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无私奉献精神

       关于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重要贡献，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中指出：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创造了党……有功劳。”





       一、社会名流主导建党：背叛了自己的家族


     （一）作为社会名流的陈独秀

       说陈独秀是社会名流，应该不会引发异议。我们可从下面史实来看：从五四运动到建党，陈独秀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名刊《新青年》主编。

       1917年元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立大学，在国内只要说到“大学”，所指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之下就是文科、理科两个学长。陈独秀做的是当时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是由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任命状。说是“社会名流”毫不夸张。他在北大三年多，文科学长做了两年多。

陈独秀（1879-1942）

       当时的广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省份，因为不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先中华革命党后国民党）人控制的省份，有相对的独立性。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独秀虽然仅做了九个月，但陈独秀这个委员长不仅有职有权——省长陈炯明把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陈独秀办教育，汪精卫、胡汉民只是其中一般的委员，而且待遇丰厚——月薪300块大洋。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7年初随着陈独秀迁至北京。在上海期间《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两三千册，影响力并不太大，但到了北京大学，借助北大的平台，《新青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编辑和优秀的作者，还有着高质量的读者群体。所以《新青年》的发行量一下子扩大到一万五六千册，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刊物之一。仅就《新青年》主编的身份，说陈独秀是“社会名流”也并不为过。

       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凡是具备这些身份的人都应称得上“社会名流”。


     （二）坐镇上海率先建党，各地纷纷起而响应

       首先，在组织上，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国内外共有8个地方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都与陈独秀有关。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从1920年6月至8月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也就是陈独秀的寓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从1920年8月起他坐镇上海，通过写信指导、派人组建和亲自改组等方式，推动各地建党建团。在他的指导、推动和联络下，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欧洲等地相继建党。党的北京早期组织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其他地方党组织或称支部或称小组，都是上海发起组的下属机构。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去广东，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广东也推进广东建党，把广东早期党组织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色彩很强的党组织改造成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其次，在思想上，领导三次思想大论战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一次是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是反对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被称为“问题与主义论战”。第二次是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三次也是最主要的论战，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根深蒂固，在建党初期也是影响深远。经过论战，终于使无政府主义在我们党内逐渐地失去了思想上的市场，让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也对陈独秀建党非常满意。维经斯基多次提到陈独秀这么一个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的教授，称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在中国建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另一个俄共特使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在报告中说：“陈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陈独秀不是无产阶级，一个不是无产阶级的名人能够带头宣传马克思主义，能够带头建党，实际上革的就是自己的命。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加入共产国际条件》和列宁对于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职务成为职业革命家。就这样，陈独秀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业，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包括放弃自己的高薪。

       在中共一大上，13名代表中没有陈独秀，但他仍当选为中央局书记。1921年9月10日，陈独秀在包惠僧的陪同下回到上海老渔阳里家中，专任党的中央局书记，从此成为列宁和共产国际所要求的职业革命家。

       陈独秀的光明磊落也得到了党内外的称赞。不仅共产国际、苏俄代表们对陈独秀称赞有加，这从他们发回苏俄的密电中就有明确的反映，而且在中共党内也广受好评，邓小平曾经评价陈独秀是“不搞阴谋诡计的人”。李维汉也评价陈独秀：“是党内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此外，老战友鲁迅也对陈独秀有过很高的评价：“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受到各方认可的明确领袖——陈独秀”，不仅中国其他名义上的“共产组织”都无法与其影响力抗衡，而且在中共党内陈独秀的威望和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以致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的1927年7月12日才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秘密指令调整了陈独秀的工作。




