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兄弟

滚滚长江东逝流，浪淘尽无数英雄！

    长江下游北岸有座历史名城——安庆。

    安庆临江的镇海门内有一所官宦人家的院落。正门是中式明清建筑，两扇黑漆大门，嵌铜门环。院内是西式水磨青砖的两层楼房。住在这幢楼上可以“推窗俯视千帆影，卧枕静听江流声”。

    这幢楼房里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兄长陈延年，弟弟陈乔年都是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一席的烈士。他们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延年生于清光绪24年(1898年), 乔年生于光绪28年(1902年)。陈氏兄弟出生的年代，正是光绪皇帝“百日维新”失败，老佛爷慈禧重操大政的黑暗时代，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纷纷订立的屈辱时代。

    陈氏兄弟幼年时代，是在“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下，受着严格的封建私熟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读到四书五经，国学基础是很深的。

延年长的黑壮，气宇深沉，不苟言笑，乔年皮肤白皙，身材瘦削，活泼天真，谈笑自如。兄弟俩自幼亲密无间，志趣相投，革命志向和生活道路几乎是同一轨迹的。

19l 3年，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勷助都督柏文蔚举兵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柏、陈逃亡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执政安徽。派兵抄了陈独秀的家，扬言要斩草除根。陈氏兄弟接到亲友报信，在一个月牙西挂，晨曦朦朦的早晨逃出安庆避难。这是他们第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波。从此，在他们幼年的心灵上种下了反对军阀统治的火苗。 

1 91 5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延年、乔年被接到上海读书。开始兄弟俩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后众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

    陈氏兄弟在上海的四年里，经历了震撼全球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陈氏兄弟并未受到父亲的影响，却信仰了无政府主义。他们相信一切权力都是“屠杀人类智慧与

心灵的罪恶”，还参加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刊物《进化》的出版发行工作。延年曾以“人”为笔名在《进化》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现点。他们拥护‘五四”爱国运动。陈独秀因领导“五四”运动在北平被捕，消息传到陈氏兄弟时，延年说：“既作不怕，怕则不作。这次学潮舍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在上海兄弟俩毫无恐惧之色，决心与军阀斗争到底，表示即使“进了黑屋子、上了断头台”也在所不惜。

 陈氏兄弟在上海时．在政治观点上与陈独秀泾渭分流，而在生活道路的观点上却是父子一致的，陈独秀不让他们住在家里，把他们托寄于四马路亚东图书馆，也就是《新青年》的发行所内。食则大炊饼，饮则自来水，一面读书、一面谋生自给，晚上打开铺卷睡在地板上。

亲戚朋友见此情形，多次劝陈独秀把他们安排好一些。陈总是回答朋友们说：“少年人生，白创前途，才是培养子弟的好办法。”，继母高君曼多次要把他们接回家中居住，以尽其责。独秀斥之为“妇人主见”。祖母谢氏亲自到上海，见到俩个孙子过着极其艰苦妁生活，十分心痛．答应负责供给一切读书及生活费用。兄弟俩答曰，要与封建家庭决裂。坚持不愿享受别人的恩赐。在学业上，他们本着苟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去不断学习、追求、探索新的知识、新的真理，在生活上本着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不改乐的精神去切磋琢磨锻炼自己。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1919年冬，按照传统习俗，正是辞旧迎新，万家团圆，忙着过年的时候，陈氏兄弟弃家离国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2月3日，到达法国巴黎。在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下，他们进入了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雍斯学校，一面读书，一面做工。

 1921年7月，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也就在这一年，陈氏兄弟在人生道路上发生大转折。他们从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三次重大斗争中，逐步认清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动面目，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摒弃了无政府主义．特向了科学共产主义。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三次斗争是：第一次，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华法教育全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千余名远离祖国的青年陷入勤工无路、俭学无门的困境，于1921年2月28日，发动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第二次，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反对中法秘密借款，于6月，发动了“拒款”斗争；第三次，为了争取解决求学问题，于9月，发动了勤工俭学学生占领中法大学的斗争。这三次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头吴稚晖、李石曾等都是站在学生的对立面，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和中国驻法公使馆对学生加以迫害。而共产主义者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等则是领导这三次斗争的中坚分子。

 1922年6月，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广场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8月，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介绍，陈氏兄弟和赵世炎、王若飞、肖三等同时加入了法国共产竞。

