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之一

与高晓岚（1877-1930）结婚。（婚后生有三个儿子：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陈松年<1910-1990>；另有两个女儿，但都过早病逝了。）

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

年底，写《扬子江筹防刍议》（逸失）《扬子江形势论略》（现存有），准备写《湖中水师》（未成稿）。

1898年

而后，到沈阳在嗣父衍庶身边做文书的工作。

1899年

母亲大病，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到家时，母已仙去。不久与大哥一同启程，自去日本，大哥回东北。

1901年

11月，到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参加励志社，不久即脱会。

1902年

春，由日本回到安庆，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 上海 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准备办《爱国新报》，“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9月，再次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

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26人于成立那天署名加入。这标志着陈独秀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1903年

3月31日晚，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缜一起割了姚文甫辨子（陈挥剪），并将其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姚文甫为清政府委派的约束留日学生的学监，常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公愤。）

4月间，同张继、邹容一起被迫返国，到达上海之时，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5月17日，陈独秀等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陈首先发表演说），（规模和声势大大超过了1902年的那次）。众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有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公布”。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

5月24日，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蛊惑人心”；陈独秀则继续举行演说。“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辑槼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 逃到上海 。

是年夏，陈独秀到达上海之日，正当苏报案之时（苏报案已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民国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民国日日报》共出版了3个月又23天，同年12月1日便停刊了。）陈独秀留在上海，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的世界》>，连载于《民国日日报》，刊至十一回的大半回时，便停刊了。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中陈独秀（陈由己）算译者之一，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

1904年

初，潜回安庆，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与房秩五和该校教师吴守一常“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约房秩五和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

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创刊。安庆（编辑），社址（芜湖），上海（印刷）。共办了23期，现仅见22期，1905年9月，自动停刊了。

10月间，应章士钊之招，来到上海，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等试验炸药。”

1905年

1月，返回芜湖。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是年夏，与加在寿州（今安徽寿县）的体育教师柏文蔚以及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相约到淮北一游，经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一路寻访名人，游览名胜，最后到达寿州。在寿州柏文蔚带陈独秀等人访问了寿州名士孙毓筠、张澍候、郑赞丞、石敬五、宋健候等人。后与柏文蔚、常恒芳（字藩侯，寿县人）发起建立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安庆设分部，部长常恒芳，南京设分部，部长柏文蔚。岳王会侧重于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此间， 9月25日，五大臣启程，吴樾怀炸弹潜入正阳门站，登上专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此即吴樾狙击五大臣出洋事件，陈独秀参与了密谋。)

1906年

暑期，与苏曼殊一起来到日本，于处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陪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任教。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

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

4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1908年

秋，回国，同年底重返日本，与邓仲纯、苏曼殊三人同住在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一小屋。

1909年

约9月间，从日本回国，居杭州。结识了刘三、沈尹默、马一浮等友人，且过从甚密。

10月22日，其长兄孟吉去世（作《述哀》诗一首，寄托哀思），得悉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

1910年 2月间，又来到杭州。

1911年

年 初，在陆军小学堂（杭州）任地理历史教员。 此间，与妻妹高君曼结婚。（婚后生有一子陈鹤年、一女陈子美[晚年移居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 学堂队长光复会会员周亚卫“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憟然”。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21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

1912年

1月初， 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 上海 ，“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赈济安徽各州县灾民。 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14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 走马上任秘书长之职，同事有邓艺孙、洪海闿、江津本、李德膏、卢光浩、马汝简、吕嘉德、李中一、龙炳等人，还有张啸岑、吴越也在秘书处，管理文书、收发。 （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张啸岑回忆 ]）

4月，主动辞去秘书长一职（由李光炯接任），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聘马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直到1913年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5月，孙毓筠去北京，接受袁世凯重金聘任为高级顾问。

6月间，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

6月底，柏文蔚返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

6月30日，柏文蔚被免职，由孔多森接任。陈独秀拒绝与孔多森共事，在孙为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走。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即 离皖赴沪 。 “ 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撰写了《字义类例》书稿，由亚东图书馆干1925年12月出版。

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随柏文蔚返皖，协助制订讨袁计划，并起草《独立宣言》。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在讨伐袁世凯的时候，陈独秀来到了芜湖，被当地驻军首领龚振鹏绳绑，险遭枪决。

9月间，“二次革命”失败，袁氏爪牙倪嗣冲任皖都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抢走了嗣父衍庶收藏的字画。

1914年

7月，又东渡日本。参加了欧事研究会。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同时，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

11月10日，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双枰记>叙》和《爱国心与自觉心》，最早使用了“独秀”的名字。前一篇署名“独秀山民”，后一篇署名“独秀”。

1915年

6月中旬，与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的妻子团聚一起。20日，亚东图书局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汪孟邹日记）席间，陈独秀提起想让汪孟邹资助办个杂志的事，但是亚东图书馆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这个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

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该刊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1916年初开始，它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为100页，六号为一卷。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撰。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从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返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新青年》的最高发行量为15000份，撰稿人为300余人，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除主撰人陈独秀外还有三位，即胡适、李大钊、鲁迅。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此间，陈独秀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1）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2）发动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3）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

1916年 11月26日，与汪孟邹为了开办书局招股的事通车抵京，28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是时，有两个人推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汤尔和。后蔡元培“三顾茅庐”，延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 1月，陈独秀进京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此间，主要致力于两方面工作：（1）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2）东西文化论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1918年 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参加），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1918年12月22日创刊。 此间，还进行了奋战顽固派的斗争 。

1919年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教授会主任，陈独秀被撤去了文科学长职务。

5月4日，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6日）三期“煽动问题”特号，详细报道了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系统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了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

6月8日，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为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取印刷。印完后，已经深夜一点多钟。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

6月11日晚10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肠胃受病”，获释也未得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察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之检束”，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

10月12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

11月12日，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这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

（此间，东西文化再论战，批判东西调和论调）

1920年

1月份

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此间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为“持论底榜样”。

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此间，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主张办刊面向工人群众。另外，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

2月2日，乘“大通轮”， 溯 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2月5日下午三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2月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

2月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

2月8日下午2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数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当晚乘车北上返京。（“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

2月9日下午，抵达北京。准备写几封请柬，约胡适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正写时，一警察进来询问了一番。于是先躲到胡适家，后到李大钊家。李大钊当即决定护送他出走。化装出行到天津，陈上了火车后，李大钊才回北京。在途中，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2月12日，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馆，生病五六日。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本打算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但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2月27日，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到会的有王光祁、汪孟邹等二十余人）

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外，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底劳动状况”。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

3月20日，在青年会演说《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者约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演讲时，陈独秀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明、廖仲恺、戴传贤作陪。（孙陈两人首次见面）（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在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即《新青年》第七卷六号）亲笔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同年11月，两人又出席祝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4月间，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4月间，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

4月2日，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

4月16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

4月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

4月26日，筹备会议议决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

4月28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 …… 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5000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7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