       二、放弃高薪和家产，贴上个人住所、稿费、版税：奉献物质财富


     （一）放弃高薪

       陈独秀成为职业革命家，必须放弃担任的社会职务。此前，陈独秀一直是高薪。1917年初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1920年12月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月薪还是300块大洋。以1917年为例，当时北洋政府的薪资体系大致是分为几个等级：全国范围最高等级的是1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第二高的是民国议会的议员，月薪500块大洋。第三高的是民国的总统、总理，月薪400块大洋。第四高就是民国的内阁总长们，加上北大的两个学长，月薪都是300块大洋。一般而言，北大的教授240块大洋，副教授120大洋，讲师80块大洋。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是8块大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时专门提到了这一段。他说：“当时我在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收入不低，有八块大洋。”毛泽东特别加了一句“收入不低”，说明他对这个收入应该是满意的。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专任中央局书记后，上海著名的商务印书馆曾找到陈独秀，希望他做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每月300块大洋，每年只要编辑几部书稿、提供一部书稿就算完成任务。但陈独秀没有接受，因为商务印书馆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按照可比价格，当时1元（1元即1块大洋，编者注）钱可以买10斤猪肉、40斤大米。一般工人平均月薪只有7元，保姆是3元左右，北京一座四合院的平均价格也就3500元左右。


     （二）放弃丰厚家产

       陈家是安庆城内的大户人家，亦官亦商，家产丰厚。陈独秀的继父陈衍庶做过清朝四品官员，而且既做官又经商，所以积累了丰厚的家产，在北京、杭州、辽阳和安庆等地积累了一批土地、房产、店铺，还有一些古玩等，而陈独秀是陈家这一辈中唯一的财产继承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爪牙、军阀倪嗣冲占领安庆，对陈家进行了第一次抄家，抄走了不少财产。虽有很大损失，但家底还在，依然可观。陈独秀自己对家产历来没有兴趣，尤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对于封建家庭的这些家产不仅无意，也不可能去继承。


     （三）创办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

       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新青年》也造就了陈独秀。陈独秀走到哪儿，《新青年》就带到哪儿。他在上海，《新青年》就在上海；他到北京，《新青年》就被带到北京；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又被带回上海。这么一个发行量在北大曾经达到一万五六千册、有巨大的影响力的著名杂志，在建党过程中被改作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从1920年9月1日起，《新青年》8卷1号开始作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刊物，吸收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新青年》编辑部。


     （四）用个人收入贴补党的经费

       作为职业革命家，陈独秀还用稿费和版税补贴党的经费。当时共产国际为推动各国建党，都有一些经费发放给各国。在中国，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拿到共产国际经费后，全部用于党的工作，且一清二楚。1922年6月30号，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过一个报告，汇报了从1921年10月接受共产国际资助以后十个月中党的组织发展和经费使用情况：党员数量由50多位增加到195位；党的经费总共支出了17655元，其中共产国际经费是16655元，自筹经费1000元。在党的一大、二大之间，中共并没有党费这一说，党费是在二大党章制定以后才开始征收的，分为四个等级。一大以后党的自筹经费1000元主要依靠党内同志的资助，尤其是陈独秀个人稿费的资助。

       此外，陈独秀还为各地建党经费提供担保。从现有资料看，他为长沙毛泽东办文化书社提供担保，让毛泽东拿着担保到好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支取了300块大洋。毛泽东后来很快就把文化书社办起来，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革命力量发挥了作用。另外，武汉的恽代英为办利群书社，也到上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也在亚东图书馆为他担保了300元。恽代英带着300元回武汉办了利群书社，同样宣传马克思主义、集聚革命队伍，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陈独秀已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的稿费显然不够归还亚东图书馆的担保款。汪孟邹等了两年，见陈独秀还没还，于是硬着头皮找到陈独秀商量还款的事。此时陈独秀也入不敷出，说：“我哪里有钱呀，你看，我的家也被抄了。我现在自己的收入，你也知道。”汪孟邹显然有备而来，他说：“这样吧，你把你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所发表的文章交给我，我来给你编个文集，你用文集的版税归还吧！”陈独秀只好答应。亚东图书馆很快就编出了《独秀文存》四卷。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出版自己的文集，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独秀文存》。出版后发行量非常好。第一版汪孟邹没敢多印，只试探印了一批，然而在此后从1922年至1934年的12年间连续出了10版，发行量很大。依靠《独秀文存》版税，陈独秀不仅改善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还清了作为党组织发展经费的600元担保，也补充了党的经费。