 1923年，中共中央正式承认旅欧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国共产党的中国学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批准成立中共旅欧支部，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均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这期间、陈氏兄弟结识了一批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回国后，这些人都成了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

 1923年初，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的指示信，要他们派一批党员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陈氏兄弟在被派之列，于3月18日．由法国动身，4月中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陈氏兄弟到了莫斯科，亲眼看到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一切都足新鲜的。为了把中国也能改造成为苏联式的崭新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埋下头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924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领导和发动了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人民大革命由南向北开展起来。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莫斯科调一批干部回国参加大革命。延年于10月初回到广州，开始负责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12月，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调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后，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乔年回到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互作，李大钊任区委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乔年任组织部长。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当时处于重要地位，中共广东区委的许多决策对全国响影很大，为了扫清在广东的反动军阀势力，延年十分注意组织领导武装互作。1924年10月，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组成“工军团”和“农民自卫军”配合革命军镇压了陈廉伯、陈恭受的东州商团叛乱。L925年2月，广东区委积极支援第一次东征，发表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宣言。由于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奋勇参战，两个月内就消灭了广东东部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6月，延年又指挥黄埔军校学生军回师消灭刘震寰、杨希闵滇桂军阀的叛变。这些武装斗争的胜利，对促进广州国民革政权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共产党的声威在广东大振，工农群众的声威在广东大振，陈延年的名声也随之大振。

 北京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当时是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中共北方区委任务艰巨，举足轻重影响全国，在李大钊领导下，乔年积极参加了国民议会运动，与冯玉祥建立了密切的统一战线，支持孙中山与直、奉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进行坚决的斗争。1925年3月1 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李大钊、陈乔年等发动1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5月3 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5月31日晚，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开会，决定6月2日举行声援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示威大会。区委派邓中夏、杨匏安、杨殷到香港会同苏兆征发动香港工人大罢工。派刘尔嵩、李森在沙面发动罢工，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开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有力地声援了上海工人，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也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场大罢工中，延年夜以继日的工作，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并指挥了6月2 3日在广州举行的十万人反帝大示威游行。乔年在北京先后组织并参加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冲破了北洋军阀极其严密的反动控制，支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

 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非常重视农民运动，在区委领导下设立了农运部，彭湃、阮啸仙负责农运部工作。经延年主持决定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共办六期讲习班，为广东和全国各地训练了700余名农运骨干．讲习班先后由彭湃、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主办。延年对每期招生计划、训练内容及学员分配都亲自过问，还到讲习班授过课。

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时．组织并参加了1925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万群众冲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接着又发动了三次反日讨张(张作霖)国民示威大会，1926年1月2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四万人参加的反英讨吴（吴佩孚）大会。在这些重大斗争中，李大钊、瞿秋白对乔年这个青年人的高度革命原则性和非凡的组织才能评价很高。

 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十分注意统战工作。他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疑等过往密切，合作融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柳亚子，因受右派排挤，一度称病住大沙头颐养院疗养。延年派区委机关工作人员饶卫华常去看望，柳深感动。对国民党右  派的种种勾结帝国主义和各系军阀出卖革命的反革命行径，他则疾恶如仇，坚决揭露，组织党内外同志去和他们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时，延年曾和周恩来、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商讨，打算在国民党“二大”召开时，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打击西山会议派头子戴季陶．制止新右派势力的抬头，这个建议报告中共中央，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反对。在开会时，张国焘代表中央强迫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让步妥协。由此，酿出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由蒋介石操纵策划的破坏统一战线，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分裂革命队伍的恶果，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评广东区委过“左”、“轻单妄动”。“中山舰事件”后，延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要组织力量去反击，而陈独秀却指示广东区委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在革命处于紧要关头，陈氏父子在这原则问题上意见往往对立。延年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炮击我沽口炮台。事后，又串通英、美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共北京区委于3月14日在北京举行30万人参加的大示威，提出驳复  “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3月18日，由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发起10万人参加的天安门前集会。会后，又组织请愿团，要求北京执政当局“驳牒”，“驱使”。段祺瑞反动政府不支持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反而派军警阻止群众的请愿。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东辕门，军警对请愿团大开杀戒，造成震惊中外的北京“3·18”惨案。此时．乔年正走在请愿团的前列指挥队伍。在搏斗中，乔年遭敌警刀刺胸部。他忍痛继续指挥队伍撤退，直到请愿团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乔年在北京区委工作期间，往往白天奔忙一天，晚上还要为机关报《政治生活》写文章，为党的训练班写讲稿。他举止言谈又风趣、又活跃。在深夜要作时，他几名句话就能把周围人的睡意驱走，大家都乐意同他在一起工作。

