工人，很年轻，名叫潘丽珍，到他被捕时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潘丽珍经常去监狱看他，一直到武汉、重庆、江津都跟他，到他死后才改嫁。现在不知她还在不在。他在牢里还有许多人找他写字，因为他随四祖父去杭州朋友处（满人、浙江巡抚叫曾子固）玩时，玩几个月，练过字，书法不错。但许多人找他写字不是欣赏他的字，而是要他写的名字“陈独秀”。因他有名气。他给看守的人也写了不少字，有的看守人员还拿他的字去卖钱，他就不写了。以后给他减刑为八年。他说到了八年，他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不愿办手续就出不去。蒋介石抓他，是因为他虽然是托派，但还要骂蒋，骂蒋、宋、孔、陈“四大菩”，而他们是不能骂的，要骂还得有艺术才行。蒋介石不杀他，是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西安事变后，有人去看他，说蒋介石同意了几个条件，主要是同意抗战和释放政治犯。他说：“同意抗战，蒋介石会答应的，他不是早就说正在积极准备抗战吗？他会拖的。他现在同意释放政治犯，也会拖的”（就是他还不相信蒋）。他在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统而不战，这时才认识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他是作为政治犯被释放的。释放以后，他到汉口住了将近一年（住在老租界里）。在汉口发表过演说，听的人很多。一九三八年初夏安庆快沦陷时，我与爱人、大女孩、四祖母等人一道去汉口找他。我在汉口看到湖北小报上登了他一篇文章，说延安共产党那边叫他去，他在文章中表示不愿意去。当时，延安与武汉两方面都在争夺青年。我们到汉口不久，就乘船到宜昌，再找人乘船去重庆。我父亲与姑妈后走，从汉口乘船直达重庆。我们到重庆不久，他们也到了。他在重庆住了两三个月（住在石柏街一个公司代理人家里），又到江津县城住了不到一年，就到离县城三十里的乡下鹤山坪一个姓杨的老进士家（进士不在了）去住了。原因是他在重庆看到杨进士的一本书，问到是谁后，经本地人介绍就去了。那里很清静，对他的高血压病有好处。我到重庆不久，就到江津国立九中（在江南，县城在江北，鹤山坪也在江北）搞总务工作，也代一点课，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他在江津没干什么事，就是搞文字学注释，从坐牢开始到去世以前，都注释文字学。他在江津时想发表文章，拿稿费生活，但重庆不登他的。他就靠老北大的人以同学会名义给他生活费。他最后写的两篇文章是《论世界大战》和《再论世界大战》，登在《大公报》上。潘赞化与他很熟，是好朋友。潘在江津的国立九中（安徽人多）当总务主任时，说他不行了，没有英雄气概了，儿女情长（讲房子等事，过去是不谈的），英雄气短，过不了两三年了。果然，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几号患高血压病死了。他的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编四角号码字典的），但没有出版。一九四七年，我把父亲的棺材、墓迁回到安庆北关，葬在现卫东公社林业大队（离市内二十里），有块墓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现在已经没有碑了（文革中林业大队种树毁了）。 中国科技大学 刘禄开、李永堂 记录整理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〇年第一辑（总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5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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