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会研究陈独秀的？近来还有朋友这样问。不过前后问的人的语气却大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间的人一脸的惊讶，并带有几分关怀和责备的心情：你研究什么不行啊！为什么独独研究他呢？你不是写过关于李大钊的文章吗？为什么不继续呢？到了20世纪末尾，我的朋友满脸笑容，还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当初怎么会决定研究陈独秀呐？”现在我来答复我的朋友们，并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尤其要感谢那些自始支持我的朋友们。 一、第一次读陈独秀写的书 我第一次读陈独秀写的书是在1961年下半年，那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还没完全过去，肚子有时还会咕咕叫，虽然三面红旗还挂在嘴边，但政治运动已经停止了，会议随即减少了，能让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读书的时间有了。在这半年里，我读了《蔡元培选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一、二集）、《李大钊选集》。所谓读，也就是一般地浏览而已，并不求甚解，更没想要研究他们中的哪一个，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比较安定的生活能持续多久，也不相信能持久。在阅读中，四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独秀。他文笔酣畅犀利，恍惚感到有一股催人奋起的力量。打开《独秀文存》，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六条中的第一条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对于这一条，我没有读懂，不理解对于作为一个人有多么地重要，也更不理解这一条对于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要实行全面现代化的改革事业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自然我也没有将这一条作为自己思想行动的指针。若当时真的理解了，并身体力行的话，那“文化大革命”非要彻底革掉我的命不可。鲁迅说：中国历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现在想来“文革”的十年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不过开卷有益，那四个人的书使我较多地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产生了一问题：五四时期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陈独秀？由他首倡科学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他是何许人也？这问题当时在脑子里一闪而过，并没追根究底。因为读完这几本书以后不久，我就到农村搞“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那四个都远远地抛在我脑后了。等我知道胡适称赞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时那已是80年代初的事，这时我已近耳顺之年了。 二、第一篇介绍陈独秀的文章 时过境迁，人亡政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想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十年大倒退结束了。 1978年夏，工厂的师傅为我开了欢送会，欢送我回到刚刚恢复的原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此结束了下放八年的工厂生活。年底，中共举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从此结束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全国各行各业开始出现一派新气象，从这时起我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研究者。在这之前，我常常不务正业，时而被指向东，时而又被转向西，时不时地被吆喝着叱责着。现在开始能静下心来，自由地读书和思考了。 大约是1979年末，安徽大学的两位新朋友沈寂、陈善学（现在都是老朋友了）约我参加《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预定由人民出版），还说这是两家历史研究所和三家大学的一些同志的协作项目，由我负责第三卷，即1921年—1927年8月这一时段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没多久人民出版社汇来100元的资料搜集费。在这之前，我写过两篇关于李大钊的文章，现有朋友盛情相约，我便立即投入新的工作。可见我开始涉足于陈独秀研究并没有雄心壮志，倒是觉着自己进入晚年，力能所及地做点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也很好。 我生性愚钝，也没经验，没想过搜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会遇到什么险阻和困难，更没预料到研究陈独秀竟然成为我晚年的主要工作。 不过想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参加这个庞大的项目，使我想起了傅斯年说过的一句话：“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为所谓“出货”的“出”是指研究者对“材料”进行研究的过程。所谓“货”是研究者经研究后所形成的自己的见解或观点，总之有材料才可能出货。没材料要出货，那岂非无米之炊，尽说空话、套话、骗人的假话。当然有材料自己也未必一定能出货，那也没关系，自己不能出，可让别人出。这就是我当时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的主要想法和目的，丝毫没有想到像后来有人说的要为陈独秀翻什么案，因为当时我并不全知道陈独秀受到什么冤假错案，因而也没预料到做这项工作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和风险。 我和本所张统摸等三位同志搜集1921至1927年的资料时，也附带搜集这个时段之前及之后的有关陈独秀的资料，而且进展很快。1980年，我独自撰写了《陈独秀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民主思想》一文，投给了《光明日报》，过了半年多经我催索，原稿退回来了，并附有编辑的短信，说：我们决定发，但中宣部要我们不发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我看到这行字，心里猛的咯噔一下，为什么不让发？ 这篇文章是仅就当时见到的资料草就的，介绍陈独秀于1903年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安庆，举行了当地历史上第一次群众大会—爱国演说会，发动拒俄运动，反抗沙皇俄国侵占东北，后遭通缉逃到上海，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后该报停刊，陈独秀又回到安庆、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启发民智、普及科学知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为目的。