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29日凌晨,我从汉口来到安庆,张君同志(现已辞世,我至今还怀念这位纯朴正直热心于陈独秀研究的女同志)接我到一家宾馆住宿。我这次来的目的之一是访问陈松年先生,但万没想到第二天的上午,陈先生就来宾馆看我,使我既惊喜又措手不及。那时我对陈独秀尚知之甚少,因此在访问时,提问题也提不到点子上,甚至连记录纸都没准备,陈先生就谈起来了。我临时记在带在身上的一个豆腐干大的小本子上,心想以后反正还会再来的,那时再详谈细说。可没想到等我第二次去安庆时,陈先生已住进了合肥医院。我在研究陈独秀的过程中,因为自己没抓紧时间,发生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憾事,没能再次访问先生是其中之一大憾事,现仅将陈先生的那次谈话记录略加整理披露于下: 他离家后,家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我知道有这个老子,他也知道有我这个儿子。我第一次(1933年)见到他是在南京的监狱。当时我禁不住哭了,他狠狠地说:“没出息!”这是我记得的父亲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我看到父亲的黑眼珠特别亮,发牌气时更亮。 狱室的外面是个小院子,有五、六平方米,是看守待的地方。可以种些小花。他的房间有七、八平方米。探访他的人,由看守先拿名片递给他,问他会不会?他说会就会,他说不会就不会。也不办什么手续。后来紧了,探访的人一定要先生在本上登记什么关系,而且要等里面的客人出来才可进去。上午去的,可以待到下午,但不能过五点。他在狱可以看书看报。墙上挂有章士钊给他写的条幅。我说减刑不错,他哈哈大笑,他反应很快,不管高兴不高兴。说:“我要出去,很快就可以出去;不出去,八年十年也出不去。”他个性率直,不转弯,不像个知识份子。 午餐,两菜一汤,他只要一个连菜的汤。有胃病吃的是黑面包,吸雪加烟。吃东西狼吞虎咽,不像个文人,像个大老粗,更不像有胃病的人。 在重庆住院看病,讲是心脏扩大,最后还是高血压病死的。他去世时,我在边上,打最后一针时,医生明知没用还在打,医生的手在发抖。邓仲纯一直在旁边。 埋葬时,段锡朋先说不来,后来请示蒋介石后,来了,余飞等四人来了,向遗体行礼,还放了些鞭炮。那时我在国立九中当教员。父亲至死没向我提任何要求。 我母亲既不怨丈夫,也不怨儿子。她识些字。 君曼在南京东厂街,住乾打雷草屋,带着两个孩子。高语罕说潘兰珍不错,直到陈被捕才知道他就是陈独秀,可一直跟他。 濮清泉的母亲与我的祖母是姊妹。 2008年4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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