 1926年7月，革命军出师北伐。延年更是日夜奔忙，他号召北伐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作英勇战斗和爱护人民的模范。他布置广东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北伐的重要意义，以鼓舞士气。他亲自组织3000多名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为北伐军的运输队。他还选派一大批共产党员到北伐军中去作政治工作。

 延年在广东区委工作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到1926年7月，广东地区已发展党员4200余人， 广州市内建立了几十个支部，广东省几个地区和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党委，广东区委管辖的广西、闽西、香港也都建立了党组织。在广东区委工作期间，延年对工作极端负责，生活上却一贯俭朴。他的办公室内只有一张条桌、一把旧藤椅和一个旧书架，卧室只有一副铺板、一条竹席和一条薄被。每月领最低的生活费，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从不顾及婚姻家庭问题。他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认真自贵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

神州大地恸悲歌，英雄浩气壮山河

 1927年，上海“4·12”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集团叛变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在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延年被派往上海工作，四月中旬，他从武汉秘密来到血迹斑斑、阴阴森森的浦江岸边城市。受中共中央委托，他与周恩来、李立三等为上海特务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4·12”反革命事变后的应变事宜，针对当时政治形势，周恩来起草了《致党中央意见书》，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批评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主印东征讨伐蒋介石的正确主张。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等都在意见书上签了名。可惜，这个正确主张，被陈独秀等否决，以致丧失了最后挽救大革命失败的时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年以浙江区委书记的职务被选为“五大”代表。因上海工作紧张，未能出席大会，会上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乔年以北方区委的代表资格，参加了“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延年在上海工作期间．是革命处于最危险、最复杂、最艰苦的岁月。党和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对外联络中断，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惨遭杀害，意志薄弱的人宣布退党或脱党，更可恨的是一批革命的叛徒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鹰犬，对党的威胁最为严重。

面对这种形势，延年不顾疲劳，日夜工作，每天都冒着风险去联系失散的同志，找他们谈话，秘密地恢复重建党和工会组织，同时，也要去与国民党左派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联络，以便恢复反蒋联合阵线，在“4·12”事变后的两个月中，延年没有吃过一顿正规饭，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而工作却做的非常出色，在短短时间里，恢复了一批秘密的党和工会组织．在黑暗中为上海带来一线曙光。6月，中央决定撤销浙江区委，成立江苏省委。2 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丰里10 4号开会时，王若飞传达中央决定，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进行中，接到报告．党内一交通员被捕，王若飞宣布立即散会。下午1时，延年因担心省委机关安全，又同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韩步先到机关探视情况，突然被军警包围。延年、伯和为掩护其他同志撒离，用桌椅板凳与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逮捕。

 延年被捕后，化名陈友生，自称是被雇用的茶房。敌人并未认出他的真实身份。党组织经过济难会的营救，本可以得到释放。但因陈独秀的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政治上糊涂，他出面托胡适营救延年，胡写信给坚决反共的吴稚晖出面疏通，吴得知这次捕人中有延年在数，遂致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贺之至……”。杨虎本不知已捕延年，接信后，加紧审问。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叛变，出面当堂对证，延年身份暴露。敌人用尽酷刑，威逼延年交待上海党组织情况。延年视死如归、坚贞不屈。7月4日．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龙华。

“4·1 2”事变后，乔年在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调任中共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中他来到上海。1928年2月2 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时．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乔年等十一人被捕。

6月6日，乔年牺牲于龙华枫林桥畔。

陈氏兄弟同生安庆，共死龙华，匆匆一生，功表中华。

龙华、龙华，这鲜血浇灌的龙华。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正激励着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千军万马！

                 注：      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安庆电视台拍陈氏兄弟专题片，约写的旁白白词