1905年夏，他创立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并任会长。在上述这些革命活动中，尤以《安徽俗话报》影响较大。陈独秀在该报以“三爱”作笔名写了许多篇流利酣畅、脍炙人口的白话文。谈政治，反对君权，提倡民权；论经济，开矿务，修铁路提倡民族工业。说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反对迷信、恶俗、改革戏曲，开通新风气；提倡国语教育，推广普通话，有利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众多的论述既显示了陈独秀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又有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反侵略，反专制拯救中华。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不只是文中所写到的那些，有些事当时尚不知晓或知之不详，比如他曾参加暗杀团，同杨笃生、蔡元培试制炸药，与吴樾密谋行刺清政府出洋孜察宪政的五大臣，任教于安徽公学，培养革命志士等等事迹，这篇文章占有的资料虽不够详尽，但也已消除了我在上文所说的疑问：五四时期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陈独秀来？原来，辛亥时期他是安徽地区的革命领袖。胡适称誉他为老革命党，实当之无愧。就是这样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所写的事距中共成立有近二十年之久，竟然触犯“天条”，不让发表，我心中不免郁闷，但也并不想问个究竟，问也没用总之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了。同时我抱着试探的侥幸心里将这篇东西送到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编辑部，没想到1981年第5期就发表了。 这篇文章很快地被发表，一方面冲淡了我的疑虑：还让不让研究陈独秀？同时也使我切身感受到所谓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各行各业的掌权者的思想认识上不可能整齐画一的，拥护的、反对的、将信将疑的都有，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毕竟是改革开放，那种“一句顶一万句”、动辄得咎、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陈独秀研究正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一种实践。我这样一想心情平静了不少。 三、《汇编》胎死腹中《著作选》终于诞生 1983年上半年，《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第三卷（1921—1927年8月）初稿完成，约20万字。这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同志、同事、学生、学者以及当时他的论敌和反对他的当权者，对他的记述或评论。可以想见，这许多人的评论自然是各说各的褒贬不一，即使同一个人在前后不同的年代因时过境迁对他的评论也不同一，有的且相反。我们对所有这些评论一概全文照录，不作删改，为的是保存资料，供研究者使用。就是这样一部纯资料性书稿，正当我们在努力修订补充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4年3月16日发出了《关于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问题的通知》。一个月后，我们被正式告知《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不能出版。接着由人民出版社汇来198.01元，这大概是赔偿费吧！我面对这张取款单久久地发呆。从此这部书稿像是一个未出世的婴儿闷死在了娘的肚子里。我们既愤慨又无奈。 在这件不幸之事发生的前后，还连带发生了好几件类似的事。例如，我和一位同事合作撰写《论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前后的政治态度》（第四次是指1932年10月的一次）。这篇文章主要论述当南方红军一天天壮大的时候，特别是当九·ー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之时，陈独秀虽然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主张与中共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文章定稿后，与我合作的那位同事既对该文表示赞同，却又拒绝与我合署。对这种令人费解的态度一当我想到中宣部那个《通知》时便完全明白了，他怕担风险。我只好独自署名，并先后投至三家刊物都被退回了，最后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革命史资料丛刊》1986年第1期。又如，我根据二十年代中共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档案资料撰写了《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文（发表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4期），评定陈独秀是这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当我院举行学术成果评奖活动时，有位领导竟然凭借中宣部的那个《通知》要剥夺我这篇文章参加评奖的权利，说：“这种文章还送来评奖！”有位好心的领导劝我撤回这篇文章，改送一篇关于李大钊的文章。这使我万分惊异。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不能眼开眼闭、唯唯诺诺，我拒绝了这位好心的领导。为维护我的权利，据理力争；我在会上反复中说：一、我没有“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我的文章是学术性，不是宣传品，是根据会议的原始纪录写成的（这部份档案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公开出版），是如实地评价陈独秀；二、即使是宣传品也没有“不妥当”地拔高谁贬低谁；三、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但不能无故剥夺我参加评奖的权利。对死去40多年的人还不许评论，那还谈什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会上，有些人不表态；有人支持我，我记忆犹深的是已故唐振常先生，他仗义直言，拍案而起。在这种情况下，有朋友劝我换个研究项目。说文章不能发表，书稿不能出版，换个项目不行嘛，为什么非研究他不可呢？这时我却已欲罢不能了，婉谢朋友的劝告，我已被陈独秀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地吸引，我敬他一生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人在中国太少了，中国太需要有这种精神的人。 我那篇文章最后被评为“科研成果奖”。事后过了很久，我听说当时在评奖委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且相持不下，最后是在院党委顾问陈修良同志的支持之下，才得以通过的。这件事的结果再次告诉我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流，虽然有时乍暖又寒，但终归是曲折前进的。