     （五）贡献老渔阳里2号的自家住所

       陈独秀1920年2月19日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一天正好是1919年农历大年除夕。3月23至26日间入住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就是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张国焘1920年7月从北京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到了陈家以后，发现楼上三间，一间是陈独秀夫妇和两个孩子的住所，还有一位女青年叫王会悟住在陈独秀家，另外一间是陈独秀的书房。楼上三间房，就是这么安排的。关键是楼下三间，据张国焘观察，一间是《新青年》编辑部兼陈望道的住所，另一间是堆放《新青年》的地方，还有一间是陈独秀的会客室。另外还有一个亭子间住的是李达，他1920年夏天刚从日本留学归来。11月7日李达在这里开始主编《共产党》月刊，所以陈独秀的7个房间挤得满满当当。这里共办了三种期刊：《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按时间顺序，这里住过的进步青年有王会悟、张国焘、陈望道、李达、李中、叶天底等。其中李达、王会悟就是在此相识、相爱、结婚、居住，婚礼由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主持，一直居住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前夕。

上海老渔阳里2号旧照

       出入老渔阳里2号的进步青年更多，据统计有197位。这些青年们是为追求真理而来，也是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戴而来。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这里成立，时名“社会共产党”，对外简称“社会党”。到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二是筹备中共一大。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辅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筹备处就在老渔阳里2号。三是一大以后中央局机关驻在老渔阳里2号。中共一大1921年8月初闭幕，成立了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书记，中共一大中央局机关驻地就是老渔阳里2号。




       三、奉献了人身自由　两个儿子为革命也献出了生命


       为了建党伟业，陈独秀还奉献了人身自由。

       他一生八遭通缉、五次被捕、四次坐牢。其中四次坐牢都与领导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创建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第一次被捕入狱在1919年6月11日的北京街头。陈独秀曾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号召北京市民“直接行动”争取“彻底解决”，而被北洋军阀逮捕关押了98天，9月16日被保释出狱。

       第二次被捕入狱是1921年10月，在作为中共一大中央局机关的个人寓所。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于9月上旬回到老渔阳里2号自己家中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不到一个月，10月4号法租界巡捕就搜查了这里，把室内的《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期刊查抄没收，把一批重要文件尤其是中共一大的重要文件一扫而光。陈独秀也被巡捕房关押了22天。与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有杨明斋、包惠僧和柯庆施3位共产党人，还有陈独秀之妻高君曼。

       第三次被捕入狱是1922年8月，作为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的个人寓所。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寓所再遭法租界巡捕逮捕。此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和第一个民主革命纲领，还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和加入共产国际等决定。陈独秀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与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等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会后仅半个月，陈独秀即遭逮捕，被关押在巡捕房，家中再遭查抄。好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社会名流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及时施救，数十日后被释放出狱。

       第四次被捕入狱在1932年10月上海虹口的秘密住所。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再遭逮捕，秘密住所再遭查抄。公共租界当局将他移交国民党警方，当晚即被押解到南京，1933年4月开庭审判。虽然此时陈独秀已被党内撤职并开除党籍，但是他自认为还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法庭上，著名民主人士、民国十大律师、陈独秀的老友章士钊免费为他辩护，说他跟共产党已无关系，而且反对共产党。陈独秀闻言拍案而起，当庭声明：章律师的意见不能代表我，应以我自己的辩护为准。

       此外，陈独秀还为中国革命奉献了两个优秀儿子年轻的生命。在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6月至1928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时任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长子陈延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次子陈乔年，均在上海英勇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年仅29岁和26岁。

       文章来源：《世纪风采》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