    撰稿：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 李银德

                  陈氏兄弟(镜头画面)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巴黎、莫斯科叠印陈氏兄弟头像。

    安庆(定格)推出宇幕《陈氏兄弟》

    安庆南水关陈独秀旧居遣址

    安庆江岸。岸边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可见推销“洋货”的广告。

残缺剥落的江岸护堤被江浪一块块的吞蚀。苦力们驮着、抬着笨重的物资上船。

    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画像。

    慈禧执政、谭嗣同赴刑场。(资料剪接)

    陈氏兄弟读书处旧址。孔夫子牌位、各种古版书籍。

    晨曦蒙中，江岸苇  中，停一叶小舟起槁顺江流去。

    上海《新青年》出版社的旧址(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旧址)。

    上海复旦大学旧址。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资料剪接)。

    陈延年办的《进化》杂志(上海图书馆存)。

    陈氏兄弟在上海做工(开天辟地中资料)。

春节。家家户户贴门封，放鞭炮、吃年饭。

    上海外轮码头旧址，吴淞口一艘外轮远远地离去。

    陈氏兄弟在巴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种版本的马克思著作。

    陈氏兄弟在巴黎勤工俭学的同伴谈在法国三次斗争的经过。

(如中央负责同志难约，又约上海郑超麟)。

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文献资料。周恩来选集及周恩来传中关于于勤工俭学的文字引述。

陈氏兄弟交结过的中共领导人头像。

陈氏兄弟在莫斯科学习的同伴谈在莫学习经过。

 第—次国共合作的中共中央决议文献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文献。

 孙中山头像。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名单(文献摘引)。

 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旧址。

       中共广东区委形式的决议、文件等文献资料。

 北京。中共北方区委旧址。

 广州镇压商团。与商团作战的旧址。当时的报纸报道。

第一次东征旧址。当时报纸关于东征的报道。黄埔军校旧址及军校学生照片。

 1925年孙中山逝世。(资料剪接)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资料剪接)

 广东省港大罢工旧址，报纸报道、照片等资料。

 北京支持“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经过的旧址，报纸报道及照片。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及资料照片等，广州讲习所学员名单。

北京“首都革命”活动旧址及报道。

  广州，国民党“二大”会议旧址，“二大”会议决议文献。国民党左派人物头像。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文献资料。

 北京“3·1 8”惨案旧址，报纸报道。鲁迅纪念刘和珍文章(刘是请愿团中牺牲的女学生)。

 北伐年誓师大会。(资料剪接)北伐军进军。

 广东省组织史稿中有关1926年的党员统计表及党组织序列表。

1927年，上海“4·12”及革命事变。(有大量的资料可供剪接)全国各地白色恐怖(资料剪接)

 周恩来选集中《致党中央意见书》

 中共“五大”旧址(武汉)。中共“五大”文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名单。

 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上海北四川路底施交路恒丰里104号)。

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北成都路剌绣女校)。

 上海龙华革命烈±公墓。

陈独秀对抗日战争的观点和态度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  李银德

 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从狱中出来后，失群落孤．贫病交加，    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曾以高官厚禄拉他参加政府工作，遭之拒    绝，共产党曾以作个检讨，声明退出托派为条件，劝其回党工作，未被接受，如果去当汉奸．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只需一纸声明，也会得到重用，而铮铮铁骨的陈独秀，不惧政治孤立所压，不畏经济困难所追，不为身体病弱所羁，为了坚持真理，追求民主，毅然走向民众抗日之路。考察一下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轨迹、行踪活动，可以看出，他不愧是一位真正的民族精英、爱国志士、抗日名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影响，远不及“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代，但也并非默默无闻，不肖一顾。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    大规模进功的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    民族抗战。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发表解决“芦沟桥事变”办法的谈话，主张抗战，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七·七’事变，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内各种政治矛盾皆为抗日所冲淡。中日之间侵略反侵略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国内民主势力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履行释放政治犯的条款。陈独秀在这种形势下才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陈独秀，于9月9日由南京乘轮船到达武汉。在船上，陈独秀即拟定了几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在到武昌住下后，10月2日，便写成第一篇文章《从第一双十到廿六双十》，向社会各界表明他对抗日的态度，10月6日，应邀到武昌华中大学演讲，阐明抗日战争之意义，10月9日，抱病接受《抗日周刊》记者采访，恳谈对日抗战诸问题。从此，他即全心投入全国的抗日洪流，  直到19 4 2年5月13日临逝前，他在写给何之瑜的信中说：“送上一文(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前三文(指《我的根本意见》、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2）还在关怀着抗日战争，没有放弃抗日的主张、虽然有些政见与中共中央相左，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也有些批评，但总的考察，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是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对抗日战争是有一定贡献的。