改革开放是我多年来研究陈独秀的基本条件，而对陈独秀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坚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个人的一篇文章能不能参加评奖，如果仅就得不得奖而言实在是无足挂齿的，然而《陈独秀著作选》却是为众多的研究陈独秀的学者编纂的，而且上海人民出版社已于1984年出版了第二卷（至“五四”前）。现在《汇编》已被打入冷宫，连带《著作选》的第二、三卷是否继续编下去也成了问题。出版社的同志感到为难，我们也有些犹豫。但当我们想到萧克将军在1981年中共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以前时期，而且应该包括搞托陈取消派时期……” 我们的信心增强了。我们相信《著作选》的第二、三两卷总有一天会面世的，已经开始的工作不能完全放掉，应坚持下去。终于又过了9年，到1993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二、三卷一齐和大家见面了。这时我和张统摸虽然已先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顾以往却不禁欣慰。这些年来研究陈独秀的学者越来越多，使用这部书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说我们对陈独秀研究有所贡献的话，那首先就是这部三卷本的《陈独秀著作选》。 四、《传》与《大传》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两人帮。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老人更需要帮助了。这里我必得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它的政治编辑室编审郝盛潮、陆宗寅等同志。大约是1982年的下半年，他们组织京、津、沪三地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革命史丛书编委会”，主任是李新，委员有孙思白、彭明、魏宏运、陈旭麓等。鄙人录列其间，实不胜惶恐。1983年6月20日，部分编委座谈，商定由我撰写早期（即八七会议前）陈独秀。为什么首先要写陈独秀？因为他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开创性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因此就不能不注意到传统观念的阻力，所以只写他的早期，避开后期的开除出党和托派问题，即所谓“叛徒”、“反革命”等问题。至于早期这部书稿叫什么书名，大家谈笑之间说叫“传”罢，人家说你为叛徒树碑立传；那就乾脆叫陈独秀其人吧！今天来谈这些都是笑话了，可在当时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的心态，既能如实地进行研究，又想方设法减少阻力，以利工 作的开展。 同年8月9日，郝盛潮由京返沪，电话告我：他在京时，李新同他商定，陈独秀一书以1927年为界分前后两段，分别由我和唐宝林撰写。我表示完全同意。10月25日至27日，《丛书》编委在沪开会。李新说：陈独秀传可暂缓，先写现代发生在上海的大事件，如一二·八、五卅运动等。陈独秀传可以出版，但不应该是《丛书》的第一本。这时已临近五卅运动60周纪念之前，不久由我和张铨合作撰写的《五卅运动简史》作为《丛书》的第一本著作出版。至于《陈独秀传》却迟至1989年才出版。李新用心之良苦可见。我絮叨这些琐事主要是想说明李新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对《陈独秀传》的出版所持的一种既积极又稳妥、既坚决又不莽撞的态度，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赞许不已。 《陈独秀传》上卷《从秀才到总书记》是我的作品；下卷《从总书记到反对派》是唐宝林先生的大作，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两年后我离休了。又过了8年，即1999年《陈独秀大传》出版，这是我独自撰写的。这里我想附带说说《大传》的由来。我在《大传》的《后记》里已经说过的，不再重复，不过那并非是《大传的直接成因》。因为依我的本意并不想写什么大传，因为《陈独秀传》确已经有了。当初我写完他的后半生将原稿题名《从囚徒到山民》。“囚徒”，指他在1932年10月被捕坐牢，直到1937年8月才走出牢房，做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囚犯”；“山民”，指他晚年流落到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四川江津鹤山坪，而且他还有一颗心爱的印章“独秀山民”。总之是可以单独成书的。当我在写作《从囚徒到山民》的时候，有位同行写信给我，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说：有人要他写陈独秀传，他不打算写，因为已经有陈传了。言外之意似是也劝我不要写。当时我没有注意这意见，因为我并没有写一部完整的陈传的打算，原因也是陈传已经有了。再说像陈独秀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多种子本传记也是需要的。据说拿破伦有两百多种传记。总之，我那时并没有注意这封信。不料当《从囚徒到山民》书稿投至上海人民出版社时，该社领导和郝盛潮、陆宗寅等都认为这部书稿应当与《陈独秀传》上卷相衔接，合并成一部著作，我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是《陈独秀大传》的直接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在晚年还如此这般执著咀嚼这只苦果，是什么吸引着我不肯撒手？有朋友写信对我说：研究陈独秀就是为了替他翻案平反。我不这样认为，这至少不是研究的全部目的。陈独秀确实蒙受着极大的羞辱和冤屈，凡是对他稍有了解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不例外，且心中愤愤不平。但平反毕竟是组织上的事，不是学者的分内事。学者的职责是真实地再现他的风貌，如实地评述他的生平事迹。为了这个目的，我在写作时常警惕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唯恐受到影响而失公允，我主观上是这样努力的，但真正做到“爱能知其丑，憎能知其美”是不容易的。 说到陈独秀的风貌和生平事迹，最引我入胜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那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崎岖险阻传奇般地人生经历；他那不畏强暴、不避艰难险恶的大无畏气概；他那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不断探索前进的革命精神；他那刚烈狷急的性情，坦荡的胸怀，表里如一。正如蔡元培所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① 他的“人格之美”既体现在他的轰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之中，也蕴含在他默默地受苦受难之时；既显现于他在大风大浪的搏击之中，也隐匿在他孤苦潦倒、贫病交迫的晚年生活里。他的人格同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如水乳交融般地密不可分。 我常常觉着在中国，在有着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像陈独秀这样一生坚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的人太少太少了，中国太需要有这种精神的人了。我敬仰他的人格和精神。这就是我不肯罢手的主要原因。 注：① 刘太希：《苏曼殊与陈独秀》，载《太希诗文丛稿》第55页。 （任建树：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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