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和这场战争的性质，陈独秀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19388年10月6日，他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时说：“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束缚，并且使别的先进工业国亦不能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3）、“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饶的意义”。（4）陈独秀认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5）、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在指出战争的对象时，陈独秀说：“战争之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府。”^（6）对于抗日战争的根源，陈独秀的分析是：“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7）就中日战争讲，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演讲中，从戊戌维新、庚子赔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讲到“九·一八”事变，都是因为工业、科学不发达，国力不强，乃至挨打，“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8）

 陈独秀对于抗日战争所持之观点和态度，集中地表现在《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中提出的十条抗战纲领：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得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除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政治教育，改良士兵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地民众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

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这个纲领从当时和现在来看，是一个主张坚决抗，有利于抗日战争的纲领，一些条文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基本精神是接近的。

 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共中央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倡和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论述国共合作时说：“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9）“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车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0）陈独秀出狱后，对国共合作、同抗日是持拥护态度的。1937年8，他曾主动找到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出狱前夕拟就的几条提纲中，也有“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体战”的主张。在此以前，他视国民党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中共中央是坚决的反对派。由于抗战兴起，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在民族危急存亡之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之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11）他建议“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政治的批评，”^（12）“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与开放政权混为一谈。”^（13）为了维护抗日大局，陈独秀从出狱到逝世，没有在正式场合发表反蒋、反政府的言论，同时也基本上信守了不与中共论战的承诺。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以其优势兵力长驱直人，侵占了华    北各地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把战线迅速推向华中、华南，准备围攻武汉和广州。当时，对抗日战争的前途认识，是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问题。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空幻论调。为了教育人民，唤起民众抗日的热情，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科学地分析了这场战争的特点，根据这场战争发展的规律，指出了总的趋势是：“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结论是：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周恩来于l 938年10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目前抗战形势》的文章，指出：“中国抗战，经过了十五个月的英勇战斗，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对中国抗战之速亡论和速胜论，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14），“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15）陈独秀对这场战争的前途预测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观点是一致的。他首先是痛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班亡国论者。1937年11月，他在《打倒消极先生》和《言和即为汉奸》两篇文章中要求政府处置汉奸，“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16）“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政府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定主战人物。”（17）另外，他也坚决反对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18）他还说：  “这种最后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19）陈独秀是相信只要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动员民众蜂起抗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陈独秀在抗战中的言行，在总的方面，对全局性的问题，是站在坚持抗战这一路线方面的，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分析和错误的言论。这些错误的言行，究其历史责任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比之抗日时期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的消极抗日要落次几倍，比之从共产国际回来负责指导中国半壁河山抗日运动的王明的右倾错误也逊色得多，因为，此时的陈独秀只是普通百姓，最多算个社会名流，其社会影响比其他人自然是降格多了。

 1938年7月23日，《青年向导》第三期载出陈独秀的文章《论游击队》，该文把游击战说成是“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是因为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上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20）这一番谬论，正体现了陈独秀仍然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仍然抱着城市中心论，忽视农村根据地的错误立场。与之相反，领导艺术高明的毛泽东，却把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来看待。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不妙，并预先在日军侵入山西时，以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1928年5月，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问世，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回答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诸多方面问题，详尽地阐明游击战争对抗日作战的重大战略意义。历史发展的结果，证明依靠农村，依靠抗日根据地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与日军作战2万5千余次，消灭日伪军111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个，解放区人口由15 0万发展到1亿多，抗日军队由4万5千人发展到10 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 2 0万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游击战略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威力是陈独秀未能料及的，也是他未能看到的。

注释：

1，《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P482，光明出版社

2，《给Y的信》，Y即何之瑜。《陈独秀著作选》P611，上海人民出版社

4—8，《抗日战争之意见》，《陈独秀著作选》P392—397，上海人民出版社

11—13，《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著作选》P444—445

14—15，《新华日报》，1938年10月

16，《打倒消极先生》，《陈独秀著作选》P407

17，《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蓍作选》P409—411

18，《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著作选》P434

19，1937年10月15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

20，《论游击队》，1938年《青年向导》第三期

一九九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